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托尔斯泰很少出远门，他在雅斯纳亚·波良纳过着相当平静的生活。他的家庭里充满着和睦、温馨的气氛，虽然偶尔也会起些风波。这是当时托尔斯泰理想的知识分子型的庄园贵族的生活，托尔斯泰在他认为的“最好的生活条件”下埋头创作。
1863年6月，索菲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谢辽沙。在此后的10年里，她又生下了7个孩子（索菲娅共生了13个孩子）。索菲娅除了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外，仍尽心尽力当好丈夫创作上的助手。她在日记中写道：“他有时跟我讲他的创作意图和计划，我对此总是感到十分高兴，我也总是能够理解他。”索菲娅成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而托尔斯泰也总是乐意听听她的意见。他们的长女塔尼娅在回忆她的童年时说：
“有时我看到，爸爸走到妈妈身边，从她的肩头上看她抄写，而她在这种时候总是要抓起他那强有力的大手，深情地亲吻它，他则含情脉脉地抚摩她那乌黑光洁的秀发，亲吻她的头。每逢这种情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油然升起对他们两人的爱。”
托尔斯泰虽然很忙，有时无暇顾及孩子，但是他从心底里喜欢孩子，只要一有空，他就来到儿童室，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塔尼娅回忆说：
“工作之余，爸爸是我所知道的最快活的人。只要他一感到有什么非常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就要发生时，他总是愉快的。仿佛新的生命活力像潮水一样涌遍全身。他叫我‘丘尔卡’，我非常喜欢这个绰号，因为每当他这样叫我时，都是他高兴，想要抚爱或者逗我玩的时候。”
托尔斯泰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并且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他会让一个孩子爬上自己的肩头，然后扛着孩子满屋子打转，再顺手一翻，孩子就站在了地上。有时，他会突然从桌边站起来，举起一只手挥动着，绕着桌子跑动起来，孩子们立即也举起一只手跟着他跑着喊着，于是，房间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托尔斯泰反对给孩子买价格昂贵的玩具，但有时出门回来也给孩子们捎来一些小礼物，如草编的小马车、瓷娃娃等，当他慢腾腾地从衣袖、领子、腰间等意想不到的地方掏出这些玩具时，总是引来孩子们一阵阵欢呼雀跃。
托尔斯泰喜欢孩子，但不溺爱他们。他希望孩子们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打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就得跟着他学做体操，有节奏地转动头部、屈伸双臂、原地踏步、蹲下站起等等，稍长些还得练单杠、跳木马和跑步。托尔斯泰注重孩子有良好的教养。长子谢辽沙回忆说：
“在我童年时期，父亲的观点中甚至感觉得出有贵族思想，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对贵族气派的含义首先理解为良好的教养——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来理解，自尊感、有学识、有涵养、宽宏大度等等，除了这种意义上的贵族气派以外，在他的心灵中同时并存着对农民，像他一贯说的那样，对供养我们的人的特殊尊敬和爱戴，而且他的这种尊敬也不断地熏陶着我们。”
托尔斯泰最不满意的是孩子对人说谎或对人粗暴——不管是对母亲、对教师，还是对仆人。次子伊里亚回忆说：“他几乎从来不惩罚我们，而当他看着我的眼睛时，他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也就心虚害怕。我可以在妈妈面前撒谎，但在爸爸面前却不能，因为他反正会立即识破。”托尔斯泰为孩子们聘请了家庭教师，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们授课。
1864年秋天，托尔斯泰一次出门探望邻居比比科夫。他骑的是一匹牙口很轻的快马米什卡，并随身带了几条猎犬，行至野外，突然从田埂下面窜出一只灰兔，托尔斯泰撒开猎犬，喊了声“追！”，便催马赶去，米什卡迅跑起来，可是前面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辙沟，没有狩猎经验的米什卡纵身一跃，但后蹄踏空，栽倒在坑里。托尔斯泰摔倒后，一只胳膊被马身子压在下面，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米什卡已跃出辙沟，径自回家了。托尔斯泰清醒过来后，忍着剧痛，爬出沟外，艰难地挪动双腿，跛行了近2.3公里，倒在了公路边，过路的农民把他抬上马车。托尔斯泰怕惊吓即将分娩的妻子，就让农民将他先送到村里。索菲娅闻讯立即赶到托尔斯泰身边，并从图拉请来了医生。当晚，图拉来的医生将托尔斯泰的胳膊扭来转去，试了8次，都未能将红肿脱臼的胳膊复位。早晨，又来了一位外科医生，他给托尔斯泰上了麻醉，并校正了臂骨，但是他给骨折的锁骨做的复位手术很不理想。卧床一个多月，托尔斯泰的右手仍不能自由活动，他不得不再赴莫斯科就诊。又一次做了手术，将骨折处重新正位。就这样，他被迫在莫斯科滞留了一段时间。
在莫斯科养病期间，托尔斯泰一方面与卡特科夫谈妥了《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在《俄国导报》上刊出的有关事项，另一方面用口授方式继续着创作，担任着记录的是丹尼娅和丽莎。时隔60年后，丹尼娅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他的脸上流露出聚精会神的表情，他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病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向我口授。他丝毫没有留意我，只是大声地说着：‘不行，糟糕，不合适！’或者简单地说：‘删去。’他的口气是命令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的急切心情。常常在口授同一处时，他要改动三四次。也有时，他的口授变得流畅和安详，仿佛在背诵什么似的，但这样的时候不多，而在这种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也会变得平和多了。他口授时非常急切，而且显出可怕的激动。”
这时的托尔斯泰正处在创作欲望高涨的阶段，他在致索菲娅的信中说：“我之所以能比较容易经受同你和孩子们的分……，是因为我热爱而且时刻惦记着我的写作。否则，没有你在我身边一天也没法过，这一点你很清楚，因为写作之于我，就像孩子之于你一样。”不久，托尔斯泰又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我向您讲一件关于自己的意外事情：那次我从马上跌下来，摔折了一条胳膊，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我对自己说：我是文学家。我确实是文学家，但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无声无息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紧张的文学创作之中，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60年代中期，有两件事特别牵动了他的心。1865年春夏，图拉省发生了大旱灾，粮食歉收，农民生活相当艰难。作家为此焦虑不安。他在5月中旬致费特的信中写道：
“近来我对自己的事情很满意，但当前人民饥馑这一件大家关心的事情却一天比一天使我痛苦，这是何等荒诞的怪事，甚至是荒诞得十分可怕。在我们铺着洁净桌布的餐桌上，摆着粉红色的洋萝卜、奶油和烤得黄黄的软面包，在花园的绿荫下，我们那些身穿薄纱连衣裙的年轻太太们高高兴兴，没有丝毫闷热的感觉。可是，在别的地方，这只凶恶的饥饿鬼却猖獗起来，田野长满滨藜，干涸的土地出现裂缝，把农夫农妇长茧的脚后跟磨破，使牲口的蹄子开裂，并使所有牲口和人都深受刺激而骚动起来。真的，我们这儿的天气很可怕，庄稼和牧场都枯干了。”
1860年夏天，发生在离雅斯纳亚·波良纳不远的驻军步兵团中的希布宁事件也使托尔斯泰深受震动。那是6月底的一天，有两个与托尔斯泰相熟的军官来到他家，告诉他说，驻军的一个连队里有个名叫希布宁的士兵文书因不堪上司侮辱，酒后打了那个冷酷残忍的上司一记耳光，结果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根据沙皇政府的法令，希布宁要被判处死刑。托尔斯泰立即搁笔，去为那个士兵辩护。他访问了在押的希布宁，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上法庭，为赦免希布宁而据理力争。尽管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4次对公众致辞中最满意的一次，可是法庭还是判处希布宁死刑。托尔斯泰通过亚历山德拉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呈文，也被军事大臣米留京借故搁置了。就在这时，莫斯科军区司令部批准了法庭的判决。8月9日，托尔斯泰目睹了希布宁被枪决的情景，以及老百姓出于同情而自发为死者举行的宗教仪式。这一事件使托尔斯泰心情沉重。他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写道：
“这件事对我一生都比那些看来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如财产的损失或恢复，文学上的成功与失败，甚至比失去亲人都有更大的影响。”
托尔斯泰深深同情被压迫者的不幸，并由此看到了现存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他明白了，任何乞求都无济于事，对那些压迫人民的人只能给予无情的抨击，托尔斯泰后来确实用他的笔这样做了。
60年代末，托尔斯泰工作十分紧张，他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情绪压抑。1869年8月底，为了调剂一下情绪，也为了增加自己的产业，托尔斯泰决定稍事休息，前往平札省购置一处庄园。中途，他在一个名叫阿尔札马斯的小城市过夜。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夜里两点，托尔斯泰疲倦极了，想躺下睡觉，可是突然一阵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强烈的忧愁和恐惧向他袭来，仿佛死神就在眼前，“整个身心感到生之需要和生之权利，同时也感到大限难逃，这种内心的痛苦可怕极了！”婚后温馨的家庭生活带给托尔斯泰宁静的心境，多年来第一次被打破了。托尔斯泰内心深处要求彻底更新自我的风暴开始在酝酿了。托尔斯泰终生都没能忘记这个夜晚留给他的恐怖的印象，并称之为“阿尔札马斯的忧伤”。十年后，他还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说《狂人札记》中描述了这一夜的感受。虽然有过这样的“忧伤”，虽然购置庄园一事无功而返，但这次外出旅行使托尔斯泰见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他很喜欢平札省的自然环境和那里强悍的人民。
《战争与和平》完稿后，家里人都劝托尔斯泰好好休息一下，托尔斯泰也觉得需要在体力劳动中恢复自己的精力。于是，他放下了笔。1870年春夏，托尔斯泰整天用铁锹清理庭园，铲掉杂草，布置花坛，有时则和农民一起割草和耕地。他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对于我来说，现在是最为恬静的时期，我不去思考，也不去写作，我高兴地觉得自己是傻头傻脑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感谢上帝，这个夏天我变得像马一样地蠢头蠢脑，整天劳动，挖啊、掘啊、割啊，至于那个讨厌的文—学和文—学家，谢天谢地，我压根儿也没去想它们。”
其实，托尔斯泰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探索和思考。在这期间，特别是秋冬时节，托尔斯泰又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而种种构思则如汁液一般“愉快地沿着神妙漫长的秋冬之夜流了出来”。当时，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著作、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创作，甚至博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都引起过托尔斯泰浓厚的兴趣。他曾想以俄罗斯壮士歌的内容为题材，执笔写一部正剧或喜剧，但是很快他又被一部以彼得大帝时代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构思所吸引，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开始于这个时代”，要解开俄国社会的“疑团”，必须“上溯到彼得的时代——源头在那里”。托尔斯泰继续为《战争与和平》中的“人民的思想”所激动着。他在读了索洛维约夫的著作后写道：
“读这部历史，就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丑事。那么为什么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国家会出现这么多丑事呢？——这一点就证明，不是政府创造了历史。被破坏的东西是谁创造的呢？是谁和如何用面包供养整个人民的呢？是谁生产供沙皇和大贵族们穿的那些绫罗绸缎的呢？是谁猎取那些赠送给使臣的黑狐皮和黑貂皮，是谁采金炼铁，是谁喂养马、牛、羊，是谁建造房屋、宫殿和庙宇，是谁运送货物的呢？人民在生活，可是在人民生活的活动中，必然有那些进行破坏、进行掠夺，过奢华生活和任意妄为的人们。而这些统治者是些应当为全人类所摈弃的可恶的东西。”
托尔斯泰在这里强调，人民不仅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们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而这一点，也正是他试图在新构思的那部长篇史诗中加以表现的。
1870年秋天开始，托尔斯泰以其固有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收集和研究着有关彼得大帝时代的各种材料。他阅读各种历史书籍，在不同的本子上分别记下了彼得时代的历史事件、风俗习惯、动植物情况、官兵和百姓的衣着，以及当时流行的民间语言等等，并对人物、情节、场景作了反复的构思。他在11月中旬给费特的信中说：“我很烦闷，什么也没有写，可是却工作得很苦。您简直不能想象，这种在我不得不播种的土地上进行深耕备种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艰苦。反复考虑眼前这部极庞大的作品中所有未来的主人公身上所可能发生的一切，考虑一百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以备将来采用其中的百万分之一。这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而我现在做的正是这种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曾一再中断。
那年年底，托尔斯泰突然以极大的热情学起古希腊文来。他很想通过原文阅读荷马、柏拉图等人的经典作品，因为在他看来，译著同原文，犹如“开水或蒸馏水同泉水相比，泉水虽然扎牙，受风吹日晒，甚至表面还飘着木屑和尘埃，但是它却因此更加清冽、甘美。”他为自己请来了教师，每天潜心学习希腊文，连梦中也在说这种语言。经过了三个月的学习，托尔斯泰竟然奇迹般地掌握了这种语言。他能够自由地阅读原文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并由此发觉许多他以前所没有感受到的美。有一次，他途经莫斯科，为检验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托尔斯泰找到了希腊文教授列奥其耶夫，并同他一起阅读一本希腊书。当时，他们在三个地方对原文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经过查对，教授承认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正确的。教授对托尔斯泰竟然能在三个月内如此熟练地掌握古希腊文万分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托尔斯泰的语言才能确实是惊人的，他精通多种外语，如法语、英语、德语、教会斯拉夫语、拉丁语等，还能阅读意大利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乌克兰文、捷克文的书籍。这种卓越的语言能力为托尔斯泰打开了世界文化的宝库。
1871年开春，托尔斯泰身体状况不佳，咳嗽、胁痛、乏力。索菲娅很为丈夫的健康担忧，托尔斯泰也担心自己染上了肺病，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患肺病而早逝的。在妻子的催促下，托尔斯泰在6月初再次前往萨马拉草原进行马乳酒治疗。因索菲娅刚生下女儿玛莎，未能与他同行，陪伴他的是妻弟斯切潘。经过火车、轮船和骑马的长途旅行，托尔斯泰终于到达了草原腹地的卡拉卢克村，9年前他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当地的巴什基人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托尔斯泰住在草原上的鞑靼包里，和当地人一样吃抓羊肉，喝马乳酒，纯朴的巴什基人把他当作自家人看待。一个半月过去了，无所事事的生活和对家庭的蒙课本》是我建立的一座丰碑。“我……灌注在它上面的辛劳和热爱超过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我知道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十年后用这个课本学得知识的孩子们将会对它表示珍爱。”托尔斯泰教育人民的良好愿望终获收获。1875年，该书经修订后，以《新启蒙课本》的名称出版，引起热烈的反响。此后盛销不衰，仅托尔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托尔斯泰先后为这套课本写了629种作品，其中艺术作品就达496种。它们包括经过改编的歌谣、寓言、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以民间谚语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或故事，以及托尔斯泰自己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等。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篇章渗透着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思想，如《上帝看见真相，但不马上道破》、《大主教和强盗》、《印度人和英国人》等，但像《高加索的俘虏》、《心甘情愿》、《布尔卡和米尔顿》等许多作品却是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的杰作。如《高加索的俘虏》一作在斯特拉霍夫主编的《朝霞》杂志刊出后，立即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称赞小说“语言新颖独特，朴实无华是这篇作品的显著特色，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没有一点藻饰”。而这种朴实无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西欧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种朴素雄浑的风格面前莫不黯然失色”。托尔斯泰本人也很喜欢这部作品，认为这篇小说从语言和艺术的简朴性来讲都是他笔下新的民间风格的典范。事实上，编写《启蒙课本》的过程，也成了托尔斯泰探索以简洁明了为基础的新的语言风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托尔斯泰意识到革新文学语言的重要，而革新的途径就在于向人民的语言学习。他说：“我爱明确、清晰、既美丽又温和的东西，而且在人民的诗歌、语言和生活中都能找到它们，可是在我们自己的事物里却找到了与此相反的东西。”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课本中的文章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在于构图和线条，也就是说——语言的简洁和明了。”
《启蒙课本》脱稿后，托尔斯泰再次回到他渴望完成的那部以彼得大帝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史诗上来。然而，这一次仍不顺利。在那几个月里，托尔斯泰致亲友的信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语句：“计划中的这件工作困难得可怕。研究准备工作多得没个完，计划不断扩大，而精力却感到愈来愈不支。”材料工作已“陷入到绝境的程度”。“这个时代真够呛，无论你朝哪里看——到处都是问题，都是谜，而谜底只有凭幻想才可能猜出。甚至我觉得，我的全部准备工作将毫无结果。”尽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部作品“机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但是托尔斯泰最终还是没能“把它发动起来”。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困难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当时正处于剧烈动荡时期的俄国社会的现实生活紧紧地吸引住了托尔斯泰的视线。作为一个在时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紧张探索，并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选择了能够更鲜明更尖锐地触及他所探索的问题的现代生活题材。于是，文学宝库中有了那颗“明亮的巨星”——《安娜·卡列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