谨言慎行是做人的首要原则，一个人只有谨慎做人，才会用心做事。急躁轻率、鲁莽冒失的性格最终会招致失败。谨言慎行，可以使人不断进取，建功立业；也可以使人于功成名就之时，防骄戒奢。谨慎的人，深思而熟虑，这样的人往往也是谦虚的人。谦虚谨慎的人，才持重稳健，足智多谋，他们做事细致严谨、小心慎重，有严密的科学态度和很强的责任心。很多人功成名就与其“一生谨慎”是分不开的。
在清朝王永彬先生的文学品评著作《围炉夜话》中有这样一句话：“小心谨慎者，必善其后，畅则无咎也；高自位置者，难保其终，亢则有悔也。”意思是，凡是小心谨慎的人，事后必定谋求安全的方法，因为只要戒惧，必然不会犯下过错。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如果不能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即使是走在平地上，也会跌一跤的。越是权重位高的人，越要谨慎小心，只有这样才不会犯下过错，自毁前途。
天下事没有永远安稳、恒常不变的，万物都有盛衰，因此，高山之旁必有深渊，爬得高必定摔得重。但是，世间人往往不明此理，忘形于荣华富贵之中，以为天下才智莫过于已。殊不知一跤摔下便是深谷，如何能永远处在巅峰呢？
有些人做了一点成绩就洋洋得意，自以为高不可攀了，这样的人即使在高处，也注定会栽跟头的。身处高处时，更需要适时的低头。其实，适时的低头不是一种消极的、不情愿的低头，而是主动的、有意识地消除隐患。
清朝名臣曾国藩不愧是一代理学大师，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在个人修养方面，虽然他位高权重，格外受到皇帝器重，但是他一贯保持朴素节俭、诚恳勤奋、谨慎小心的为人处事风格，行事低调、讲究慎独和慎行，坚定地向自己的目标挺进。在迂腐破败的时代里，他高举着儒家理学的旗帜，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他为官清廉、为民做主的社会抱负和理想。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末年，他的为官生涯是从翰林院供职时开始的。而在此时，曾国藩“慎”的思想就开始表现出来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会试取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举进士。后来参加朝考，列一等第三名，被受职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清代的翰林官，不定时举行“大考”，以为升迁降黜的依据。曾国藩在翰林七年，谨慎对待“大考”，用功不懈，因此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而不像有的官员终日淫浸在声色之中，只知贿赂行事。因此曾国藩屡蒙超擢，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这一慎也就为他换来了以后担当大任的官阶与资格。
自曾国藩以丁忧在籍的侍郎身份在湖南开始办团练到咸丰八年，曾国藩已由文人而当领兵之大任，成为兼辖四省的领军大帅兼两江总督。在这其间，其父病故，曾公立即报请丁忧，并且不待奏请，拜疏即行回家守制终丧，而不肯再回江西去做督师。咸丰帝几降谕旨才迫使曾国藩出任浙江军务。曾国藩一再推脱，是他戒慎戒惧之心所起的作用，他对这样的高官显宦并无希慕之心。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军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将湘军裁遣归里，以此表示他无意挟持军权以自重的态度。
在处世方面，曾国藩同样谨慎小心，不轻易露出锋芒。曾国藩一向注意自己的言行。他认为“锋芒则露杀气，圆通则显和气”。只有学会保全自己，才能趁对手疏忽之时，转守为攻，敲定胜局。他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教育家人及僚属。他在奏请裁撤湘军的同时还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是因为此时曾国荃攻陷天京，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清廷也怕他尾大不掉。曾国藩见此就奏上此折以保全其弟。这是聪明的一招，也是处世慎思慎虑的表现。
曾国藩亦善于避开是非圈，时值满族贵族官员官文任湖广总督，而官文与湘军有矛盾，这与清廷满族权贵对汉人的不放心有关。曾国荃被任命为湖北巡抚，官文则用计把他调离武昌，保奏其为一个无权的“帮办军务”，这令曾国荃大为恼火，就写折参劾官文。曾国藩闻此事后，惊骇不已，认为此事必招致很多的麻烦，于是拟密折保官文，请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曾公此举挽回了满贵对湘淮的猜疑，避免进入是非圈。
越是权重位高的人做事就越应当尽心尽力、谨慎小心，这样才不会有亏职守。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僚属，曾国藩始终提倡不露锋芒，慎重对待权势问题。因为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在这方面谨慎又小心，才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而不至于卷入不必要的是非圈，导致身败名裂。
谨慎小心是强者的一种选择和境界，亦是低调者的行事风范。低调是一种儒雅的人生气质，是一种成就大事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事业上成功的人为人处世都很“低调”。
“谨慎之人，方能成大功”，做大事最需要谨慎，一步都错不得，往往一步之差，全盘皆输。居高位的人要想长久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须小心谨慎地处事，才没有倾覆的危险。
埋头的智慧：
不要以为一时的高处就是人生的终点，其实，一时的高处并不能说明什么，成功更青睐能在高处低头的谨慎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