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都以为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过去的传奇，未曾想到，他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2009年5月5日下午3点，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内迎来了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金融大鳄索罗斯和奥普拉·温弗利在内的14位贵宾携带家眷，悉数出席。谁将这些人齐聚于此，开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论坛”
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个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两个人，他们出面发起并组织了这次聚会。而大卫·洛克菲勒，则是这次聚会的主办方。
也许是全世界最值钱的这一份请柬底部，3个人的签名赫然在目，从左至右，洛克菲勒、盖茨、巴菲特。请柬里写明，为了世界经济与慈善的未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与这些在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交流。
有人将这场聚会透露给了美国一家网站。这些身家加起来超过1300亿美元的人在密谋什么·一时间，全美所有人都开始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令人应接不暇。包括“ABC新闻”在内的各家媒体形容这场宴会为“秘密”、“阴谋”，声称每位名人都有15分钟的演讲时间，有一家广播电台甚至公然宣称，“这些富人在搞些不对劲儿的恶作剧，而这对我们明显是有害的。”
面对压力，前盖茨夫妇基金会CEO佩蒂·斯通尼斯菲出面澄清，但言辞却十分模糊，“这些老朋友、老同事们只是在一起商讨关于慈善的一些主意。”除了承认这次聚会的确为盖茨与巴菲特所发起，以及富人们“分享了他们的激情并且互相学习，没怎么讨论经济”以外，讨论内容是什么，佩蒂只字未提。
自始至终，盖茨本人选择了沉默。
2010年6月，人们终于知道了那晚富人们的密谋主题。
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选择在《财富》杂志上，通过他们的朋友，也是《财富》杂志的高级编辑卡罗尔·卢米斯公布了一年前聚会的真相——“令人注目地转变美国人慈善行为模式，引导他们捐出更多的财富。”也知道了在那次公之于众的聚会之后，这些在当下举足轻重的富人继续小规模私下相聚了两次，3次聚会同样都为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所举办。
在这些聚会上，盖茨、巴菲特与富人们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
在与妻子和巴菲特多次商议后，盖茨明白了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尽管他自己拥有约550亿美元的财富，但要达到他所希望的慈善成果，他还需要更多的帮助。
所有人的捐助固然重要，但更直接也更有效的，还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所能给出的承诺。在3次聚会结束后，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达成了一项共同目标——他们将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的400人”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项目标被命名为“作出承诺”。
即便这“只是道义上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盖茨与巴菲特的影响力也一样无远弗届。计划公布之前，4位美国顶级富豪，房地产巨子埃里·布洛德、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即通过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加入计划，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用于慈善。
数周后，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拥有135亿美元财富的保罗·艾伦也宣布加入“作出承诺”盟约。8月4日，40名顶级富豪联合发布声明，表示“美国40位富有的个人或家族许诺，将其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算，如果这个数字继续扩大，最终成功动员前400位富豪都投身于此项誓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能够募集到的金额将会超过6000亿美元。
这是一笔足以铭记在史册的巨额财富，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政权，将会被分散使用在遍及医疗、教育、卫生、科技等多个方面，以改善全人类的福利状况。
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比尔·盖茨，这个被认为在当今世界与美国总统拥有相同甚至更大影响力的男人。
在过去30年里，他先是征服了新兴的IT产业，全世界数十亿人都于“Windows”操作系统中获益，成为当之无愧的软件行业霸主，雄踞《福布斯》全球首富的位置多年；接下来，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都以为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属于过去的传奇，镌刻软件业辉煌的30年。未曾想到的是，盖茨却再一次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个永远穿衬衫牛仔裤，头发乱蓬蓬，还戴着硕大的啤酒瓶眼镜的“理科宅男”总是能成为王者。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他的成功，只想知道，他能前进到什么地步。
没有微软的未来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两年前，2008年6月27日，那一年，比尔·盖茨53岁，创立微软33年。那一天，是比尔·盖茨最后一天担任他一手创办的微软公司全职雇员职务。
自6月28日起，比尔·盖茨的身份就从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变为了名誉董事长。卸下微软事务的同时，盖茨也微笑着收起了自己的高尔夫球棍，原因和退休一样——“这会占用我太多时间”。
是盖茨老了，甚至没有时间去练习高尔夫球了么·显然不。比尔·盖茨的精力过人在业界广为人知，《IT没有明天》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评价盖茨，“年轻的时候，他有着患强迫症的软件程序员一样的偏执和匈奴大帝阿提拉一般的竞争力。”盖茨可以为了不浪费一分钟时间而在桌子下入睡，所以，这个被形容为“没有菲利·普卡恩(可拍照手机发明人)的热情，没有乔布斯的高雅，更没有拉里·埃里森(甲骨文CEO)的风采”的哈佛大学退学生，才能够带来计算机工业的革命，开创自己的软件帝国。
选择退休的他，拥有的时间成倍膨胀。盖茨的下一个征服目标是什么，成了所有人都在探讨的问题。但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在电视上羞涩微笑着，除了每周为微软工作一天以外，其余80%的时间，他都会“贡献给慈善事业”。在此前一周，接受BBC节目《Newsnight》访问时，他微笑着表示自己将把名下的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为自己的子女留一分钱。
这还是那个被《连线》评价为“集心狠手辣的竞争者、寡廉鲜耻的抄袭者和永不道歉的垄断者于一身”的比尔·盖茨么·为了达到目的，他曾经不择手段。制定行业标准的同时，他也曾扼杀了创新，与开放平台公然为敌。他咄咄逼人的商业风格，在过去的很多年，都给硅谷和美国及欧盟的政府部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歇过为慈善事业而奔走——早在1994年，他就以父亲威廉·盖茨的名义创立了基金会，1997年又创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会。2001年，他将这两个基金会合并，与妻子共同创办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慈善基金组织。2005年，50岁生日当天，盖茨许诺将捐出个人财产的98%给该基金会。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各种捐助活动，数额动辄以亿或十亿计。
而且，他一直都是布什取消联邦遗产税法案的坚定反对者，他的父亲曾和索罗斯、巴菲特一起，在《纽约时报》上登载广告，公开表示无论是否留下巨额遗产，都希望富人能够纳更多的税。
但，这毕竟都只是捐出财富，而非捐出时间与精力，将慈善当成另一项事业。
在素有慈善传统、捐助早已是公民习惯、被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钢铁大王卡内基语)、又有着良好保障与监督体制的美国，热心于慈善事业，是既能满足避税、又能提升公众形象，同时还能满足宗教需求的最好选择。
可是，在退休后选择将慈善作为生活重心，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并致力于将慈善事业水平大幅度提升，比尔·盖茨的行为已经不能用“善良”或者“大方”来解读。他俨然已将这当成了第二次创业。
也许，对于这个占据了世界首富宝座15年的科技巨子来说，仅仅是创造财富，已经不能再激起他的征服欲，满足他的成就感。钱的积累和花费，对于比尔·盖茨，许多时候只是数字的变化，如何更好、更有效并更有意义地利用，才能让这颗全世界最贵的大脑神经中枢再次兴奋起来。
仅仅用热衷慈善来定义盖茨，已然不够。他的野心，是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平等，证明他的财富、他的才华和他的影响力，都是那么的无与伦比。比尔·盖茨，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即使在许多领域——例如最早的浏览器领域，他会间歇性地输给网景公司，但只要他反应过来，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都会立刻奋起直追，直到最终称霸市场，令竞争对手完全破产。这几乎是一个已经将胜利和成功当作平常的男人。
许多人并不相信盖茨能彻底放手，完全将重心转移到慈善上。他退休的2008年，正是互联网平台风起云涌、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的时刻。微软，这个软件行业的霸主，虽然依靠其多年打下的根基，每周仍然能赚超过1亿美金，但刚刚发布的Vista操作系统骂声一片，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架构于网络之上的Google，则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尾，隐隐有了超越微软的趋势。而多年的老对手苹果公司，也依靠iPhone和iPod的成功，重新与微软在硬件终端和软件操作系统市场上分庭抗礼。
分析家们预言，1到5年之内，比尔·盖茨必将重掌微软大权。他不会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建立起的帝国被人遗忘或是分崩离析。
盖茨没有辩解，也没有许诺，他只是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
有人认为，这是盖茨认为自己终将投降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或许是盖茨已然找到了另一个征服目标。当胜利已然变得索然无味时，他需要开辟的是另一块战场。30年前，他曾经希望能够改变全世界人操作电脑的方式，他做到了。30年后，他的目标变成了令世界美好。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一座高峰，甚至比前一座更为艰险崎岖。但对于一个企业家、一个程序员和一个已经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
慈善“理想国”里的王
离开微软的两年里，盖茨没有食言。每周，他为微软工作一天，其他时间里，他奔波于世界各地。
在尼日利亚的索托科和印度的莫拉达巴德，他帮助当地人民对抗脊髓灰质炎，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发病后的治疗；
在菲律宾，他资助研发高光合效率、抗洪涝和耐寒的新品种水稻，这让许多人免于饿死的命运；
在博茨瓦纳，他为艾滋病患者们提供医疗帮助，并且一直在不懈地资助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在莫桑比克，他捐赠了16亿美元用于防治疟疾，从蚊帐、药物、杀虫剂到疫苗，每一方面都得到了他的关心；
在美国田纳西州，他用20多亿美元改革当地教育体系，帮助建立起更有效的教师测评系统，并资助少数族裔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在中国，他帮助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并亲自探访和看望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还和他们一起看了《断背山》；
在哥伦比亚，在尼泊尔，在新德里，在马里兰州；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比尔·盖茨的身影和他的金钱一样，无所不在。他的钱所触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除了大方捐赠金钱，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渠道尝试以全新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他开通了个人网站thegatesnotes。com，在网站上列出活动行程和他最近关注的事情，发表个人观点与看法。还注册了一个Twitter，和世界各国网友密切交流。
每隔几周，盖茨都会出席在美国知识风险公司实验室举办的“发明会议”，在科学研究方面继续贡献自己的心智。他比以前更爱读书，“每周平均读5本书”。而且，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他一定可以读得更多”。
他已经习惯了从微软退休后的新生活，在白宫频繁发表演讲，以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慷慨的慈善家双重身份，以新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IT界和商界，但也明显地增多了与美国各州的议员见面的次数。他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政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援助。除此以外，他也去拜访那些最富有的企业家，鼓励他们更多为消费者思考。
“因为比尔与商界、IT界和慈善界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的天赋，他能够带给世界一个更高瞻远瞩的视角。”前微软的商业部总裁杰夫如是说，“今天比尔·盖茨可能会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寻求来自国外的援助；明天可能就会见西雅图生物研究院的科学家，讨论艾滋病疫苗的研发；第三天他会和美国教育部秘书见面，商讨如何激励优秀教师。”
但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仍然是他最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与工具。
2009年1月26日，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去几内亚推动小儿麻痹症防御工作之前，比尔·盖茨代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基金会历史上的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这份报告是巴菲特劝说他撰写的，为了更好地阐明他的目的，盖茨必须充分调动起除了钱以外的其他资源，他的社会影响力和他的聪明才智。
和他在微软时的工作风格一样，盖茨喜欢用数字说话，他展示了基金会在各个领域的详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用详尽的数据和分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慈善事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他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结构作了透彻的分析，时值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和欧盟都正陷于经济低谷，盖茨警告所有人，尤其是富人，他们必须继续慷慨解囊，“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不平等，健康和教育的分配不均，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少。”《大西洋》月刊忍不住称颂盖茨，“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哲人来统治一样，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像盖茨一样的主宰者——同时他也十分积极接受这份使命的话，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那时，盖茨夫妇基金会不仅已拥有比尔·盖茨个人的350亿美金捐款，还有巴菲特捐赠的300亿美元，虽然是分期注入，但总额也已超过50亿美元。还有其他小规模的资金捐款在不断注入，这已是全世界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
但在盖茨和巴菲特看来，这仍然不够，从年度报告里可以看出，他们将一半捐款用于疾病控制，其余大多数则用于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水平和美国教育。在多个项目中投资，却并非每个项目都能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进展。
在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艾滋病疫苗项目的研发就十分缓慢，而教育方面的投资则对学生们没有产生十分明显的成效，教育本身就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还有人指责盖茨基金会，过多注重于疫苗开发等目前看来还需要漫长时日的防治手段，而非蚊帐、药物等触手可及的基本物品。虽然盖茨对此加以辩解，但他自己也不得不表示，“慈善和经商不同。即便出了错，也没有顾客出来抗议，更没有股价涨跌，来及时反映你的业绩。”
想要在慈善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或是从更深的层次获得他一贯拥有的影响力，盖茨必然面对的瓶颈在于，如何调动起更多的人，以便得到更多的钱。
3次聚会
NetJets航空公司展示的盖茨与巴菲特在私人飞机上的海报
和以往每一次遇到困难时一样，比尔·盖茨都会去找自己最好的朋友、偶像、人生导师，另一名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听听他的意见。
2009年3月初，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在奥马哈城为《财富》杂志拍摄照片，拍摄间隙，巴菲特请盖茨去他最喜欢的“好莱坞餐厅”吃饭。两位首富的菜单十分简朴，巴菲特点了烤鸡三明治，盖茨的午餐则是一份芝士汉堡。但他们的言谈，却涉及到了亿万美元的流向。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巴菲特都一直在为比尔·盖茨出谋划策。巴菲特独特的经营哲学和对经济走势的看法，对比尔·盖茨影响深远。而盖茨旺盛的精力与卓绝的行动力，则保证他与巴菲特制定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
正是在那顿简单的午餐中，巴菲特向盖茨提出了发动更多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的主意。盖茨为这个主意而兴奋不已，不过，他有一个附加的要求——这件事儿交给他和梅琳达来操办，因为“如果是巴菲特来主办，那这件事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像刚刚开始在车库创业时一样兴奋，3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联名给美国最有名望的古老家族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希望由他们出面相邀富豪共襄盛举。家族95岁的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欣然应允，他觉得这个点子“是个惊喜”，他答应做主办方，并借出古老而高贵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还带上了自己68岁的儿子小大卫一起筹备。
接下来，就是挑选首批将被邀请的富豪名单。人不能太多，但必须在此前就对慈善事业做出过贡献，并且拥有巨额财富。盖茨主导了整个聚会的邀请和筹备过程。
由于聚会在纽约举行，本地富豪成了优先选择，3人联名邀请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3名华尔街大鳄——彼得·皮特森，朱利安·罗宾逊和索罗斯，还有查尔斯·查菲尼，他已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捐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财富。
外地的嘉宾则包括奥普拉·温弗利和泰德·特纳，还有两对加州的夫妇：洛杉矶慈善家布罗德夫妇和前思科总裁莫格里奇夫妇。让所有这些人舟车劳顿，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齐聚一堂，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的联合邀请，却让这件事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布罗德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于是，2009年5月5日，14位慷慨的富人坐在了一张长长的圆桌旁，除了盖茨和巴菲特，他们都很好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究竟需要讨论些什么。在这次聚会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负责活跃气氛的人是巴菲特，大卫·洛克菲勒说，“他是个搞笑的角色。”巴菲特抛出了球，要求在座的富豪们聊一聊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和感悟。“随便聊聊，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慈善，”巴菲特说。
富人们轮番讲了12个关于他们自己做慈善的故事，小大卫·洛克菲勒的故事是他如何从父亲和曾祖父处学到慈善的妙处，泰德·特纳则描述了他是如何突然决定捐献给联合国基金会10亿美元，并克服重重困难得以成功的。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如此美妙，有些人表示担心过多的慈善会阻碍他们和自己孩子的关系。巴菲特事后回忆道，“我像个心理学家一样，一直在解决富人们的种种问题。”
比尔·盖茨则从中发现，每个人关于慈善事业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所讨论的范围涉及教育、文化、环境、卫生和公共政策，每个人都在激动地表示，希望给出更多。这让他激动万分。他如此评价那一场聚会，“美国人民乐善好施的多样性，是令美国美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随后进行的晚宴上，大家的话题变得更加漫无边际，主题由自身的捐赠变为了如何鼓励更多人付出。从总统授予奖章、拍摄电影、慈善指南到各种研讨会，没人给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也没人提到要真的捐献一半财富，但是，大家都在积极贡献着各种主意。那天晚上，当两位洛克菲勒离席时，他们内心笃定，“在座的许多人都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为慈善事业付出更多。”
这本应是一次完美的聚会。但事与愿违，还是有人向外界透露了这次完全私密的聚会。有人怀疑是查尔斯·查菲尼，但没有证据。两个星期后，一家名为IrishCentral。com的网站泄漏了关于这次聚会的一些信息，猜测与争议声四起。
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陷入了被动，因为直至当时，他们都还只在头脑中拥有一个模糊的雏形，整个捐赠计划，包括说服谁、如何说服、计划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
举行更多的富人聚会，并保持绝对私密，成了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的共同选择。梅琳达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还漂浮着的承诺是否能最终飞翔起来。”
然后，就是第二次与第三次聚会。这一次，梅琳达坚决要求，让所有富人的太太一并参与聚会，因为“钱虽然是富人们赚的，但看管的人却是他们的太太”。
2009年11月，盖茨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了第二次聚会。果不其然，这一次，太太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纽约投资银行家朗格尼参加了那次聚会，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费城的富人伦费斯特的妻子玛格丽特提出了当晚最好的主意，“每个富人都应该坐下来看看，到底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生活需要花费多少钱，然后看看其他所有的财富还能够发挥什么更大的作用。”毫无疑问，当步出公共图书馆时，富豪们都和第一次聚会时一样，暗暗下了要捐献更多的决心。
第三次晚餐走出了纽约，在加州的紫檀木沙山酒店举行，全美国各地的富豪蜂拥于此。但这一次聚会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梅琳达说，“很多富豪都只是刚刚拥有大批财富，对于为何要捐赠出去自己的金钱，他们还在慢慢树立起属于自己的观念。”所以，晚餐的时间被拉得很长，人们的讨论漫无边际，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到最后，为晚餐精心准备的牛肉都因为变冷而寡然无味了。
3次聚会之后，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发现，虽然富豪们的确都有心为慈善贡献出一份力量，但是围绕着慈善，也的确有许多潜在的问题。富人们忧心，如果捐献出大笔财产，社会舆论会对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各种慈善团体会不会无休止地提出索求；在国外的慈善事业如何才能够确保有效进行，而不是像把钱扔进无底洞。
比尔·盖茨说，“每个人都希望确保自己在给钱时像挣钱时一样的明智。”但是，即使有这么多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给出去的比应该给出的多”。
3次晚宴结束了，仍然没有任何具体想法或承诺成型。但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意识到，富豪们都已在潜意识里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鼓动他们，将这一想法真正落实。
“作出承诺”的成型
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3人的脑海中酝酿——为什么不劝说那些全美国最富有的人，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呢？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一旦真正实施起来，却有着极高的执行度。这些人的身份公开，财产透明，而其财富之巨，已然到了金钱在他们眼里只是数字增减的地步。对于他们来说，财富的增加并不带来更大的成就感，但财富更好地被使用，却能让他们满足。
盖茨、梅琳达和巴菲特3人开始了漫长的劝说过程。他们轮番给福布斯全美前400名富豪打电话或去信，想尽方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加入“作出承诺”这一盟约。并且，为了免除这些富豪的后顾之忧，他们并不要求富豪们将钱注入盖茨基金会，只要求他们承诺，将一半以上的财产用于慈善，便等于加入盟约。而且，他们还特别注明，这项盟约只是口头誓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2010年整个上半年，盖茨都在为了这件事而四处奔走。他和巴菲特一起，共找到了七八十位个人财富排名全美前四百的企业家，分头给他们“一一打了电话”。而梅琳达则负责建立起了一个“作出承诺”的网站，在网站上，所有同意加入盟约的企业家都会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自己加入的理由。
眼下，已经有40名富豪发表声明，与盖茨三人组一起，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公益。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甲骨文CEO埃里森(他捐出了自己95%的财产)、酒店业巨头希尔顿、传媒大亨泰德·特纳和石油大亨皮肯斯。正如巴菲特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头”。
所有这些慷慨的富豪，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些属于声名显赫的家族，祖辈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有些则白手起家，在席卷上世纪最后30年的技术革命里，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都和盖茨与巴菲特一样，选择了对财富的放手。
有些人出于宗教的信仰，达美乐批萨创始人莫纳汉出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捐献财产，他的捐赠书上如是写道，“我出生时一贫如洗，因此我坚信离开时也什么都不能带走。我愿用天主赐给我的财富来帮助别人。”
有些人为了教育下一代，布隆伯格表示，捐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一直觉得，子女们在慈善中的收益会比你希望的更多。留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比留钱给他们更强。”
而对冲基金创始人斯蒂尔则说，他决定加入盟约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告诉孩子们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最为重要。
还有些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泊，对于他们来说，留够钱以维持生活就已足够，剩余的财富，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解读为托管者，而非拥有者。回报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义务。花旗集团前高管斯坦福·韦尔说：“我们坚信，寿衣没有装钱的口袋。”凯雷集团的创始人戴维·鲁本斯坦则说：“慈善事业等于偿还欠国家的债，国家对我和我的家族是那么的慷慨。”
接下来，盖茨和巴菲特还有一长串美国国内的电话没来得及打。而他们已然准备将触角伸向国外，例如拥有古老财富的英国，或是新兴富豪扎堆的中国和印度。
他们深知，这些地方或是受制于传统观念，或是为不健全的法制所桎梏，想要推行他们的慈善理念，困难重重。
也有富豪表示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素有慷慨之名的索罗斯就未加入这一计划。但盖茨认为，这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全盘考虑。事实上，在他看来，加入这一盟约只会让富人们生活得更有价值。“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创造性资本主义
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世界经济正处于最低谷，金融危机在暗中涌动。作为“精英中的精英”，比尔·盖茨拥有比其他所有人都长一倍的时间，半个小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演讲。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有效的情况下，人们再次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资本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盖茨有他的看法。正是在这次论坛上，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
用盖茨自己的话来说明“创造性资本主义”，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富有潜力的全新市场，尤其是从已存在的相关市场中加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合作，以市场的力量为主导，令更多的人在努力减轻世界不平等状况的工作中获得利润或得到赞赏。”
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以市场激励因素推动为穷人做更多贡献的体系”，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与老式的资本主义定义，已然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作出承诺”的实行，正是“创造性资本主义”的一次实践。在我们已经习惯“为富不仁”的仇富话语体系下，比尔·盖茨和他所提倡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也许给了我们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富豪们当头一记棒喝。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它的人民为世界在慈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贡献了总GDP的2%用于慈善。但就如社会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人们还是习惯于捐赠给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学和文化界总能得到远多于他们所需要的金钱。
超级富豪们这一次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数额扩大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所领导的“作出承诺”盟约，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美国人的财富观与捐赠观。50%属于超级富豪们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而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是比尔·盖茨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开始。在许多人还沉浸于他过去33年软件IT业霸主辉煌生涯之时，他却已然转投向了新的战场，并在此摧城拔寨，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不懈、创新与无可替代。
在他退休前，风投商人米歇尔·科兹曼就曾经如是预言，“在遥远的未来，那时或许已经没人记得微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但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盖茨的基金以及他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我所认识的盖茨
张亚勤和夫人参加盖茨退休聚会
技术天才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个小时延迟了40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seesomethinginthis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互相欣赏，但性格却各不相同，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飞色舞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听到这些，盖茨犹豫了，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马上任了。
盖茨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盖茨告诉我，“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年1月，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业务。
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欣然答应了。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收获，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聘用那人)。
盖茨总是这样，对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
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对中国十分好奇，问了一些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访问，因为我们安排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我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几年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明？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相信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受我给他“洗脑”。比如“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传达中国十七大的精神。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比赛。2007年我陪同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时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商业的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张亚勤，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核心智囊团成员
财富的品格
特约撰稿薛涌发自美国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继承了卡内基一代的精神，又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
盖茨和巴菲特的目标，是掀起一场捐善革命。根据最近的数字，美国的捐善款项，在2007年达到314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纪录，是当年美国GDP的2.3%。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仍然超过了3076亿美元，为当年GDP的2.2%。
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考察。过去50年(截至2008年)，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超过人均GDP的增长。统计显示，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动，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还远达不到捐款的数量，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2002年的水平)。
不过，联邦的数据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的人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免税并非捐款的动机。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来计算，穷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产阶级捐出了2.5%的收入，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见，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
这样的财富文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对财富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栗。于是，把钱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
同时，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以共和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于是，在家庭之外、在没有国家权力强制的情况下对社区作贡献，就成了共和主义所推崇的“公民品格”。
今天到德国的奥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见500年前银行家JakobFugger为穷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仅被精心维护，而且租金500年不变，即月租0.88欧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兰等地的城市看看，孤儿院、医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了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遗迹充满了皇宫、皇陵、万里长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其背后不是国家财富，就是家庭财富，社会性甚为薄弱。
美国基金会的运作
不过，跟盖茨和巴菲特们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学者更精确地界定为1880-1912年间)美国的慈善传统。
在这期间，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金融、铁路、钢铁、石油乃至后来的汽车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分布也极为不均。在20世纪开始时，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
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
即使是那些在这一过程中暴富的人，也在挣扎着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家们指出，正是这一代人，把石油变成了新能源，用铁路把整个美国联为一体，并发展出大规模的钢铁冶炼技术和组织，创立了现代金融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建筑在这些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革命，恰恰就是洛克菲勒、摩根等一批个人发动的。你很难否认他们的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财富是应得的。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时代照样还会造就出一批类似的巨人，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在于占据了最佳的历史关头，是时势造英雄。他们如果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都看作是自己一人之功，并当仁不让地归于自己的名下，社会当然有权利对之进行挑战了。
卡内基也许是这代富人中最为典型的一位。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世界首富，也不仅仅因为他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全捐干净，更在于他所总结的一整套财富哲学。
第一，他认为他的所有财富都是自己从当童工起一点一点干出来的，没有任何亏心之处，政府也没有理由打他的注意。他所信奉的，是后人所说的“卡内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巨变中，只有他这样的人能够把握住机会。他的胜出是必然的。与其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谴责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不如多想想如何使用这些财富。
第二，正因为他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他认为大家的起跑点越接近越好：没有人应该富裕地死去。这样死的人，没有人会为之唱歌。富人应该在生前把财富捐干净，为那些没有条件的人提供成功的条件。在他的捐助中，大学和图书馆是最为优先的项目，中间的是大会堂、音乐厅等等，教堂则列在最后，甚至还不如游泳池重要。
在卡内基这一代人手上，慈善(charity)和捐善(philanthropy)开始被区分开来。查查英汉字典就知道，这两个词的中译都是“慈善”，很难看出什么区分。西谚说：“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可以让他吃饱一天；教他捕鱼技术，则会保证他一辈子的温饱。”慈善是给他一条鱼，捐善则是教他怎么捕鱼。慈善与捐善之别，使得一系列的基金会应运而生。
这些基金会按照大企业的模式建立，有职业经理、信托人委员会，按时制作年度报告，并有政府的章程许可等等。一句话，这些基金会都是瞄准具体的社会问题，然后以企业式的效率来资助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卡内基最后资助成立的“卡内基纽约基金会”，连卡内基的遗孀的请求也可以礼貌地拒绝。捐善不是心血来潮的施舍，而成为一种庄严的公共信托，在运营中并不完全以财主的意志为转移。
捐善是一种公共责任
即使如此，这一代企业家和慈善家依然受到社会的攻击。有人称他们不过是在脑满肠肥后向穷人扔些面包渣而已。如果有公平的分配方式，他们根本不可能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更有人说，这些资本家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还生产意识形态。他们要通过这些基金会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捍卫过度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和文化。
在这种压力下，捐善就越来越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不断接受公共的监督。1915年，由总统任命的特派小组走遍全国，采访了数百名工人和包括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在内的大亨，听取各方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见证。在此之前，即1913年，国会通过了第十六修正案，容许联邦政府对人们的收入征税，虽然一直到1932年之前，联邦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引起了税收革命，美国大部分人开始直接向联邦纳税。
1950年，国会对美国传统上免税的基金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到了1954年，联邦的税政对慈善组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禁止这些组织参与政治活动。1969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又对什么是慈善组织、什么是免税标准进行了更细致的规范。个人的慈善行为，已经完全被公共领域的规则所制约。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继承了卡内基一代的精神，但却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他们比起卡内基一代来，显然有更多的后知之明。他们知道，他们赶上了高科技革命的大时代。虽然他们象卡内基那代人一样，面对时代的挑战不辱使命，但他们的财富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之结果。坐在时代赠与的财富上，自然有责任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馈时代。
更重要的是，要使美国社会永远能够有效地回应时代的挑战，永远能够造就他们这样的成功者，就必须不断地把财富重新分配，免于落入世袭社会的陷阱。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再分配和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不矛盾，只是让公民自己来进行这种再分配，要比政府来操刀有效得多(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他们的捐善承诺的同时，还有些富人公开呼吁联邦政府加大对遗产税的征收)。对他们来说，捐善已不是一种私德，而是一种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