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十年（公元前366年），齐威王在都城临淄成立了稷下学宫，招天下文学游士前来进行讲学，目的在为他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出谋划策。这时，孟子自信精通儒家学说，又有所建树、享有盛誉，他决定游齐，一展雄才大略。齐威王很重视人才，把人才看作镇国之宝。一次，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何珍宝，威王回答说没有。魏惠王感到很诧异，说道：“敝国既小且穷，尚有十枚珍珠，其径寸余，光泽可照前后十二辆车。齐国是东方大国，岂能无镇国之宝！”齐威王笑了笑说道：“大王以明珠为镇国之宝，寡人以贤才为镇国之宝。朕之大臣檀子守南城（今山东费城西南），楚则不敢入侵，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齐；盼子守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赵人则不敢东入黄河捕鱼；黔夫镇守徐州（今山东济水以东），政治清明，赵、燕之民纷纷迁来居者七千余户；使种首为司寇，齐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寡人这些镇国瑰宝光照千里，岂止照亮前后十二辆车！”魏惠王听了之后，羞惭满面。由于齐威王能够选拔和重用人才，所以齐国人才济济。孟子来到齐国后，自信在这里施展他的雄才伟略。齐威王对孟子的主张毫无兴趣。齐威王一心想的是争霸中原，用武力统一天下；而孟子则反对战争，主张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由于二人政见不同，孟子在齐逗留期间，一直没有受到齐威王的重用，便决定要离开齐国。齐威王见孟子不屈从于他的意志，更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对他增加了几分敬重。当孟子向他辞行时，特准备了上等金一百镒，打算送给孟子。孟子没有接收，拂袖而去。他的弟子陈臻，对他拒绝接受赠金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就问孟子是什么原因。孟子严肃地对他说：“我与齐王政见不合，没完成我的事业，从道理上讲，齐王没有任何理由赠金给我，我也根本没有理由接受齐王的馈赠，如果无缘无故受人赠金，岂不成为被金钱收买了。难道一个君子能用金钱来收买吗？”
孟子约在公元前323年（宋王偃二、三年）告别了年迈的齐威王，离开了齐国都城临淄，打算到宋国。孟子听说宋国“今将行仁政”，一天，他的学生万章提出了这一问题：“宋，小国也，欲行王政，齐楚因此而攻之，将如之何？”孟子没回答万章提出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一段商汤和周武王的故事：汤居住在毫地，同葛国为邻国，葛伯放肆得很，不守礼法，不祭祀鬼神。汤派人去问，“为何不祭祀？”葛伯答道：“没有牛羊做祭品。”汤便给他以牛羊。葛伯把牛羊宰杀后吃了，却不用来祭祀。汤又派人去问，“为何不祭祀？”葛伯答道：“没有谷米做祭物。”汤便派毫地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老弱者给耕田者送饭。葛伯不仅不感激，却带领着他的百姓拦住抢夺送饭者的酒菜好饭，不肯交出来的便统统杀掉。有一个小孩去送饭和肉，葛伯竟把他杀掉，抢去了他的饭和肉。《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者”，正是这个意思。汤就为着这一小孩的被杀来讨伐葛伯，天下的人都说：“汤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是为老百姓报仇。”汤之征伐，自葛开始，出征十一次，天下无敌。向东方出征，西方的人便不高兴；向南方出征，北方的人便不高兴，说道：“为什么不先打我们这里？”老百姓盼望之，如久旱之盼甘霖一样。汤师所到之处，商贾不惊浓耕不避，诛暴君，抚百姓，如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书》上也说过：“等待我们的王，王来了我们便不再受罪了！”又说：“攸国不服，周王便东行讨伐，以安定那里的男男女女，他们将黑色和黄色的丝织品束之成捆，盛于箩筐，请求与周王相见，做大周的臣民。”这说明了周朝初年东征攸国的情况，官员们把那黑色和黄色的束帛装满筐子来迎接官员，老百姓便用于竹筐盛饭，用壶盛酒浆来迎接士兵，可见周王出师，旨在诛暴君，拯万民。《泰誓》上说：“我们的威武要发扬，杀掉那残暴的君王，还有一些该死的都得砍光，这样的功绩比汤还辉煌。”孟子讲完了历史，说：“不实行仁政则已；如果实行仁政，天下的人都举首而望之，要拥护他来做君王；齐、楚两国纵是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孟子既说服了万章等弟子，便率他们一起来到了宋国。
宋王偃在位十余年，外有强邻侵扰，内有权臣挟制，日子很不好过。他并不想称霸诸侯，只想通过实行仁政，求得国泰民安。他实行仁政的愿望并没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只有薛居洲、戴不胜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支持他。孟子来到宋国后，得到戴不胜等执政大臣的礼重。《孟子》一书中没有他和宋王偃见面交谈的记载。这一种可能是年轻的宋王偃还不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未予以重视。孟子到宋国不久，便看出了宋国的问题。在一次与戴不胜的谈话中，他以生动的比喻分析了宋国的形势。他对戴不胜说：“你想让你的君王学好吗？我明白地说吧，照目前的情况看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位楚国的官员，希望他的儿子会说齐国话，那么你说找齐国人来教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来教。”孟子接着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来打扰，纵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如果把他带到齐国临淄庄街岳里的闹市，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是做不到的。你说薛居洲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里影响宋王。如果王宫里所有的人都像薛居洲一样，那宋王同谁干出坏事来呢？如果在王宫中的都不是好人，那王又同谁干出好事来呢？一个薛居洲能把宋王怎么样呢？”孟子意思是说，要想在宋国实行仁政，不仅需要宋王坚定信念，而且还要在宋王周围安排大量的支持者，光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当时，宋国的大权掌握在大夫戴盈之手中。戴不胜为了掠取尊贤优士的美名，不得不与孟子一起探讨实行仁政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当谈到薄税敛的一些细则时，戴盈之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商品的赋税，今年还办不到，预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完全实行，如何？”孟子知道戴盈之根本不想减轻税收，这一说法不过是托辞，于是以形象的比喻说道：“今有一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他便说：‘预备减少一些，先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洗手不干了。’如果明白这种行为是不义之举，理应马上停止，为何要等到来年呢？”
孟子在宋国的时，滕国的太子（即后来的滕文公）出使楚国，路过宋都彭城，专门拜会了孟子。孟子对他大谈尧舜，还讲了些人性本善的道理。太子早就慕孟子大名，又当面聆听了他的高论，心下十分佩服。当他从楚国返回滕国时，又来宋国彭城重访孟子。孟子又和他谈了许多儒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并指出滕国虽小，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滕文公返回滕国不久，孟子因宋国不推行他的仁政主张，离开宋回到邹。孟子在邹仅做了短暂的停留，便来到了滕国。滕文公待他如上宾，经常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为了在滕国推行其仁政措施，也竭心尽力为滕文公出谋划策。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滕国期间发表的，其中阐述最多且最为详尽的就是关于井田制的主张。井田制原是奴隶社会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奴隶主贵族为了计算封地和俸禄，也为了考察监督奴隶们的劳动，就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井字型的方田。这些土地原则上属于天子所有，由天子分封给诸侯，然后再由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等。这种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共同占有的土地所有制。孟子设想的井田制，是在《诗经》的《小雅》和《国风》中西周末年或东周初年周人对先王时期土地制度的回忆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设计的仁政方案，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它与奴隶社会井田制的不同首先在于，这些土地属于人民实际占有。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方圆1里为井，每井900亩，划分成9部分，由8户农民耕种，收获的时候，四周的8份，分别归8户农民所有，中间的那部分公田，收成归政府所有。公田由8户农民共同耕种，这便是8户农民缴给国家的田赋，所以只收1/9的田赋。按照孟子的井田制，每户农民都有法定的。归私人长期占有的百亩固定产业，即所谓“民有恒产”。孟子这套井田制的设想，是把战国中期因战争和土地兼并而招致到处流徙的人民尽快安定下来，并牢牢地固定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土地制度上，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的目的。孟子设计的这一方案，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以牢固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正适合于统一封建帝国的王权赖以巩固的基础。他要求诸侯国君在未实现封建统一帝国之前，要把他这一方案提前付诸实施，对当时急于战胜敌国实现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君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滕文公对孟子恭敬有加，对他治国良策信奉不已。于是便在孟子的支持下，开始逐项推行仁政措施。滕国的新政引起了当时各学派的注意，不少人闻风而至。农家学派的许行，从楚国来到了滕国，亲自谒见滕文公，并恳切地说：“我这个由远方来的人，听说您实行仁政，希望得到一个住所，做您的百姓。”滕文公满足了他的要求。随后，儒家另一学派的陈相和他的弟子陈辛背着农具，也从宋国来到了滕国，并对文公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人了。我愿意做圣人的百姓。”陈相见到了许行，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以前的学说，成了许行的门徒。后来，陈相来见孟子，将许行向他灌输的“君与民共耕而食，饔飨而治”的思想主张转述给孟子，因此与孟子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们的辩论是从评论滕文公是否是贤君开始的。陈相说：“人们都说滕文公是贤明之君，其实未必尽然，因为他未真懂得道理。贤者要与民共耕而食，自己做饭，而且也要替民办事。如今滕国有储谷米的仓廪，存财物的府库，这是损害别人来奉养自己，又怎么能叫做贤明呢？”孟子没直接回答滕文公是否是贤明君主的问题，而是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问，批驳了许行的观点。关于社会分工的观点，在这时阐发的。孟子认为，人的社会分工各有不同。农夫用生产的粮食换取陶器、铁器，不能算损害陶工和铁匠的利益；陶工和铁匠用陶器和铁器换取粮食，也不能算是损害农夫的利益。既然各种工匠的事情不能一面种地一面干，管理国家的事不能一面种地一面干。社会是有分工的，官吏与百姓应各司其职。百姓的劳动成果，对每个人都不可缺，每件东西一定要自己制作才能使用。孟子从社会分工的原理出发，驳斥了许行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孟子进一步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劳心者，一类是劳力者，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这结论，完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拥护。
孟子的仁政学说虽然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却遭到社会上层的官僚、贵族、富豪们的反对。因为仁政措施一旦全面被推行，就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是不会把肆意侵吞的土地拿出来供孟子做井田制的实验的。孟子对滕国实行的仁政，他要把仁政推行于整个天下，这仅靠滕国的力量是办不到的。滕国是个小国，处在齐、楚两大强国的夹缝中间。滕国虽尽全力小心侍奉这些大国。有一次，齐国田婴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建筑城池，加强薛城的军事设施，这对滕国是个很大的威胁。滕文公心中不安，便请教孟子该如何对待。孟子也束手无策，只好讲些仁政的大道理搪塞。魏国正在招贤纳士。孟子毅然决定离开滕国到魏国，孟子虽然在滕国推行仁政再次失败，由于滕文公对孟子大加推崇并努力推行其措施，使孟子的名声播扬于天下，先后从孟子学习的人很多。当孟子离滕至魏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已是声势非凡阵容庞大。
孟子来到魏国后，受到了魏惠王的欢迎。魏惠王迫不及待地问：“您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给我国带来很大利益吧。”孟子听了梁惠王的发问，心中很别扭，不愿顺从魏惠王，说：“王何必一开口就言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孟子便大谈了一通他关于义利的观点，他接着说：“王假若说，‘怎么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也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那一般土子以至百姓也都说：‘怎样才对我本人有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便会发生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它的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万乘之国中，大夫拥有兵车千辆；在千乘之国中，大夫拥有兵车百辆，这不算不多了。但是，假若轻公义而重私利，那大夫若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从没有讲仁的人却遗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却对他的君主怠慢的。王也只讲仁义就行，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的这番议论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从早期的传统说，一般不把“利”和“义”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作有机的结合。即使孟子所推崇的孔子也不讳言利，《左传》成公二年有孔子论义的话说：“义以生利，利以生民。”意思是说，由义产生利，用利来治理人民。对比来看，孟子的义利观比孔子是退步了。一次，孟子去谒见梁惠王，梁惠王便把他带到王室园林里。梁惠王走到池塘边，一边观看珍禽嬉戏和野兽追逐的情景，一边问孟子：“请问孟老夫子，贤者是否也喜欢观赏这种园林风光，是否也喜欢这些珍禽异兽呢？”孟子答道：“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一种快乐，没有道德的人纵使有这种快乐也是无法享受的。这话怎么说呢？我举出周文王和夏桀的史事来说明吧。《诗经·大雅·灵台》篇说：‘开始筑灵台，精心经营，大家齐努力，很快便落成。文王说不要急，百姓更卖力。文王来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虽用民力筑高台，建深池，百姓却乐而从之，称那高台谓‘灵台’，称那深池谓‘灵沼’，为其有多种禽兽鱼鳖而高兴。就因为他能与民同乐，故能真享受此乐也。”孟子接着讲述了一则与文王建灵台完全相反的故事：当夏桀在位的时候，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太阳呀！你什么时候消灭呢？我宁肯跟你一道死去！”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意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难道能够独自享受吗？这就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