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对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阐述得已十分清楚，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则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二，肯定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由人的天性所致。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
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客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阝亢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铢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开，肯定了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敢说实话，揭示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实质与动因。但他把剥削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显然是形而上学，并不足取。
三，赞同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不干涉政策。司马迁赞同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开放政策。认为汉初之所以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局面，是因为实行了开放政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对策归纳为：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因之”是上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中策，“与之争”是下策。所谓“因之”，即依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听其自然，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因之”政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与之争”的政策被司马迁视为“最下者”，这是针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等抑商政策而发的议论。至于“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都是指对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制约和干预。
主张放任政策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做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是主张政府不必以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活动的。他列举了各地的丰富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由农、虞、工、商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反对政府“发微”这一强制政策；他认为，每个人只要“任其能，竭其力”，即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因此，政府也不必干涉民间的经济活动；他认为不必统一物价。此处物价低，商人自然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他还认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像水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日夜不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所以，他认为这种政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四，反对秦朝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
在秦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把商人视为罪犯一类。汉承秦制，也把商人作为贱民对待。汉初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对商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人身污辱，如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骑马，不准携带武器，不准购买土地，不准做官等规定，违者严惩。汉武帝时代，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禁榷制度。没收商人的财产，给商人以严重打击。在社会上一片贱商的声浪中，司马迁却慧眼独具，清楚地看到了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毅然为商人立传，大力歌颂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把商业同工业、农业、虞业相提并论。他还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对繁荣经济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赞扬了计然的商业理论，并说由于勾践实行了计然的这一措施，从而使越国取得了“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效果。他把商人称为“贤人”，还要让后世人学习他们的致富经验，这就足以说明商人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在《货殖列传》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他借计然的口说出了经商要有预见性，要具有战略眼光。资金运用，流转不息。计然曰：“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谓“无息币”、“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指要加强资金货币的周转。“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说要看准行情的起落。“无敢居贵”是说不要要价太高，那样会使货物滞销，反而影响资金的周转。
司马迁在叙述范蠡在佐越灭吴后，弃官经商，曾“三致千金”。他的发家时说：“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司马迁在写齐国大商人刀闲时，强调了他致富的原因是敢于用人，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司马迁在这段叙述里，对刀闲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大加赞扬。
司马迁对大商人白圭的“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十分赏识。他在《货殖列传》中引述自圭的一段精彩论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从事商业活动，既要有勇，又要有谋。有了智谋，才能乐观时变；有了勇敢精神，才能当机立断。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叙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锤。此皆诚壹之所致。”司马迁列举了卖油、卖浆、修理刀剑、卖熟肉、兽医等行业，这些从事薄技微业者，都可以致富。其致富的原因是，他们都在经商中能做到“诚壹”，深入钻研一种业务，有一技之长。出奇制胜，发财致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阐述了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从而证明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思想家。
司马迁的人才观
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
司马迁爱才，竟爱到如此地步，就是对他所痛恨的人物，他也仍抑不住对于“才”的品评。在《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太史公曰”中说：“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事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从司马迁爱才的言行中，看出他在人才学方面的众多建树。
司马迁人才资源是丰富的，关键在于发现。认为人才是广泛存在的，古代有，近代也有。在《李斯列传》“太史公曰”中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对于韩信的同情，也是认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在《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在近代中，他认为萧何、曹参、陈平等都是人才。在《张丞相列传》中说：“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这是说，萧、曹、陈平等人在人格上未必多么高，然而在才能上，都是不同凡响的。这数人中，尤其是陈平，司马迁（《陈丞相世家》）对他十分赞赏，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司马迁认为，各行各业都大有人才在，并不仅仅局限在王侯将相之中。例如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为农夫出身的陈涉立传，就是把陈涉作为一个奇才来歌颂的。在《自序》中写道：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而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