溘然长逝的是一个囊括整个俄国和一切俄国事物的伟大灵魂——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对谁还能这样说呢？
——高尔基致安·费契亚特罗夫的信
1901年夏天，托尔斯泰得了恶性疟疾，发高烧，心律不齐，说话困难，病情一度很危急。消息传出，雅斯纳亚·波良纳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表示慰问的信函和电报，其中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4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时，他曾给托尔斯泰去过两封信。没料到，享誉世界的大作家竟给他回了一封写满38页信纸的内容深刻的长信。这封信极大地激励了罗曼·罗兰坚定地踏上人生的和艺术创作的道路。如今，听到托尔斯泰病重的消息，他忧心如焚，立即给托尔斯泰写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慰问信。然而，托尔斯泰患病的消息却使沙俄当局暗自窃喜，他们认为作家已“处于弥留之际”，于是匆忙通令各地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严禁在托尔斯泰去世时出现任何示威性的演说、活动和游行”。可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十天以后，托尔斯泰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
根据医生的建议，托尔斯泰于9月初动身去南方克里米亚疗养。同行的有作家的妻子索菲娅、女儿玛莎和萨莎、友人布兰惹等人。托尔斯泰乘坐的火车途经各站时，都受到了获悉他南下消息的群众自发的欢迎。在哈尔科夫，列车刚进站，“人群就像海潮一样汹涌着，向列车挤过来。人们都摘下帽子”，呼喊着“托尔斯泰万岁！”等口号。托尔斯泰流着泪，站在窗口，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火车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后，托尔斯泰在那里休息了几天。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市容，并打听第四棱堡的方位，深情地回忆起近半个世纪以前在这里度过的一段岁月。而后，他们坐马车来到了克里米亚的加斯普拉，住进了帕尼娜娅伯爵夫人为托尔斯泰提供的一幢濒临海湾的漂亮别墅。尽管托尔斯泰对如此豪华的居所有点不安，但是他非常喜欢那里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那里，托尔斯泰的生活很有规律，但病情出现过几次反复，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02年年初，他得了卡他性肺炎。托尔斯泰自觉状况不佳，于是想在临终前唤起沙皇的良知。1月16日，他写了一封致尼古拉二世的长信，信中说：
专制政权以及与它息息相关的东正教只能“依靠各种罪恶和残酷的行为来维持”。“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的统治活动：始于你对特维尔代表团的答复——这一答复激起全体俄罗斯人民的愤怒——你把他们最合法的要求说成是‘疯狂的幻想’；你关于芬兰的一切规定；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占领：你关于海牙会议的计划，随之而来的是增加军队；你的限制自治和加强专制；你同意制定一种精神垄断制度——即政府经营毁灭人民的毒品；最后，你对保持肉刑的固执，你不愿各方代表向你提出的主张废除这一愚蠢而完全无用的措施的要求，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这一暴行。高压统治的办法可以压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对于一个为了不听人民想要求什么而把人民的嘴封起来的人，是不可能做好事的。”
自然，这样的正气凛然的声音只能激起并无良知的末代沙皇对作家的仇恨。
写完这封信后没几天，托尔斯泰的病情开始恶化，出现了多种并发症。一些著名的医生从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赶来抢救，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连他们也觉得难有转机。索菲娅异常痛苦：“没有了他，我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我们是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唉，我的天哪！倒有多少悔愧一齐涌上了心头……一切都完了，无法挽回了。”孩子们都从各地赶到了托尔斯泰身边。高尔基当时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可能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托尔斯泰已经不在了。在俄国，死去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伟人还是第一次。”当局也再一次忙碌起来，又下了各种禁令，如不准为死者作安魂祈祷、不准悬挂死者肖像、不准运送灵柩的列车中途停靠，等等。而教会头目波别多诺斯采夫则卑鄙地指令当地神父在托尔斯泰死后立即进入其居室，而后向外界谎称作家已作临终忏悔，回到了教会的怀抱。从1月底到3月初，托尔斯泰的病情一直很危险。但是，托尔斯泰再次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或者如高尔基事后风趣地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天才比死亡更有力量”，病魔被压倒了，他又渐渐地恢复了健康。6月底，托尔斯泰离开克里米亚返回家乡，沿途再次受到大批群众热情的迎送。
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以后，托尔斯泰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创作之中，尽管在加斯普拉时，只要健康允许，他也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在他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和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想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致工人书》和《致宗教界人士书》等政论文章，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假息票》和剧本《光在黑暗中闪耀》等文学作品，以及应比留科夫要求而写的回忆自己生平的文字和为美国作家克罗斯比的《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一文写的序言等。1903年4月初，在基什尼奥夫等地发生了迫害甚至杀戮犹太人的暴行。托尔斯泰对此十分气愤，他在抗议这一暴行的信中写道：“这整个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它那些使人民麻木、成为狂热者的全体教士，以及它那一伙强盗般的官吏。基什尼奥夫的罪行就是俄罗斯政府如此强烈而坚决地宣传谎言和暴力的直接后果。”6月里，托尔斯泰在回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信中又表示，愿意为资助受迫害的犹太人而编的文集写点东西。8月20日，托尔斯泰为此写出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
《舞会之后》是作家晚年的炉火纯青之作。它着力展示的是两个世界（老爷的世界和奴隶的世界）的对立。小说开头交代，主人公伊万的生活中有过一次突变，随即就进入了引起这一突变的“一个夜晚”——舞会上和“一个早晨”——舞会后这两个场景的描写。小说首先渲染了舞会上充满诗意的热烈气氛。年轻的大学生伊万热烈地爱上了贵族小姐瓦莲卡，他尽情地与瓦莲卡对舞，并用动情的目光欣赏瓦莲卡与她父亲的对舞。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他“文静从容地”与女儿对舞，舞姿灵活优雅，博得了全场的注目。他那“亲切的微笑”更使伊万“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作者通过热恋中的伊万的感受不仅渲染了舞会上的诗意气氛，并且把瓦莲卡父亲“可敬可亲”的形象推向了画面中心。舞会结束后，伊万走上街头。随着“一种生硬的、不悦耳的音乐”的响起，小说气氛急转直下。进入伊万视野的是触目惊心的夹鞭刑的场面：身穿黑军服的士兵轮番毒打从他们中间走过的一个鞑靼逃兵，而监督行刑的竟是瓦莲卡的父亲。他“鼓起腮帮”、“撅起嘴唇”、“大摇大摆”地走在一旁；他恶狠狠地打用力不足的士兵的耳光；他吼叫着：“来几条新的军棍”，他“可怕地、恶狠狠地皱起眉头”，假装不认识伊万……野蛮、粗鲁、残忍、虚伪，这一切对于仍沉浸在幸福的幻觉中的伊万无疑是迎头一击，并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说中两个场景的强烈对照产生了异手寻常的艺术效果。当夹鞭刑的场景出现后，舞会上的一切诗意的描写立刻显出了它的虚幻性，而前一场景的泼墨渲染更加重了后一场景的令人窒息的氛围。在上流社会温柔动人的笑脸和彬彬有礼的风度后面，是受老爷们奴役的下层人民的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1904年，托尔斯泰写完了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这是他在垂暮之年创作的一部最有分量的艺术作品。最初的构思产生于1896年夏天。当时托尔斯泰因家庭矛盾，心情忧郁，正在哥哥家小住。7月18日那天，他外出散步，经过一片刚刚深翻过的土地，眼前“除了黑土以外，连一棵绿色的小草都没有。可是就在尘上飞扬的土路边上有一丛杂草（牛蒡），共有三棵：一棵折伤了，挂着一朵弄脏了的小白花；另一棵也折伤了，并且溅满了泥浆，黑黑的茎杆受了伤和弄脏了；第三棵伸向一边，也被尘土弄得黑黑的，但还活着，并且中间现出红色”。托尔斯泰不由驻步花前，赞叹这花顽强的生命力，“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千万棵草芥，而这一丛牛蒡花却依然不屈服”。于是，托尔斯泰“想起了哈吉穆拉特，就想写出来”（7月17日日记）。托尔斯泰想起的那个关于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发生在1851年底的高加索。山民将领哈吉穆拉特因与头领沙米里有仇，为逃避其追杀而投向俄军。但时隔不久，他就发现这是自投虎穴，于是带领自己的四名警卫逃走了。俄军士兵紧追不舍，在一个山谷里将其包围。哈吉穆拉特拒不投降，顽强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直至饮弹身亡。托尔斯泰说：“就是这个死，使我想起那丛在犁过的田地里被车压倒的牛蒡花。”
两天后，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经过三个星期的构思，他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小说的初稿。初稿篇幅较小，取名为《牛蒡花》。托尔斯泰对初稿不满意，一再加工，在六年里10易其稿，直到1904年才告完成，这时它已是一部容量可观的中篇历史小说了。托尔斯泰没有马上将小说付诸发表，除了作家还想在适当的时候再做加工外，主要是因为这部以清醒的写实主义笔法写就的作品与托尔斯泰晚年竭力提倡的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有矛盾。创作这部小说时，作家一再搁笔亦与此有关。托尔斯泰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部小说很吸引他，可有时又觉得这部小说是“胡闹”，写的时候“很惭愧”，“做起来问心有愧。我将自己悄悄地去做”。这部作品直到托尔斯泰去世以后才问世。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哈吉穆拉特形象有一定的复杂性，托尔斯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有一种英国的玩具西洋镜：在玻璃里面一会儿出现这个，一会儿出现那个。那么也应当这样来描写哈吉穆拉特这个人：是男子汉，又是宗教狂热病者，等等。”小说中，作家照顾到了人物精神面貌若干侧面，但是他更多的是赞美主角作为“自然之子”的优秀品质：热爱生活、淳朴率直、感情炽烈、刚勇无比，尤其是那蓬勃生命活力。他就像那不可摧折的牛蒡花那样，至死捍卫自己的和本民族的生活的权利。哈吉穆拉特与偏执残忍的沙米里，与专制暴君尼古拉必然要发生激烈的冲突。邪恶势力以暴力对付他，他也以暴力作殊死的反抗。小说中，作家被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性格所吸引，因而置自己的学说于不顾，以真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赞美的笔调描写了这样的以暴力抗恶的反抗斗争。当然，小说还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专制政体作了深刻揭露。托尔斯泰说过：“使我感兴趣的不单是哈吉穆拉特和他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有那个时代的两个主要的对手——沙米里和尼古拉之间极其有趣的对比，他们在一起似乎代表了亚洲和欧洲专制政体的两个极端。”作家用较多的笔墨鞭挞了以沙皇、陆军大臣和高加索总督为代表的荒淫无耻的沙俄官僚集团，他谴责了以沙米里为代表的敌视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善良朴实的普通的山民、俄罗斯农民和士兵。小说以鲜明的形象、和谐的结构，以及简洁明快的语言，显示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旺盛的创作力。
在生命的最后的岁月里，托尔斯泰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但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某种疑惑。那时，作家柯罗连科曾两次拜访过托尔斯泰。有一次，柯罗连科向托尔斯泰谈到内务大臣西皮亚金被暗杀一事。托尔斯泰说道：“杀人嘛，当然是作孽……不过我们也不能谴责这个人。”而后，他又说道：“瞧，我也明白，恐怖分子似乎确实有可以谴责之处……嗯，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但是毕竟……”托尔斯泰闭目静思了一会儿，然后又睁大眼睛，那一对垂眉之下射出两道锐利的目光，说道：“我毕竟不能不说，这是合理的。”接着，柯罗连科又谈到当时在农村出现的几起农民抢夺地主的粮食、农具及其他财物的事件，托尔斯泰立即称赞说：“他们是好样的！”托尔斯泰的这些言论使柯罗连科得出了“他的‘不抗恶’的主张几乎完全消失了”的结论。后来，《生活》周刊的编辑波谢拜访托尔斯泰。波谢向作家介绍了当时俄国工人、士兵、纳税人总罢工的情况，并告诉他，他们是以此作为一种与政府当局的暴力进行对抗的手段。托尔斯泰对他们的对抗深表同情。在1909年2月的日记里，托尔斯泰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主要错误在于，认为在目前这个动不动就判处死刑，到处都是绞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俄国，爱还能起它的作用。”这一切都说明了托尔斯泰晚年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因而他在《哈吉穆拉特》中表现出与他的温顺的说教不同的思想倾向亦非偶然。
同样，这种矛盾也表现在托尔斯泰对生活的态度上。托尔斯泰晚年的宗教道德主张和禁欲主义的态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人的价值和生活本身的价值的否定，可是托尔斯泰又始终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赞扬积极活动的人生的作家，他常常违背自己的说教，对那些人为地压制生命力的“善行”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厌恶。且不说在托尔斯泰的前两部长篇巨著中，他对具有“基督徒式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玛丽和索尼娅、对“博爱”的忠实信徒瓦莲卡的某些做法的不无贬抑的描写，就是在他晚年同人们的交往中也不时流露出这一点。作家魏烈萨耶夫回忆他与托尔斯泰晚年的一次谈话时写道：
“……我对托尔斯泰讲了和我相识的一位妇女的故事：她一步一步地、忠诚地、毫无怨言地毁灭了自己，把自己推进坟墓，目的是挽救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不至于死亡。她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脆弱的健康、心爱的事业、十分有意义的爱好，甚至根本想不到问一问自己是否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我讲的时候还天真地以为，这一故事一定会使托尔斯泰从心里感到亲切：因为他始终不渝地教导，真正的爱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自己活动的结果。我还怀着十分感动的心情讲述了一个神话，佛是如何以自己的肉体让饥饿的母虎和虎仔吞食。”
“可是突然，——突然我看见，托尔斯泰的脸不耐烦地，几乎是痛苦地皱起来了，似乎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他耸耸肩膀，轻轻地叫了一声：天知道，这算什么！”
“我当时感到莫名其妙。现在我懂了……我深信不疑：如果托尔斯泰在生活中真的看到了一个颓废的印度人，把自己送到饿虎的口里，那么他一定会感到这是对生命的最大的蹂躏，他会感到自己像躺在地下棺材里那样窒息。”
不知有多少同时代人生动地描写过托尔斯泰晚年生气勃勃的形象。画家列宾与托尔斯泰有过亲密交往，他常常由衷地感叹道：“这个苦行僧的身上有多少生命力、多少热情啊！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笑得更有感染力的人。”列宾还记述过他最后一次访问雅斯纳亚·波良纳时，与托尔斯泰一起骑马出游的情景：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走到一匹马跟前，像有经验的骑手那样，从马头把缰绳抓在左手里均匀地扯紧，在马肩胛的隆起处鬃毛旁把缰绳整理好，然后连同缰绳一起抓住马肩胛，用右手握住左镫。尽管这匹马相当高大，没有上马石，没有马夫在马鞍另侧给予任何帮忙，已经79岁的他，高高抬起左腿，把脚深深伸进马镫里，然后用右手抓住英国式马鞍的后部，跃身上马，迅速将另一条腿跨过马鞍。用右脚尖敏捷地把右镫向前一踢，迅速把靴尖伸进马镫，骑手已上马完毕——漂亮准确的法国式骑马姿势。”
“……他沿着果园向上出发，朝右拐，跨过果园一条壕沟来到大路上，然后骤然转向没有任何道路的树林里。在高大的树木之间，他沿着茂密的草地向黑黝黝的满是高高的野草的沟底驱马直下。我勉强跟上他，树枝遮住了视线，马陷入沟底青草下的湿土里；必须拨开遮眼的树枝，马下陡坡时身子要向后仰。我的英雄走在前面，像拉斐尔画笔下的耶捷基里幻影中的神，髯须在两边飘拂，以军人或契尔克斯人那样的特别轻巧和灵活，时而躬身伏在马背，时而用手拨开树枝，在树枝中间曲折前进。”
“……我一眼瞧见前方有棵小白桦树横弯在路上，好似一根拦路杆，怎么办？他没看见吗？应该叫他停下……我的心几乎都要缩成一团……因为横木齐他的胸部那么高。马儿在飞奔……只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下子躬身俯向马鞍，从这拱形木下穿了过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从山岗上催马一溜小跑向小河驰去。在小河边，他的马凌空腾起，跃到河对岸。我简直惊呆了……”
怪不得高尔基要在回忆录中说：托尔斯泰“常常热烈地赞美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可是他自己倒更喜欢永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在致契诃夫的信中还这样写道：托尔斯泰的“精神的活力令人吃惊，并使人不禁产生一个想法：像他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再有了”。
1904年，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个亲人。3月里，与他有过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姑奶奶”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去世。在病重期间，亚历山德拉还给托尔斯泰去过几封信，感谢托尔斯泰对她的挚爱。托尔斯泰则在回信中深情地写道：“随着年岁的变老，我越来越想跟您说些贴心的话儿……我想说的是，我非常非常爱您。”后来，托尔斯泰在回忆他与亚历山德拉的真挚友谊时，还把它称之为漫长生活道路上的“一线明亮的光”。8月底，托尔斯泰当时唯一在世的哥哥谢尔盖病故。谢尔盖弥留之际，托尔斯泰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那一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托尔斯泰为人民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受新的灾难而深感不安。他在答美国费城《北美日报》关于支持何方的电讯时说：“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劳动人民，这些人民为政府所蒙骗，背离自己的幸福、良心和宗教信仰，被迫去作战。”目睹无数俄国士兵被血海所吞没，他们的妻儿流离失所的惨状，托尔斯泰痛苦异常。1905年5月，俄国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可怕，真可怕。今天和昨天，我都为那些不幸者哭泣。”他在《清醒清醒吧！》一文中无畏地表示：
“总有一天，受蒙骗的人们会苏醒过来，并且说：你们这些残忍和肆无忌惮的沙皇、日本天皇、大臣、总主教、神父、将军、总编、奸商，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在枪林弹雨中行走吧。我们不愿意也不去赴死。给我们安宁，让我们耕地、播种、建设……”
战争的失利激化了俄国国内的矛盾，在俄国各地的城乡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反对专制政权和剥削者的斗争。托尔斯泰对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态度是矛盾的。按照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托尔斯泰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因此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革命不表赞同。1905年1月9日的流血事件发生后，托尔斯泰写下了《论俄国社会运动》一文。文章在强烈谴责专制政权对人民犯下的新的暴行的同时，又试图证明任何“靠改变外部形式的方法”来改进社会的想法都是“害人的空想”。他断言：“真正的社会改进只能用个人宗教道德改善的方法来达到。”因而他力图“超脱”，“不加入甚至不同情这一方或那一方”。然而，对人民怀有深切同情心的作家不可能超然于这场人民革命的风暴之外。托尔斯泰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对发生在图拉的示威游行，对发生在古里亚的农民运动，都表示了热烈的同情。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常常发表一些与自己的学说相违背的意见。托尔斯泰在致戈尔坚维伊泽尔的信中说：“我认为事件是重要的，如同生活一样，是有益的。”他在致斯塔索夫的信中说：“事件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和正确性进行着。对正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叫人不满，就等于有人不满意秋天和冬天一样，其实，这些人不去想想秋天和冬天来临，春天就离我们不远了。”在致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在整个这个革命中将完全自愿地充当一亿农民的律师。凡是促进或能够促进他们幸福的事情，都使我高兴；凡是不具有这一主要的目的或脱离这种目的的事情，我都不同情。”他在致卢萨诺夫的信中写道：“俄国正在发生巨大的重要事件。我想，我也期望它们将有重大的结果，但这无疑不是那些造成这些事件的人们所期待的结果。尽管托尔斯泰宣扬的学说使他断然否定革命的手段，并有意识地避开这场革命，但是他承认革命在精神上大大地促进了愈益团结的人类的发展”，并期待它给俄国人民带来有益的结果。托尔斯泰写于1906年的小说《为了什么》和《神意与人意》塑造的都是革命者形象，但思想倾向却不同，这正是作家对待革命运动的思想矛盾在艺术创作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