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勤勤恳恳，忧劳半生，及至第五次北伐曹魏时，他已经耗尽了全部心力。他仍然夙兴夜寐，忘我的操持，以至于食量大减，一病不起，最后病死军中。诸葛亮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治国安邦、谋求统一的伟大事业，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曾激励着后世许多有志之士，为自己的理想而终生辛劳，奋斗不息。
诸葛亮就是一个既长于治国，又严于治家，更善于修身的政治家。他修身的主要内容是养德，养德的重要途径是倡俭戒奢。诸葛亮在《戒子书》和《诫外生书》里，对其子女及晚辈提出了不要成为“徒碌碌滞于俗”的“凡庸”之辈的要求，希望他们注意道德修养，勤俭为志，报效国家。他在《治人》篇里更进一步提出奢侈“妨害农事”，不是圣人的道德。他引用古圣人的话说：“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他认为只要“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就是“治人之道”。这是诸葛亮严于律己、以廉俭治家修身的重要认识根源。
诸葛亮一生以匡复汉室。统一国家为己任，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前提和较为清廉的政治条件。蜀国在三国中，地小力弱，它的国土约相当于魏国的1/3、吴国的1/2；人口在刘备称帝时约有90万，相当于魏国的l/5稍多一点，相当于吴国的2/5。就这样一个疲弱之国，却养兵10万有余，所统各级官吏足有4万左右。举全蜀百姓，平均9人供养一个士卒，7户人家负担一个官吏。再加上蜀汉连年用兵，不只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庶民百姓也皆有菜色。诸葛亮在这种背景下劝农殖谷、开源节流、倡俭去奢，就不完全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使然。尽管蜀国经济疲弊，在蜀国官员中，还有“侍婢数十”，沉于酒乐，尸位素餐的“侈靡”人物。诸葛亮除了用刑赏的手段制止这种腐败现象外，以自己的廉俭作风，率先垂范，影响教育全蜀官员将士，将个人的生活服从于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出于以上各种原因，诸葛亮在对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要求极严，一直保持着既廉且俭的作风。他生前曾给后主上表谈起过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表文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集》文集卷一《自表后主》）表文虽短，内容丰富。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自表后主》中所谈的并无半句虚言，均是实情。
诸葛亮在《又与李严书》中再次谈到“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集》文集卷一）的情况，说他的妻子竟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有。诸葛亮之家是否真苦到如此程度，史书并未细谈，但起码说明他们在生活上还是比较节俭的。诸葛亮生活在封建时代，事懦弱之主，手握军政大权，严格治家治身，倡俭禁奢，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仰。
诸葛亮对后事的安排。更令人叹服他在遗嘱里要求丧事从简，提出遗体不必运回成都，就近葬于汉中定军山即可。这位为刘氏两代耗尽心血的老臣，所做出如此安排不外乎两点：不忍心千里迢迢地再劳卒烦民；大概因壮志未酬，此恨难消，干脆就长眠于这块得之不易的汉中之地，以慰在天之灵。如后人所推度的那样，说是“生而治蜀，死而护蜀”。诸葛亮还特别嘱咐：“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这种关于薄葬的安排与当时崇尚厚葬的颓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更加敬重这位功高德重的诸葛丞相。
在诸葛亮忠贞谋国思想和高风亮节的带动和影响下，蜀汉的不少官吏，多能以他为榜样，在不同程度上做到廉洁奉公，勤俭自律。如被誉为“四相”之一的费祎，不仅“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而且对子弟要求极严，“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如被诸葛亮器重的邓芝，也如诸葛亮一样，自身衣食“资养于官”，生活俭约，不治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蜀汉后期的大将军姜维，虽然“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大权在握。但他从官府领取的俸禄，很快就用光，以至于宅第不整，资财无余。他一生“侧室无妾腾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这种以俭为德、以俭养德的作风，对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的稳定，对倡俭去奢风气的养成，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统一中国的大志，义无反顾地坚持着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并为此充分地发挥了他治国用兵的聪明才智，几度使曹魏惊恐，孙吴胆寒。但是，“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诸葛亮的壮志未酬，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也未成功。其原因主要是：
一，诸葛亮面对的魏、吴两国均是非同寻常的强大对手。它们或控有中原，势力雄厚；或雄踞江东，根基已固。其综合国力远非地狭人少的蜀汉可比。
二，关羽的荆州之失，刘备的夷陵之败，不仅使蜀汉元气大伤，吴蜀联盟一度破裂，也严重地破坏了诸葛亮荆州、益州两路进兵，夹击曹魏、兴复汉室的原来设想。使诸葛亮以后的伐魏之役只能以汉中为基地，失去东线的策应，没有形成对曹魏的致命攻势。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并且相对稳定下来，使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口号日益失去往昔那种撼动人心的作用。“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在群雄纷争期间的政治旗帜，虽然在当时曾起到过某种号召效应，但它的力量毕竟有限。诸葛亮原来预测的曹魏政权“有变”，即较为重大的政治事变和由此而形成的北伐时机，始终没有出现。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天下三分，是由分裂到统一的过渡阶段。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进步。尽管诸葛亮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不可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外获得成功。
诸葛亮从27岁出山到54岁病逝于军中，在这群雄逐鹿的27年间，他始则辅佑刘氏两代开基立业，为实现北定中原宏伟大业，呕心力血，尽管他为之追求，奋斗一生的目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壮志未酬，抱恨而终，人们没有以“成败论英雄”，把他看作失败者，而把他当作胜利和智慧的化身加以颂扬。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世，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当权者，甚至包括敌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诸葛亮盛赞不已，大加推崇。
诸葛亮去世，立即引起蜀国的巨大震动。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便纷纷上书蜀汉朝廷，提出为诸葛亮建立祀宇的主张。但刘禅等担心在成都为诸葛亮立祠，逼近皇室宗庙，就以为诸葛亮立祠一事有碍于朝廷礼制，未予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每逢节日时分，民间百姓便自觉地祭祀已经亡故的恩相诸葛公。成都的大街小巷，香火不绝，“百姓巷祭”。蜀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举行仪式，追思诸葛丞相的恩德，史书上称之为“戎夷野祀”。及至蜀汉政权面临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关头，人们更加记起一生忧勤、尽瘁国事的诸葛亮。每年春月，汉中百姓无论男女，一路哭着赶往汉中定军山的诸葛亮墓举行祭奠，人们涕泪哀痛，深切缅怀他多次伐魏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
诸葛亮去世后，在蜀汉官员中也引起巨大的悲痛。噩耗传到梓潼和汶山，被诸葛亮贬责在这里的李严、廖立闻之大哭。尽管刘禅出于封建礼制，不许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但蜀汉不少官员始终留心此事，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时机，提出理由为诸葛亮立祠。就在蜀汉政权灭亡的前夕，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再次上书，重提此事。他们引经据典，大谈历史上盛朝为功臣立庙塑像的故事，追述诸葛亮的盖世功德。指出听任百姓“巷祭”、“野祀”，是不能达到“存德念功”、激励后人的目的的。为解除刘禅立祠成都逼近宗庙的顾虑，他们建议在汉中诸葛亮的坟墓附近修建祠堂。蜀汉景耀六年（263年）春，后主终于下诏，批准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
诸葛亮受到蜀汉君臣的褒奖、敬仰在敌国的营垒里，人们也对他称颂备至。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自叹不如，极称诸葛亮是“名士”。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看了诸葛亮用兵打仗的阵地，深为诸葛亮的军事天才所折服，不自觉地发出“天下奇才也”的赞叹。蜀汉景耀六年秋，魏国大将镇西将军钟会率军征蜀。当大军进至汉中沔阳一带时，钟会一面亲自到诸葛亮庙前进行拜祭，一面传令军中，严禁在诸葛亮墓周围放牧战马，拾草打柴，表示了对敌国名相的尊重和敬仰之情。西晋初年，晋武帝曾专门询问过给事中樊建，让他谈一谈三十多年前诸葛亮的治国之道。樊建介绍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之后，晋武帝十分感慨，他说：“太好了！假如我能够得到此人为之辅臣的话，岂能像现在这样事事都得我自己操劳呢！”
诸葛亮刚刚去世及其稍后一段时间内，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推崇称颂诸葛亮。及至蜀汉亡国之后，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从晋代开始的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诸葛亮忠于国家、勤于王事的精神，都将诸葛亮看作是“忠君”的楷模。晋代张辅认为诸葛亮的功业是乐毅比不上的，他认为只要是认真考察并学习诸葛亮的美德，就是奸臣也能“立节”。因为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历代统治者为此频频给诸葛亮追加官爵，赐以庙号。晋朝封他为武兴王，唐朝封他为武灵王，元代追封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使诸葛亮的身价与日俱增。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和提倡下，士大夫阶层也争相着书立说，编纂文集，使诸葛亮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唐朝初年杰出皇帝唐太宗对诸葛亮忠勤谋国的精神大加赞赏，充分肯定了诸葛亮在弱主当国的情况下，为蜀汉政权的稳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要求房玄龄、杜如晦等股肱之臣学习诸葛亮“公平”治国。在唐初朝廷的倡导和影响下，整个唐代自上而下莫不对诸葛亮称颂备至。许多诗人墨客为我们留下大量歌颂诸葛亮的诗文。李白在读了《诸葛亮后传》以后，赋诗曰：“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极力推崇刘备、诸葛亮君臣相得，如同鱼水的关系，盛赞了诸葛亮统一宇内，矢志不移的浩然之气。杜甫在游览武侯祠时又为我们留下了“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既对诸葛亮尽忠益时、济世安邦的献身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又对他夙志未酬、大业未遂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感人肺腑的诗句引起后世人们的共鸣。诸葛亮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在离他去世五百多年的唐代，“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
历代人民更注重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中汲取营养，特别推崇诸葛亮忠贞勤勉、律己节俭、忘我无私等美德，是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更使后世敬佩备至。人们将诸葛亮看作是智慧的化身，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从南北朝开始，民间就广泛地流传着三国时期一些着名历史人物的故事和传说。及至宋、元时期，这些故事和传说就由民间艺人搬上了文艺舞台，在当时的评话和戏曲里，就有了诸葛亮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故事。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根据正史和流传已久的三国故事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小说中，作者倾尽全力对诸葛亮的智慧大加描写和渲染。在小说和戏曲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将诸葛亮看成是超凡越圣的千载神明。有人甚至赋诗说诸葛亮的“阴计暗遇天地合，壮志曾将鬼神役”。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比较通俗而准确地把握了个别杰出人物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诸葛亮的故事还在广泛流传。现在西南地区的作佧佤人民也说，他们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的技术是“孔明老爹”教的，稻种也是“孔明老爹”给的。诸葛亮的名字甚至跨越了国界，在我国周围的不少国家或地区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日本政界有人极为钦佩诸葛亮忠于刘氏两代、尽瘁国事的献身精神，表示要学习诸葛亮，像他那样忠于自己的国家。诸葛亮不仅以其道德情操风范后世、也以其聪明才智受到历代人民的推崇。他那献身精神，忠贞谋国，谦虑审慎、忧勤节、以其公忠体国，克已奉以的思想和作风给时人和后世做出了榜样，被称为“智圣”。世代传颂，载于千秋、万古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