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后期，古文运动形成了高潮。文体文风的改革此时迅猛兴起，韩愈等人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古文革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已探索出改革文体和文风的基本途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藩镇割据势力的膨胀，中央政权的腐败和衰微，使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佛道的泛滥又从经济、思想等方面腐蚀着封建政权的基础。及至武周以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直接威胁着李唐王朝的统治。为挽救危局，以维持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们打起“复古”的旗号，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六朝以来的骈体文严重地束缚着这种思想主张的传播，政治革新的内容要求冲破旧文体旧形式的桎梏，要有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与之相适应。古文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唐代前期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唐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
韩愈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韩愈与古文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韩愈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师事过古文学家梁肃、独孤及等人，与古文运动的先驱保持着较多联系，在学术思想及文风方面深受他们的影响。韩愈出于文学世家，其父辈兄辈都以道德文章着称于世。家庭的教育与熏陶使他具有雄厚的古文基础。韩愈具有才学胆识，也有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他不顾时俗讥讽，抗顽为师的活动，聚拢了一大批后学才俊，韩门弟子正是古文运动的主力军。
古文运动改革文体和文风，以散体文代替骈体文，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潮流。主张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绝不是真的复古。而是在反对骈体文的过程中，学习、融会、继承古代散文之精华，发展成为合乎时代需要的“新语”。继承发展前人改革文体和文风的精神，革去骄偶的文体和淫丽的文风，创造出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的新的散文文体。韩愈在创造新的散文文体中，从横向、纵向几个方面广泛学习，吸收百家之精华。
经过韩愈等人的多年努力奋斗，古文运动形成了较大规模和声势，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完备。韩愈的古文理论，主要是：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古文先驱已经提出，韩愈的贡献在于给这一理论赋予了崇儒排佛的鲜明时代色彩，它具有相当大的号召作用。韩愈在《答崔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他在《答陈生书》中又强调：“愈之志在古道。”韩愈所讲的“道”，就是他在《原道》中所宣扬的儒家正统思想。他从事古文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复兴儒道。他所说的“辞”是指“三代两汉之书”。韩愈曾讲过自己既重道、又好辞，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在“道”与“辞”的关系上，韩愈认为应该以学道为主，习辞为次，学道是目的，习辞为手段。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韩愈认为古文的写作应该把握以文载道的原则，“道”是“文”的内容，而“文”则是“道”的表现形式，是宣传“道”的工具。韩愈在给朋友和弟子的书信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体文风的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排斥佛老、扞卫儒学正统地位的思想运动。强调作家的自我修养，将“修身养气”视为创作成败的关键。韩愈认为，自我修养应包括道德修养和文辞修养。他指出，要写出成功的力作，必须首先加强道德修养。在如何加强自我修养的问题上，韩愈主张既要潜心攻读“三代两汉之书”，以圣人之志为志；又要努力实践三代两汉的儒家之道。他在谈到读书的情形时说，自己每读先圣经典就会进入如痴似迷的境界。要写出优秀的文章，不但有道德修养和丰富的内容还不够，还必须加强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驾驭纯熟的写作技巧，掌握丰富的言辞。他认为道德修养决定着文章内容，文学修养是表达内容的工具和手段，二者是写好文章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韩愈还认为，当作家的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一种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气”才能创作出气势磅礴的雄文。他在《答李翊书》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用比喻的手法分析了“气”与“言”的关系。他说：气，好比水；文辞，好比漂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大了，所有的东西都漂浮起来；气盛了，所需要表达的东西也会喷然而出。而且，不论“言之短长”，还是“声之高下”，都会感到合宜得体。韩愈就是加强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的典范，他的文章更有排山倒海之势。韩愈强调创新和标新立异。提倡继承和吸收先秦两汉的散文成果，主张“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他反对只学习古文的形式而忽视古文内容精神的做法。他在《答刘正夫书》里提出向前人学习应该坚持“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原则。韩愈在《进学解》中曾借太学诸生之口，叙述了自己学习先圣经典的情况。“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即是说他既能勤奋刻苦地学习先秦经典，又能探讨其深奥的道理，把握其基本的精神。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写文章时要反对因循模仿，力求做到“唯陈言之务去”，不用陈词滥调。为文立论“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继承三代两汉的优秀成果，独创自树，将继承与创新比较好地结合起来。韩愈还十分重视用字及遣词造句的正确、流畅，要求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对自己文体改革的理论善于吸收前人之长，进行新的创造，是古文写作的集大成者。
韩愈提出并阐述了“不平则鸣”和“文穷而后工”的理论观点。韩愈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管是“物”还是‘人”，概莫能外。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物”如此，“人”也不例外。当人“不得已”的时候，即才能受到压抑，理想和抱负不能顺利实现，就必然发之于歌，形之于言，以“鸣”的方式来发泄胸中的郁闷和不平之情。他将古往今来的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看作“善鸣”的人物，既肯定伊尹、周公厅子、孟子等儒家先圣善呜，也承认不是儒家学派的杨朱、墨翟、老子、庄子等也善鸣。韩愈提倡的“古文”，不仅是传播儒学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他还认为，只有反映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文学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上乘之作。
在韩愈看来，那些过着锦衣玉食生活，仕途通达的“王公贵人”，他们“气满志得”，没有不平之事，没有不平之感，他们不会有不平之鸣，即使有，也不过是舞文弄墨的肤浅之作，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只有那些志趣高远，才识过人，才能写出反映社会不平，表达个人真情实感的不朽之作。
韩愈不仅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古文理论，而且还写出了大量的传世之作。韩愈注重理论建设，重视创作实践。韩愈的散文成是他古文理论的最好注脚。韩愈的弟子李汉在编定《韩昌黎文集》时写的序言中说：在韩愈推行古文时，当时的人们对古文的认识，有一个从惊怪、嘲笑到认可并甘心接受的过程，推动人们认识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作品本身的感染力。
从现存韩愈的散文总共有355篇，它包括论、说、传、记、颂、赞、书、序、状表以及祭文、碑志、杂文等多种体裁的作品来看，韩愈的精雕细刻，千锤百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韩愈的议论文是历来古文读本中的首选之作。如《原道》《原毁》《论佛骨表人刎说几》《进学解儿》《送孟东野序》等篇，都是历代相传的不朽之作。《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形象地描写了三种人，表达了作者鄙视炙手可热的权贵，赞扬高洁不污的处士嘲笑追名逐利的官迷的真情实感。
韩愈的杂文是他“不平则鸣”文学理论实践的结果，是被称道的文艺珍品。杂文的锋芒指向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内容入木三分，表现手法大胆辛辣，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思想价值。
韩愈的记叙文体裁各异，他善于选取题材，运用简洁凝练语言，把不同的人物、事件，写得形象鲜明，生动感人。如《张中丞传后叙》，记述了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南雾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绘声绘色，可歌可泣。生动地塑造张巡等人的英雄形象。
韩愈的抒情文，多见于祭文、序文和书信是韩愈的祭文，一反六朝以来祭文无韵不行，呆板生硬，华而不实，尽是空言的俗套，不拘常格，不顾惯例，采用自由的散体，通俗明晰的语言，将叙事、说理、言情自然而巧妙地联成一气，使祭文产生了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祭十二郎文》是韩愈祭文的代表作，为悼念亡侄十二郎所写的不朽之作。十二郎与韩愈年岁相近，二人童年都由韩会夫妇捕养，又都有伶仃孤苦和颠沛流离的遭遇，并在这种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二人虽为叔侄，实同兄弟。十二郎的过早去世自然使韩愈悲痛欲绝，并勾起他对辛酸往事的回忆。于是身世的不幸，兄嫂的抚育，与十二郎一起生活的情景，都一齐涌向心头。在这种情况下，他感情的闸门大开，信笔拟就这篇祭文。祭文中，有深切的怀念，不尽的哀思，无穷的悔恨，自责与内疚，字字如泣如诉，句句如血如泪。在写作方法上，几大部分以“情”为主线，有机地联成一体。每一部分分成几个段落，每段又有层次，层次之中多有曲折。恰如万水回环，千山合抱。各种记起的往事，直人文中，再经过巧妙地切换组合，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唤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