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途径上，使专业化与联合体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合作制发展道路的原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现，打破了“一大二公”的老框框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模式，开辟了我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新路子。首先，它为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几年来，我国八亿农民理直气壮地发展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普遍提高，农民手里有粮又有钱，有了发展专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引起了多种经营、分业分工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大批专业户、重点户；而专业户的出现，又为解决我国业已存在的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找到了一条出路。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各种形式的专业户、重点户正在与日俱增，先后出现了承包专业户，自营专业户，有些兼业户正在逐步向专业户过渡，还出现了由专业户向专业村扩展的趋势，在有些地方已变成现实。这些专业户（专业村）、重点户，是新型的商品经济形式，它们的发展也就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专业化的出现，就要求社会服务，包括产前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目前出现的种子、植保、农机、饲料、畜牧、兽医、农技等专业公司（站）已经和专业户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联合，出现了一些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经营内容、管理形式、隶属关系都不同的新的经济联合体。有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也有以基层劳动联合为基础，又同国营集体经济相联系的经济联合体，还有少量的跨社队、跨省区的经济联合体，如专业性的生产联合、供销联合、运输联合、加工联合、技术服务联合等。这些联合体，是一种新的合作经济，代表着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种有专有联，专联统一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创立，使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出现了新的特色，又是家庭为基础的小规模，又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层次自愿联合的，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正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制既坚持了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又保障了农户的经营与主权；既坚持了统一计划管理，又保留了家庭分散经营；既坚持了统一核算、联产计酬，又体现了按劳分配；既有专业化，又有联合制，使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呈现新的特色。其中“统分结合”的原则又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始终。这是我国农民创造性的伟大实践活动，又是党创造性的新的理论概括，它给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把毛泽东农业合作制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旺盛生命力已经展现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并将随着实践的检验和完善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为甘肃省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研讨会交流论文，刊于甘肃省委党校《理论学习》1984年第1期）
论实行“一国两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还没有最后收回台湾，祖国还未实现统一，这为中华民族带来了耻辱。及早解决这一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的共同夙愿和神圣职责。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科学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关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设想。这一设想，不仅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也为中国进一步实现和平统一大业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它的逐步实施，必将使祖国早月统一，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富裕幸福；使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以新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而且长期和平共处，这种理论和构想，在马列的着作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而中国共产党人和邓小平同志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在中国这个特殊国度里却勾画出了这种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特殊政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列宁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原理的活的运用，也是根据列宁关于“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原则提出的，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它的实现有其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实现祖国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这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秦统一以后，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动乱和分裂局面，但由于中华民族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最终均告统一。在近代，香港被英国统治一百多年，台湾与大陆分隔三十多年。这种现实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长期忍受的，任何有碍于祖国统一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海峡两岸的国人不能接受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统一是历史大趋势，是民族情感之所在，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目前世界上处于分裂的几个国家中，唯有中国不存在国际性的“两个中国”问题，无论大陆、台湾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些都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巩固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日益完善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在国际关系上始终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持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特别措施，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历史作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在成为世界注目的兴旺发达的东方强国。这样的国体和国际地位，不仅能够使香港问题迅速得到解决，而且迫使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的构想必将在海峡两岸变为现实。
再次，既能尊重现实，又能促进大陆经济现代化和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繁荣，是实现“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和比较发达的经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但要照顾不同制度、政党、阶级、集团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这样，“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才能兼顾各方利益，达到预期目的，才能迎来一个统一的中国、繁荣富强的中国。
有人对“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产生怀疑，认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行两种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问题如果用革命导师列宁的话作个简单回答，那就是在现阶段，社会主义还“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303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国际条件和俄国的经济情况，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来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为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创造条件。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3页）。同时，他还主张实行租让制，颁发了“租让法令”，甚至主张把整个巴库地区以西、以外国资本家可以接受的条件租让给他们。这不仅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联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当今世界仍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历史阶段，列宁的思想不但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适用，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也同样适用。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社会主义，但并未拒绝、也并不拒绝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自己阶级利益之上，实现了两次国共合作，维护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促进了我国的“四化”建设。当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振兴中华，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更当高瞻远瞩，豁达大度，广采博纳，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一国两制”这一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最佳方案，同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新的合作。这无论从我国政治的或经济的、现实的或历史的实际观察，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从政治方面而论，我国不完善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需要联系资本主义。我国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基础，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因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遗迹，造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善状况。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根据各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这又增加了前进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里，我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其次需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学习”。“学习”他们直接依靠政府职能调节生产和分配，促进生产社会化的手段；借鉴他们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某些社会意识形式（除去阶级色彩），等等。这对完善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
从经济方面而论，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薄弱的物质基础决定了需要联系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摆在我国工人阶级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发展社会主产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但是我国的社会化生产力基础差，科学技术水平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左”的错误，没有把发展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放在应有的位置并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欲迎头赶上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急起直追。在这里，学习和利用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武装自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明智与智慧。对祖国土地上的港、台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不以战争的手段破坏，对其资本主义制度和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予以保留并充分利用，这真是件“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以香港为例，实行“一国两制”后，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加强国际技术交流，更好地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它成为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实行经济联系和技术交往的一个纽带；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带动内地某些行业的发展，等等。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现实角度而论，我国现实的国情、国力和国策决定了需要联系资本主义。旧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化大生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72页），加之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人口众多，各民族成分甚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等。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特点。如果我们无视国情、国力的现状，实行一刀切，那就是列宁所批评过的“愚蠢”和“自杀”。这方面我们过去吃的亏已经不浅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党的十二大在提出新时期总任务的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核心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发展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资本家独资经营企业，并允许适合多种经营方式的新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对香港、台湾地区制定了更加灵活的特殊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统一后，香港、台湾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这不仅有利于祖国统一，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