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年末，我第三次对吴基传部长进行了专访，这一次是同《中国日报》的同行一道。
采访是在信息产业部外事楼一楼进行的。那天，吴基传部长的兴致很高，没有任何回避地谈了很多问题，采访原定是1个小时，后来进行了约2个多小时。最为难得的是，吴基传部长毫无忌讳地谈到了自己任部长以来的一些人生体验。
采访后，我对访谈录音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并于2002年1月8日，将全文发出。这篇长篇稿件发出后，许多报纸、杂志和网站全文转发。一些人打来电话问：吴部长谈这些话有没有什么背景？我说：这就是一次放开的访谈，不要把任何问题都复杂化了。
十余年来，我国电信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电信业由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发展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领头羊”；电话普及率大增，百姓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不再是梦想；中国电信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之一，中国手机用户居世界第一，固定电话用户居世界第一，世界电信巨人们无一不积极投资中国，中国电信界在世界上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的洪亮；中国电信业的格局由垄断走向竞争，电信运营商由一变二，由二变六，各电信领域都有两家以上的电信运营商；一个全新的电信管理格局基本组建，为今后电信业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大的、成熟的框架；在世界电信业跌入萧条后，中国电信业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当然，中国电信业的问题仍然有很多，服务问题、核心技术问题、资费问题、监管问题等等，确实让许多百姓还不满意。但是，我想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大的经济环境和客观发展阶段的制约等等所决定的。但是没有发展就没有新问题、新矛盾的产生，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有功与过，我们的事业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对此，吴基传说：“我作部长期间处在改革的高潮期，各项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我是非常满意的。当然，很多人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就像看一个事物，有人从前面看，有人从后面看不会一样。特别是在工作中要考虑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找到三者的平衡点不太容易。”
其实，在从事信息产业报道之前，我对电信部门也是牢骚满腹。但是，在对电信业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继而对于有些无理的骂名相当的反感。当一些人乐滋滋地告诉我有关的“段子”时，我总是反击一句：你现在能方便地打上电话、拿上手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要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在这次访谈中，吴基传部长第一次畅谈了许多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对如何认识资费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对于大家正确认识和理解目前的电信资费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因为吴基传部长在访谈中说“电信运营的大格局已经确定。未来长期的改革设想是，这四大家发展全业务的竞争，当然还有铁通利用富余通信能力提供的通信业务和中国卫星的卫星通信业务。”香港有投资者立即想像中国的第三张甚至第四张移动电话运营牌照将会发放，认为这将使现在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收入下降，于是大量抛售移动和联通的股票，使得两支股票的指数大跌。1月9日，中移动和中联通两股分别下挫7.8%和4.05%，一天的市值就损失444亿港币，拖累当天的恒生指数大跌273点。有文章在评论此事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吴基传一字千金，年终专稿引发港股震动。”
信息产业部随后再次表态：不会立即发放移动牌照。不过这一风波倒也例证了吴基传部长在谈话中所说的：我国移动运营商的“股民和消费者是两个人”所产生的矛盾，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电信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两难”之处。
李：吴部长，您对2001年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有怎样的评价？
吴：2001年，是十五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国信息产业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仍然保持了我国第一支柱产业的地位，2000年制造业产值突破了1万亿，2001年达到了1.35万亿，增长27%。2001年制造业的销售收入达到7500亿，增长了24%，利税达到650亿，增长13%。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但是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仍然完成600亿美元，比2000年略有增长。
2001年通信业务收入完成3669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近2000亿，同比增长54%；到11月末，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77亿户，仅次于美国的1.9亿，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4亿，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电话普及率达到24.4%；互联网用户1591万户，上网用户近4000万。
由于加速解决宽带瓶颈，2001年反映上网速度慢的人少了，加上上网资费的下调，使全国平均每户每月上网费维持在150至200元，达到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水平。由于十个国家级软件基地的建设，2001年软件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务院18号文的颁布，也使得我国软件和集成电路都有了更好的政策环境。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集成电路。2001年的制造业、运营业都超过了我们预计的20%的发展速度。我们预计十五期间，信息产业每年会继续保持20%以上的发展速度，用5年时间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2002年，我们计划保持20%的发展速度，而且是要有效益的速度。在2001年工作的基础上，在推进信息化、产业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李：最近国务院有关信息化方面的会议比较多，包括在联想集团举行了企业信息化现场会，举行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等。作为信息化的主管部门之一，信息产业部2002年对信息化工作有怎样的考虑？
吴：信息化是2002年信息产业部工作的重点，信息产业部将结合实际情况切实推进信息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要突出重点，重点抓好两项工作。首先是政府信息化的推进工作，政府的监管要通过信息化变得更为透明，使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机制都通过信息化发生变化。通过网上审批、网上招标等，防止骗汇及金融犯罪等犯罪行为，有效扼制腐败，减少纸质货币流通量等等。要继续抓好金卡、金税、金关、金盾等“金”字工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宏观管理调控力度，带动产业的发展。
其次，要抓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不是简单装上几台计算机，安个局域网，而是把传统产业的资金流、库存、生产等环节纳入网络化，真正实现按合同生产，实现零库存。通过信息化使传统企业升级，改变生产、管理方式。
同时，做好信息化工作也是对信息产业的拉动。改造传统产业做好了，也给信息产业硬、软件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对运营企业也会产生拉动作用：大量带宽的出租，可以发挥现有公众网的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化的工作要在务实上做文章，不是仅搞几个研讨会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抓住典型进行推动。各地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搞重复建设。
李：2001年年末，国务院批准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电信被一分为二。那么，吴部长对近年来的电信体制改革有怎样的评价呢？
吴：2001年电信改革力度是比较大的。从1998年移动从电信分离、联通重组开始，我国电信改革逐步加快。2001年中国电信分成南北两大公司，以形成比较竞争的格局。竞争将会促进电信的发展。我们看到由于移动市场上已经有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大公司，2001年在移动通信市场上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两家的竞争就“争”出了6000万用户。现在将北方十省电信公司地面网加网通和吉通组成中国网通集团，其余21个省电信公司保持中国电信的品牌，并允许两家公司相互在对方开展本地业务，我相信可以相互竞争，促进发展。
由此，电信运营的大格局已经确定。未来长期的改革设想是，这四大家发展全业务的竞争，当然还有铁通利用富余通信能力提供的通信业务和中国卫星的卫星通信业务。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原来也是从政企合一、邮电合一逐步实现邮电分离、政企分离、逐步引入竞争的，他们大约用了7、8年时间，而我国仅用了3年时间。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认为，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主要靠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为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二是国务院对打破电信垄断有明确的要求；三是广大职工顾全大局的理解和支持。经过精心组织，我相信电信改革将会是顺利的，会取得成功的。
李：在国务院批准的《电信改革方案》中指出，中国电信分为南北两部分后，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一些地方反映，对这样的切分不理解，他们问：光纤怎么分、交换机怎么分？
吴：这样的认识不正确，70%和30%是使用权的划分，维护等工作还在当地。网络资源使用的矛盾可以通过调度、通过网管中心得到解决。
李：近几年，信息产业部加强了监管力度，同时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加快了修改有关法规的步伐，请您就这方面谈谈。
吴：2000年到2001年，信息产业部加强了政府监管力度，而且这种监管是法治而非人治。特别是电信条例的发布使得电信行业引入竞争成为了有法可依的行为。电信行业的各项工作都在依据电信条例实施，比如对新运营公司资格的审核，我们主要是对其有无服务能力、对其资信情况进行审查。
2001年，我签署的信息产业部部长令有18个，在电信项目招标、码号资源使用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逐步丰富和完善了电信法规。另外，通过电信管理垂直体制的建立，加强了对基层单位的管理力度，对企业间的竞争、互联互通、维护用户权利等实施了有效的监管。
我国电信法的制订将在这些条例规定上逐步完善，同时将借鉴实践经验、新技术的发展和外国的发展情况。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电信改革，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制订各种电信法规。信息产业部将抓紧工作，为尽快出台电信法奠定基础。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因此信息产业部正在抓紧对法规进行修订，确保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实现国民待遇，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
李：信息产业部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吴：我们的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家。逐步不管企业的事，转变到对企业和市场进行监管上来，企业能办的事企业自己办。政企分开的目标是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宏观管理。
政府的主要工作放在四个方面：第一，搞好规划，防止重复建设；第二，统一通信网络技术标准；第三，制订规范企业和市场行为的政策法规；第四，严格掌握市场准入关。因此，政企分开后，政府的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李：外国有些舆论担心：中国曾经清理过联通的“中中外”问题，今后在中国电信业引入外资问题上会有政策风险。吴部长对此怎么看？
吴：联通的“中中外”本来就是非规范行为，不是公开的，是暗箱操作，违背了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所以国家一定要对其进行清理。而现在新出台的各项决策都会依据电信条例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办理，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规定，还将会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外界对此不必有丝毫担心。
李：吴部长，近两年，许多百姓对电信方面的意见较大，主要集中的一点是反映电信价格较高，您对此怎么看呢？
吴：电信价格既然是价格就最终应该由市场决定，以正确反映供求关系。形成一些人对电信价格意见很大的原因，我看有几点：
首先，股民和消费者是两个人。由于移动和联通的股票在香港和纽约等地上市，使得国内消费者与股民分离。而在其它国家股民和消费者是统一的，许多人既是股民又是消费者，就可以得到平衡——一方面股民希望价格上涨为自己的股票带来更好的收益，而另一方面自己又是消费者，不希望价格太高，因此在这样的矛盾中就可以形成一种理性的认识。而国内消费者购买不到移动和联通的股票，因此就希望电信价格不断下降。
其次，我承认2001年部分城市的市话是涨了，但是国务院批准的电信资费调整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既然是结构性的调整就可能存在有升有降的问题。尤其是市话资费国家规定允许省市在规定的高、中、低三档中选择。这样也就会出现部分城市选择高档的问题。
本地电话网投入大、成本高，在取消交叉补贴和低价格等条件下会出现亏损。承担市话最多的中国电信2001年的收入仅增长约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但是本地电话涉及面广，目前有固定电话1.7亿户，约有1亿是私人用户，而1部电话往往是一家人用，因此就可能会涉及2、3亿人，上涨一点就会使许多人有意见。
按照国际惯例，电话普及率达到10%左右，人均CDP就应达到1500美元，我国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24%，而人均CDP才800美元。这一组数字说明我国百姓钱还不多，支付电话费觉得较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电信竞争的引入等，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李：吴部长，中国联通的CDMA即将开通，您对CDMA的前景怎么看，对CDMA将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带来的变化怎样看？
吴：CDMA是码分多址技术，其频段是800兆，它对时分多址的GSM不是对抗，是我们充分利用频率资源的一种规划。虽然CDMA和GSM是不同的技术，两网不能漫游，但是我相信两者会共同促进中国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由于CDMA的开通为我国在800兆频段增加移动用户资源，所以它会促进移动通信进一步发展。
李：吴部长，作为信息产业部部长，您这几年有什么体会，什么事印象最为深刻？
吴：我作部长期间处在改革的高潮期，各项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我是非常满意的。当然，很多人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就像看一个事物，有人从前面看，有人从后面看不会一样。特别是在工作中要考虑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找到三者的平衡点不太容易。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97年中国电信到海外上市的时候。当时把浙江、广东等省的移动资产拿到香港上市，正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是逆潮流而上。
上市前，一些国外的金融机构建议发行价定在10元以下，而且对能否保证不跌破发行价没有把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很有信心，因为我相信我们是优质资产，一定会有好的市场反应。我还记得那是在1997年10月23日。当天香港股市遇上了“黑色星期四”，香港恒生指数跌了2000多点，而中国电信就定在那天上市，发行价定的是11.68元，当天就跌破发行价到了9元多，第二天马上又反弹到12元。
我想我们把企业拿到海外上市的目的不简单是融资、“圈钱”，更多的是走出去实现国际化。事实说明，上市对促进企业改善管理、转化经营机制有很大的益处。原来国有企业谁代表说不清楚，而上市了，企业就要代表股东的利益，小股民虽然无权决定董事会的人选，但他有权把股票买掉。有这样的压力，对企业转变观念有很大的好处。
后来联通也上市，两个移动公司共融资200多亿美元，也促进了电信投资的改善。
李：吴部长，2001年全国电话用户增长了9000万户，您对2002年的电话用户增长有怎样的预计？
吴：我相信2002年电话用户会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要继续保持增加9000万的数量需要努力。因为2001年取消了初装费、附加费等费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许多地区能装电话的用户基本都装了。不过，现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而随着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申装第二部电话的用户增加，固定电话还有市场。
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电话话务量低，2002年电信业要在增加话务量上下功夫。因为现在许多农村地区用户只有打入而没有打出，占用了资源而没有产生费用，要吸引用户多进行电信消费。
李：2001年，中国电信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电信竞争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激烈的价格战，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吴：电信竞争要良性、要理性，恶性降价完全没有必要，是搞“小农经济”。企业通过降价还有钱赚，就还有利润，如果亏损还降价，那么就是自杀，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对企业非理性的恶性竞争必须要有所控制，我相信私人企业是不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