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事君交友讲究忠信，这是原则，但是具体做起来，要视情况而定。孔子说对朋友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这都是说，规劝君主或朋友要适可而止，不可过繁，不然就要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总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通权达变，使道德行义恰到好处，方为君子。
四，德行全面。有一次弟子子张问道：“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不露喜色；三次被罢官，不露怨色。每次都把自己的政令告诉新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道：“可算尽忠国家了。”子张问道：“算不算仁呢？”孔子说：“不晓得；这怎么能算仁呢？”子张又问：“崔杼无理地杀掉齐庄公，陈文子有40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道：‘这里的执政者与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差不多。’于是又离开。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清白得很。”子张问道：“算不算仁呢？”孔子道：“不晓得；这怎么能算仁呢？”（《公冶长》）在这里，孔子只是称赞了楚令尹子文的“忠”和陈文子的“清”的德行，没有许他们以君子的称号，原因是他们的德行还不够全面，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有一种人具有较高的德行，孔子只称他们为“成人”，不许之以君子的称号。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算得上成人。孔子回答说：“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熏陶他们，可以说是成人了。’“现在的成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起该得不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都不忘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成人了，”（《宪问》）可见，即使是具备智慧、寡欲、勇敢、多才多艺综合在一起的美德，也还不能算是一个君子，只能称为成人，因为他缺少仁这种最重要的德行，成人的品质仍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君子与上述各种人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他具有仁的观念，始终不渝地坚持仁道。孔子说：“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里仁》）对于他人，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对于自己，愿意为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正因为君子有仁德作为思想基础，所以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恪守道德规范，比成人更为尽善尽美。
孔子把“文质彬彬”的君子当作培养学生道德修养的目标，引导弟子们在道德上以仁为核心实行全面发展，成为道德完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君子这一称号，也确实吸引了历代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达到它而砥砺一生。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正派的政治家、学问家、思想家都受了孔子这一学说的鼓舞，胸怀成仁之志，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孔子所树立的君子的形象，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有学问、有才能，同时对百姓有高度同情心的时代先行者，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认真学习，认为要学习一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只有经过反复的练习和复习，才能使自己学到的东西得以巩固。同样的道理，教师教起学生来，也不能一遍成功，而是要耐心、细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好和学好的目的。他谦虚地说：“讲到圣和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厌倦，教诲弟子总不疲倦，就是如此罢了。”弟子公西华听后说：“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述而》）这是对老师孔子“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高度赞扬。
孔子那时还不是班级授课制，教师不是向大量学生一起讲授，而是一个个地耳提面命，个别教育。因为每个学生的出身、经历、年龄、水平、特点等各不相同。但当学生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时，孔子从来也没表示过厌烦，总是耐心地予以回答。这样一来，工作量自然加大了，孔子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们照样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丰富的知识。孔子曾向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述而》）即向学生明确地表示自己一定毫无隐瞒地有什么教什么，有多大本领拿出多大本领来。孔子这一“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弟子们，颜渊曾谈过他在孔子座前受教育时的亲身感受，说：“老师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虽然这样高深和不容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子罕》）这番发自肺腑的语言，表达了弟子对孔子的崇敬与感激之情，是对他的“诲人不倦”精神的最好回报。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孔子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极有价值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是他在人类教育史上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其数学方法有六方面：一、因材施教。孔子对学生的教诲不是盲目的，而是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智力的高下不同，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孔子注意到人的才智高下有别是个客观存在，他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雍也》）根据这条原则，他具体地分析了每个学生的性格、才能、志趣和特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例如他说：“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又说：“颛孙师做事有些过分，而子夏则有些做不到数。”（《先进》）据《论语·先进》载，弟子冉求做事好退缩，胆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抓紧，一听说就应马上去做。仲由胆大，敢作敢为，孔子怕他冒失而惹祸，就教他凡事先退一步，等请示父兄以后再去做。孔子就是用这种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对学生们因材施教的，指导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避免片面性，做到全面发展。二、学思结合。孔子十分重视“学”，他要求弟子“博学于文”，“敏而好学”。为了求得学问，即“道”，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自己为了“学”，也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认为，“多闻”、“多见”是学习知识的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闻”知者57处，“见”知者71处。孔子处处以“闻”、“见”为最可信赖的知识源泉。他要求学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只有这样，才能学到全面的知识。
孔子论“学”又不完全停留在“闻”知和“见”知上，而是要做到“学”与“思”相结合，要求“切问而近思”（《子张》）。就是说，孔子特别提倡独立思考，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追根求源。他说：“遇事不斟酌思考，不讲‘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这种人就无能为力了。”（《卫灵公》）他批评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思想懒汉。但是他又反对那种不认真刻苦学习，只是整天苦思空想的人。认为脱离了“学”的“思”，只会把人引导到瞎猜的歧途上，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不先“学”，就无从去“思”，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
孔子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的精辟见解，这是符合“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就是说，“学”与“思”两者不可分开，一旦分开，就会两败俱伤，不是“罔（受骗）”，就是“殆（疑惑）”的结果，都会空无所获，白费气力。当然，在这二者之间，孔子所着重强调的仍然是“学”。他甚至认为有许多好的品质的人，如果不学习，也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如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三、举一反三。孔子在讲学时，为了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他往往不先说出自己的见解，而是“不愤不启，不徘不发”（《述而》）。“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为开其意。发，为达其辞。”（朱熹：《论语集注》）意思是说，要让学生独立思考，直到他们想把问题弄明白而又考虑不通时，再去开导他；直到他们想把观点表达出来而又表述不清时，再去启发他说出来。这种在求学者产生强烈求知欲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教育的方法，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还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说，要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果给他指明东方，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西、南、北三方，那就不必再勉强教下去了。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代替学生思考，让他们自己学会由此及彼的推理判断能力，从而达到“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学而》）、“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公冶长》）的理解水平。这种行之有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孔子的首创。四、循循善诱。孔子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知道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要善于学习和乐于学习。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只有培养起学习兴趣，才能树立学习的自觉性，从而产生学习的热情，以至学而不厌。孔子善于了解并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循循善诱，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些生动的事例，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去诱导学生的学习志趣。《论语》中就载有孔子交互采用哲理性的比喻来教导学生的事例。例如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喻指人的节操，教导学生要有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用“逝者如斯夫”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意在勉励学生要珍惜时间，奋发图强。这样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弟子们的好评。五、联系实际。孔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不是一个为教育而教育的人。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联系历史上或当今的实际，通过对人物评价和时政评论，向学生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明确表示自己的是非爱憎，并以此来教育和影响学生。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伯夷、叔齐，下至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各类名人，以及他自己的弟子，孔子都评论过。他特别注意评论那些对社会、对人民有大功的人，品德高尚的人。孔子对管仲、子产，以仁许之。比如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当他听到“为人仁爱的人”郑国执政子产的死讯后，泪流满面地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伯夷、叔齐在继承君位上互相推让，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述而》）。对于那些不肖者，孔子便加以抨击。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明知柳下惠是贤良之士，却不肯任用，孔子批评他白吃官饭，不干实事。
（见《左传》昭公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