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作为胸怀磅礴的激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一生为正义、光明和真理“鼓”与“呼”的斗士和勇士，他的一生显示了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大身影，体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精神。
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些传奇，构成了一些重大的文化奇观，或以其劳作工程的巨大宏伟，或以其艺术创造的无比精美，或以其内容的广博，或以其思辨的深达，或以其气势的磅礴，或以其意境的高超，或以其精神影响的深远，或以其艺术感染的强烈。雨果就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传奇，一个令人赞叹、令人眩晕的奇观。
作为精神文化奇观，雨果是一个大写的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意义上的诗人；不仅是诗人，也是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而且，最难的是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丰硕厚实的功绩，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高踞于金字塔的尖端，仅仅某一单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构成一块块不朽的丰碑。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人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他在长期反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是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 在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当中，雨果是惟一得到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罗曼·罗兰
雨果是“诗”，有着不断燃烧的“灵魂之火”，有着包容万物的“宇宙的律动”，有着对被折磨的人们的“恸哭”，有着对虚伪和不公平的“愤怒”。而且，也有着对凛凛正义的“渴望”。维克多·雨果是我青春的伴侣。不，也可说是我一生的伴侣吧！雨果是“人性之光”，是照耀在为眼前苦恼的一个“人”，然后痛击造成这样“悲惨”现实的社会，构想着所有人都能共生的理想世界，进而向自然、大地、堪称生命摇篮的“宇宙”扩展开去。
——池田大作
像许多人一样，雨果只有在痛苦时才思索。痛苦中的沉思默想给他带来了某一种洗炼……
——雨果的孙女婿 列昂·都德
雨果生下来时，不及一把餐刀长，侍候的人把他包扎好，放在一张安乐椅里，像这样的小东西，椅子里足可容得下六七个，家里的人让他的两个哥哥进来看时，那时胖欧仁只有１８个月，还不大会讲话，见了这个不成人样的孩子，叫起来：“喔，这个小囝囝！”
雨果虽命若游丝，但人们一样把他送到市政府。因此贝桑松人口册上有一项记录：婴孩一名，生于共和国十年风月七日（即１８０２年２月２６日），名叫维克多·玛丽·雨果。
维克多很喜欢读书。他也像他大哥一样的老成持重，他不大说话，但是说起话来一定很恰当，他的话有好几次使他的母亲惊异，他的面容非常柔和。
１８１６年７月１０日，雨果１４岁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誓言：“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否则别无他志。”当时，夏多勃里昂的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既是曾使千万读者崇拜的文坛泰斗、法兰西学院４０位“不朽者之一”，又是复辟王朝的内政部长、贵族院议员，是欧洲政治中风头十足的人物，对于一个１４岁的少年来说，“要成为夏多勃里昂”，此志可谓不小。巴尔扎克是在将近３０岁的时候，才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不止一个文学史家与传记作者把雨果的上述誓言，视为“野心”与“虚荣心”的表现，而且，雨果崇拜的偶像夏多勃里昂本人就是“虚荣的化身”。不过雨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止于取法于夏多勃里昂，而是不断提高对自我的要求与激励。夏多布里昂先生看过雨果写的诗后称他是一个“卓绝的神童”。
雨果曾说，他在１６岁时被政治热情投入了文学。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０年，雨果却常常因为自己不能在民众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凄然不安。
１８５１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当年的１２月２日，雨果还没有起床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走上街头与群众一起战斗。许多人都认出了雨果，把他围起来：“雨果公民，该怎么办？”
“撕掉违反宪法的布告，高呼共和国万岁！”
“要是他们开枪呢？”
“那你们就拿起武器。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一只手握住你们的权力，一只手握着武器……”
有人说：“他们会打死您的。”雨果很平静地说：“那你们就拖着我的尸体沿街走，如果我的死激起正义，那也是美好的事。”然而起义失败了，雨果被迫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离巴黎，开始了他长达１９年的流亡生涯。
流亡中的雨果从未停止过战斗。来到布鲁塞尔的第二天，雨果就开始动笔。一种神圣的怒火在胸膛燃烧，越烧越旺。他写了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以泄心头之愤。这本书是一本扣人心弦的即兴之作。雨果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书中充满了西塞罗的激情，朱文纳尔的讽刺，嬉笑怒骂，感情激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这是理智对暴力颇有情感的回敬。墨水瓶反对大炮，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此后他又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三世背信弃义的《惩罚集》，这两本书将路易·波拿巴考问得体无完肤，焦头烂额。
在法国人心目中，流亡的不幸使雨果变得更加伟大。儒勒·雅南在给雨果的信中说：“您是我们的领袖，您是我们的上帝；您就是生命之神，惟一的不足是您远离我们。”雨果也曾自豪地说：“不是我被摒弃，是自由被摒弃，不是我流亡在外，是法兰西。”因此，当法兰西第三帝国故作姿态，对一些流亡者实行赦免，不少流亡者纷纷归附时，雨果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不移：“哪怕是没有尽期，我将忍受这艰苦的放逐，我不想知道，也不考虑，原以为坚定的人，是否已经屈服，许多不应该走的人，是否也要离去。如果只剩下一千人，那千人之中有我！如果只剩下一百人，我还要斗争下去；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个；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
１８６１年夏，流放中的雨果终于为其写了２１年的一部长篇小说画上了句号，这部巨作正是《悲惨世界》。这本书引起了法国政坛的争议，并说这本书是“当代最危险的书”。１８６５年，他又完成了《海上劳工》，而这本书没有引起党派之争。在这里，只有人与自然界的暴力做斗争。正如雨果所说：“我旨在歌颂劳动、意志、忠诚以及一切使人变得伟大的东西。”
当岛上的水手读到这本书，他们给雨果寄来长长的信，表示敬意。雨果在回信中说：
“我向你们致意。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什么人。我也是水手，我在和深渊搏斗；我正在经受着北风的猛烈的袭击。我的身上淌着水，我的牙齿在打颤；但我仍在微笑。我有时像你们一样唱着忧郁的歌……我在反抗，我在抵抗专制主义，就像你们抵抗风暴一样。”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俘垮台，雨果回到了法国，他向他阔别了１９年之久的人民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同胞们，我说过，共和国归来之日，我自归来。我回来了。两件大事在召唤我。第一件，共和国。第二件，危难。我到这里来尽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什么呢？和你们一样，和大家一样，捍卫巴黎，守住巴黎。拯救巴黎，这不仅是拯救法兰西，而且是拯救欧洲。”雨果也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义演等活动使用了雨果的剧本及其他的著作。雨果特地为此发表声明，请人们不必再费心征求他的同意，“我的书就像我一样，我们属于法兰西。愿意怎样使用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都可以。”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雨果像法兰西真正的儿子那样，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他说：“我虽然饥寒交迫，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是和人民在一起经受苦难。”
１８７４年，他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宣扬了“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１８８１年８月３１日，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他拟定了自己的正式遗嘱，并不断强调：“我把五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雨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法国为其举行了国葬，鸣礼炮２１响，仪仗队由１２名法国青年诗人组成，两百万人群跟随在柩车的后面。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如此描述说：“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怀 念 雨 果
徜徉在书斋里是一件幸事，至少知道有文学评论家说荷马能代表希腊文学，但丁能代表意大利，莎士比亚能代表英国，歌德能代表德国，泰戈尔能代表印度，雨果则能代表法国……走过那个自称是“世纪的儿子”的老人——雨果，并不是他能代表法国的文学，真正原因是老人那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和对思想的追求，对信仰的执著，对天主的爱情的讴歌，对丑恶的鞭笞，对自然的礼赞，对人生的探索，对哲理的深思。
老人的理想追求，像天宇里运行的恒星。在他的一生里，无时不是在理想的催促下裂变得贴近时代，贴近劳苦大众。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历史。老人虽出身名门贵族，但最终还是从一个保皇党文化人逐步走向了革命民主主义再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但这不影响他拥有一以贯之的信念，那就是绝对的人道主义。雨果之所以敢于赋予人道主义至尊地位，在于他有着天主教思想资源的支持。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概括自己的创作时说：“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
因着《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鸿篇巨著，雨果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极力刻划出卞福汝主教仁慈、博爱、宽恕等基督精神这一形象饱满、理想化的典型人物，他由一个贵族浪荡公子转变成为虔诚的信徒，使自己的教区成了人间福地，透过他人性化的善举使基督的福音得到了实践。他的仁慈形象无与伦比，他不但在警察面前为冉·阿让开脱偷盗的罪名，而且加赠一对价值２００法郎的银烛台来接济他，并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这番良善的话语对冉·阿让的一生影响是那么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他成了一位世俗世界里的卞福汝主教，冉·阿让治下的马德兰市俨然可比卞福汝所管辖下的狄涅教区，而冉·阿让最后对沙威的劝化则由于承接了卞福汝主教的感化力量。这种宣扬基督仁爱精神，从净化人灵的行为中，使整部作品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甚至震撼心灵的印象。同样，在《巴黎圣母院》这部作品中，面貌丑陋的男主人公加西莫多那种超越爱情之上的壮举，更是对善良、仁爱的人性的有力诠释，使典型人物达到真正永垂不朽的效果。因此巴黎圣母院因着雨果而更加庄严、神圣，从而扬名于世。
在雨果所写的作品中，大都以高扬的激情笔墨去抒发基督之爱、人性之爱。他把爱阐述得惊天地泣鬼神，使人真正领略到爱的高贵、爱的悲壮。
雨果一生钟情于大自然，从而走进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呼吸，与大自然共荣辱。透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雨果知道了上帝的万能，及博大精深的基督之爱。雨果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横穿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漫步名城亚琛和苏黎世，探寻莱茵河畔，在天地万物中，他尤其喜欢江河。于是就有了“江河既可载运货物，也能传播思想”、“江河就像是巨大的喇叭，向着海洋唱颂着大地的美景，田野的耕耘、城市的壮丽及人类的光荣”，于是就有了“莱茵河集中了河流的万千面貌于一身，它像罗纳河一样迅速敏捷，像罗亚尔河一样雄浑宽阔，像缪斯河一样峭壁夹岸，像塞纳河一样迂回曲折，像索河一样绿水潆潆，像台伯河一样历史悠久，像多瑙河一样庄严高贵，像尼罗河一样神秘莫测，像美洲河一样金光闪闪，像亚洲河一样蕴涵着寓言与幽灵”。从自然景观里，雨果抒写了历史变迁，发掘人类的悠久文明，记录了人类可歌可泣的悲壮。他常常寄情于山川名胜，他礼赞自然，像礼赞生命一样灼热，那种朴素的生命原色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在这浑然一体的生命原色中，上帝之爱无与伦比。
雨果的襟怀辽阔如浩海，情感感人肺腑，其文其人都是伟大的，对上帝仁爱的宣扬是满怀着一腔挚诚的。
怀念雨果，他不但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更是全世界人的骄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基督的形象在善良者身上的存在。
鲁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
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鲁迅成为中国人灵魂的最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与战斗中度过。而作为他毕生战斗的力量源泉，则是对创建一个彻底摆脱奴性，具有原属于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社会的向往。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鲁迅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执著地把自己的生活、生命牢牢地和民族、时代拴在一起。他的个性极强，最痛恨奴颜媚骨；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他解剖中华民族比谁都更切准脉搏。
鲁迅是巨人。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权杖。作为旧世界的逆子，惟以他的人格和思想，进行着韧性的战斗。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埋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火焰。在一生中，他呐喊过也彷徨过，但是却从来没有屈服和停顿。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专制和保守，都是他攻击的对象。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得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是一枝“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险恶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正是对国民灵魂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我们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新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谛。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具有原属于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
鲁迅先生不仅属于他的时代，鲁迅先生属于我们中华民族。产生过鲁迅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更是永远值得骄傲的民族。敬仰鲁迅，是一个人品位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有不可亵渎的文化精神，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追求真理、无私无畏的强大精神力量，鲁迅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民族魂。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
鲁迅与其称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者何如？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
——林语堂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得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是一枝“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险恶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林贤治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中国原有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作家，但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他对于反动、对于不进步的、反革命的组织、个人和制度，都憎恨。他又擅于讥嘲和讽刺。可是我想他甚至连“恐惧”这词的意义也不懂得的。
——史默特莱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
鲁迅于１８８１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像力。６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１７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
１３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鲁迅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１８９８年，１８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８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１９０２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医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治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１９０３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８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１９０９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１９１８年五四运动前夕，提笔写出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１９２３年和１９２６年出版。
鲁迅的作品，每一篇都是一支投枪，一把匕首，形式不拘一格，冷峻尖刻之中蕴藏真诚和热情。１７本杂文集，每本都是一桶火药，看下去会炸翻你的灵魂。鲁迅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
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这位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鲁迅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鲁迅，这位身材瘦小，仅生存了５６年的作家，以雷霆般的力量震撼了中国乃至世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获得的颂扬多，受到的攻击也多。时至今日，关于他的纷争依然沸沸扬扬。这在中国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穿越了漫漫时光的隧道，穿过重重历史的变迁，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鲁迅：他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他为我们留下了３００万字的作品，不算太多，也没有鸿篇巨制。但就是这些，使他成为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化巨人，中国现当代最受爱戴的作家。经过时间的过滤后，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鲁迅，一个早在３０年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编者注 最先由瞿秋白提出的命题依然凸现眼前：鲁迅是谁？
——他就是祥林嫂、闰土、孔乙己以至阿Ｑ这些被压迫者的同情者和代言人，是一位永远站在平民视角，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大声疾呼的平民作家。
鲁迅与深受凌辱欺压的普通百姓之间的精神联系，是他生命和创作中最显著的特征。鲁迅从一开始写作，就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既不是因为自己写作快乐，也不是为了当一个流芳百世的大作家。鲁迅评价高尔基时说过：“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其实，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写照。
鲁迅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屈辱、衰败的时期。“风雨如磬”、“寒凝大地”、“万家墨面”，鲁迅用这些沉痛的词句，描绘自己生活的时代。就在这种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中，青年鲁迅孜孜以求探寻着解救民族和百姓的“良方”。到最后，他拿起的是笔。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笔投身到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独立的革命大潮中。
忧国忧民，以笔为旗的他，写作中每每直接切入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反映那些‘奴隶’、‘下等人’、‘被吃者’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惟其如此，鲁迅的作品才拥有了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成为认识中国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唤醒民众的号角。
鲁迅从来都是根据下层人民的需求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表达爱憎，他将自己的血泪和思考融进这种立足现实的创作中，因而他的作品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可以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
文学的鲁迅，以博大的民间情怀将自己和最广大民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鲁迅心灵的独白，也是他和他的作品最终获得恒久意义的内核。
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鲁迅成为中国人灵魂的最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与战斗中度过。而作为他毕生战斗的力量源泉，则是对创建新社会、新文化、新的国民性的向往。
无论是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还是对中国社会了解最为透彻的思想者，鲁迅更为深刻和突出的贡献，也许还是他直面现实，充满勇气的揭露、批判和斗争。毕其一生，鲁迅都在不断地对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的黑暗，对一切假、恶、丑的社会现象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批判。
……
他坚决反对那种“瞒和骗的文学”，呼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肉来”。最能体现出鲁迅这种精神实质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中痼疾的揭示。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或思想家，像鲁迅如此执著、如此严厉、如此深刻地批判过中国人的精神弱点。而鲁迅则将此贯穿自己一生的思考和写作中。
……
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因为，“如果人民的脑子不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民不获得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无论什么改革，无论那改革得到怎样的胜利，也将是表面的，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
置身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将“立人”作为中国变革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发扬民魂，培养有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的国民，中国才能进步。他认为正是精神的萎靡，造成了人性的堕落。而新的国民性格，应该是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有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正是为了“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鲁迅甘愿充当了“扫荡一切旧物”的马前卒，也因此招致了来自身前身后甚至身边的明枪暗箭。但“为了大众和民族的未来”，他义无反顾。
战士或革命者的鲁迅，始终站在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最前沿，向着腐朽落后冲锋陷阵。也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和严峻的斗争中，他成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引领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精神不仅在下一个百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下一个千年里也将愈加显现其理性的光芒”——这就是经典的价值，这才是思想的力量。
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在他离去６５年之后却仍活在我们中间。世纪之交，鲁迅再次成为我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热点”，恰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也是“说不尽的鲁迅”。
越是物质的时代，越需要精神的张扬。尤其是负载着“社会良知”使命的学术界、知识界人士，更要以高度自省的态度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拒绝“媚俗”和“平庸”，并要像鲁迅那样“坚持社会正义的立场，为受到损害、屈辱的弱势群众伸张正义，同腐败现象和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而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对鲁迅的感悟，即形象又精当：“他像一只针，让百年来的中国人不敢不清醒地思索”。
反思和批判是鲁迅不灭的精神实质。不用说什么大事，就如你耳闻歹人公开作恶，周围的人却无一上去制止的新闻；或当你看到公共汽车站上，年轻力壮者一哄而上，妇孺老弱被挤得踉踉跄跄等情景，“我总会想起鲁迅刻画的那些‘麻木的国人的灵魂’”。像北大教授钱理群这般感慨的大有人在，所以，无论是阿Ｑ、阿桂，或是假洋鬼子，都时常出现在人们对身边某些人或某种现象的斥责中。
批判总是因时弊而显得重要，若时弊除净，再深刻的批判也未必长存。当年的鲁迅，期待自己的文章尽快在“阳光”下消失，想来其中的深意也就在于此吧。
如此深入人心的鲁迅，给了我们深刻的思想武器，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在社会变革已经如此翻天覆地之后，国人的精神、国民的素质似乎仍未能脱胎换骨，当年鲁迅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似乎仍在我们民族心理深处徘徊，人的解放的进程还远未完成……
鲁迅，似乎已经超越自身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阅读空间，让我们从中领悟更广泛的精神内容。从猛醒到战斗，从批判到建设，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史上刻下了永远的痕迹，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精神文化宝库中的一页；他的精神，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化为永远的民族魂。
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作家，虽不在一个阵营却是知己朋友的郁达夫早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３日鲁迅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断言：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