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歌德之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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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绿色遥思(4)

到一个地方去,与其看他们探索创造了多少更新的东西,还不如看保守和挽留了多少陈旧的东西——这往往才更需要勇气,也更有意义。

我们常常把创新与速度,跟保守与缓慢相对立。岂不知许多时候缓慢就是快速,创新就是丢弃。有些人以“启蒙”的名义,送来的倒有可能是更大的愚昧。总结漫长的文明史,会发现我们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智慧。这智慧足够支撑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我们毫不怜惜地丢弃了,于是所谓的“创新”常常变成没有头脑的莽撞,没有理性的急就,是时髦的游戏或浮浅的模仿。

失去了传统就没有了强大的原创力,所以我们从人文到科技诸方面,时不时地就要进入一个自卑的、模仿的怪圈。

对东方来说,长期以来存在一个“体”和“用”的问题。这方面的争论很激烈。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用”,其实这种“体用”之辩恰恰是一个伪命题,也是我们的误区——学西方只学人家的器物,而不肯从价值观上改变,不知道西方的技术和方法跟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一致的、互为因果的。

我们既要倡导理性,又不能陷入“理性主义”。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那种对于强势国家的模仿和跟随,其实常常是无根的和盲目的。这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个人的觉悟,需要一点点从容感和自信力。

我们的文字、文学,就尤其如此。

冷寂之余

人们总喜欢围绕一些数字做许多游戏,也生出许多感慨。好像人类生活离开了量化就真的没法料理。结果我们的岁月到处都划满了刻度。生命正是在自造或认知的刻度中消逝和更替。所谓的“世纪”之类,它的区分,也是人手造出来的。自己造出的东西常常让自己感到恐惧,现在,记录世纪的数码让人害怕了。这就是所谓的“世纪末惶恐”。

人世间的纪年法不止一种,那么关于它的数字惶恐大概也不止一种。不过不同的是,现在的惶恐是被夸大了,并且又挟带着某种文化时髦一起播散开来(西方惶恐什么我们就跟着惶恐什么,正像西方的大街上有要死要活的球迷,我们很快也有了一样)。其实真正值得惶恐的事情还有很多,只不过并非此类罢了。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不时地总结,要憧憬,要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这种工作,要低头与抬头,要生出一些希望。就此而言,这并不可笑。

我对现在和未来感到不安的,倒不是几个人为的数码,不担心它们会带来什么厄运,因为幸运与厄运与这些数码没有关系。我忧心的是其他,比如飞速发展的技术,它在当下和未来对人类的制约和摆布。我才没有多少心情去为技术的进步欢呼,因为技术的进步并不在本质上标示着人类的进步。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与人的道德精神一起强大,那么它的结果只能是更快地使世界走向劫难。

比如电脑,它是靠数字运行的。在这里,数字又一次通过某种形式左右了人的生活。如今我们常常被告知:数字,只有冰冷的数字,是它们在变幻组合,正是它们的不同组合才表述着一个斑斓的世界。

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吗?

诗,悟想,爱力,它们也都是数字的不同组合吗?如果技术真的可以制造和再现它们,那么它们也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比较廉价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它们不是那么廉价。而目前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上那些自认为最聪明的人,那些每个时世都不会绝根的灵动人和快腿人,都成了技术主义者的知音和宠儿了。他们带着深奥的浅薄,正忙着总结和策划这个不幸世界的未来。如果真是这样,前途说不定就会毁在他们手里。

任何时代,冷静的思索者常常都被当成了保守主义者。其实保守是人类至为可贵的能力之一,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力量。正是保守主义者平衡了这个匆忙而草率的世界,使她不至于倾斜,使她能够生存下去。极而言之,就连技术本身,它的保存和积累也要最终托靠给保守主义者。

在技术的时代,就特别需要她自己的道德家。

道德家也许并非比技术专家更实用和更显赫,但他们总是因为格外稀少,也因为其超乎寻常的坚韧性而显出了珍贵。他们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从来就无法估算。是的,有他们在悲悯地仰望星空,有他们伸着警醒的手指,我们会觉得安全得多。

这里我们不由得又想到了这个时代的不幸之一——文学。文学在跟从与唱和方面,起码在几十年里是做得如此的出色、如此的卖力。现在呢?现在它所能做的自感光彩的事情之一,也就是为技术唱和了。它恨不得立刻拥抱这个世界上最新奇的发现,铭誓般地宣告自己与时代潮流的偕同不二。它剩下的一点点质疑对准的倒是自己的迟钝不敏,它希望自己能够如光速一般跟进,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快疾如风。的确,风速在计算机时代又算得了什么。

文学嘲弄和清算保守的年代终于来临了。殊不知这也正是它自己的末日。

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许久都没有感受过为物质丰盈所迫的滋味了。还有,经过儒教的几千年濡染,中国艺术的“嚎叫”与“垮掉”大概也没有什么文明基础。要论起数字,用数字表述,那么盲目的清算和盲目的模仿都早了(或晚了)半个或一个世纪。太早了。由于对技术的推崇指数并不能马上换算成货币,因而财富也就来不及折磨这许多人,不能使他们真的痛苦起来。

可以设想的是,日后的时间(下个世纪吗?)会有怅怅的冷寂生出来。这冷寂对于我们都是好的。冷寂中,我们会,也许会设法独自思考一些问题。

冷寂之后是自尊。但愿如此。

呜呜地哭了,绝望了

还是谈诗吧,谈诗才好。这里谈诗,最好能超越对诗的一般化的理解。我们有时候说“作品诗性很强”,或什么东西“很有诗意”“像诗一样”,往往把诗给扭曲了简化了,以为所谓的诗无非就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漂亮的句子、很唯美很巧妙的表达——这或许也属于诗的一部分,但诗往往不是这个,不止这个,它还有更多的、更本质的一些方面。比如我们可以说,诗是特异的思维所能抵达的一切方面,是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是沿着生命的一切方向一切可能的极致化的表达。它除了明丽,还有幽暗、黑暗,这都是诗的表达。它是无所不至的,是最偶然也是最遥远的一次心灵的投掷。

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人更敏感,有时候灵光一闪就是诗。老年人写出好诗的几率可能就少——但是不要忘了,它既是生命中最遥远的一次爆发和投掷,那么也同样需要更多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那样岂不是可以投掷得更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诗人更应该是年老的人。

艾略特年纪很大了还在写很好的诗。哈代晚年才更是一个诗人。

大诗人的标志,往往是能让饱满的创造力贯穿一生。那些很有特色的、早熟的灵慧的、呈现非常之态的,都是特异的天才。他们在少年青年时期,就完成了一生的写作。然而最伟大的诗人当中也有大器晚成的,由于他一生都在写作,才有了这样的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诗,都是一生的劳动之和,是这个数值的对比。他将饱满地呈现出整个生命的河流。

对于诗的渴求,志向是一回事,能否抵达又是一回事,但是把心放在那个高处就好。

讲一个故事。高尔基是当年苏联文学的泰斗,跨越新旧时代的传奇人物,走到哪儿都是被人拥围。他操办了苏联的作家协会,又是文学创作第一人,威望大得不得了。他主要是写小说,但是深深爱诗。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过高尔基的诗,只看过他的一个故事,这与诗有关。原来这个老头子在家里写了好多的诗,只是不好意思拿给人看。有一次忍不住,就交给当年正在诗坛走红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阶梯诗的、很狂妄的诗人,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看着看着,就忘了面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竟然气不打一处来,斥责说这个句子怎么能这样写?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不行!话说得不留余地,批评得毫不留情。

马雅可夫斯基说着,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抬头一看,这才发现高尔基正用大拇指抹着眼泪。老人呜呜地哭了,绝望了。这是羞愧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是“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眼泪。

我们觉得高尔基哭得那么可爱,感受到一个大师在文学和艺术面前的那种谦卑,对诗的那种热爱。这样的老人可以不向强权低头,但在诗的面前,在文学面前,却非常谦卑。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很了不起,他在诗面前可以忘记一切,可以训斥泰斗。而高尔基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泣,多么可爱。

在越来越走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时世,诗在文学版图上已经不是中心,而是处于了边缘的边缘,这真是一个大不幸。真正的诗人只好忧愤和孤傲。

其实诗才是文学的核心。好诗不多,并不代表诗的地位低下,这不需要诗去负责。好的小说家也不会风行于世,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编织一个破破烂烂的故事了。从文学的本质上讲,小说是居后的。直到现代小说边界的不断扩大,一切才稍有改观。现代小说的边界是橡皮做成的,不是木头,而且是弹性特别好的天然胶,可以大幅度地往外撑,越撑越大,里面包含了许多许多。但是严格地讲,就其固有的属性来讲,小说在品质上仍然是低于诗的。

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士大夫们,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人物从来不写小说。苏东坡如果写起小说来,皇帝写起小说来,面子上恐怕过不去。但他们一定要写诗。这是中国高雅的纯文学传统。

有人说中国高雅的叙事文学没有源头,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纯文学小说要继承,不能光继承一本《红楼梦》,也不能去继承话本,什么《响马传》《封神榜》之类,这当然不行。于是中国现代小说就一头栽到了西方,从结构到气息,全是学了这一套。所以它仍然走不远。因为文学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上,要找到一个渊源。

那么中国小说如何继承?当然要从中国的诗和散文,特别是《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的瑰丽之中去寻找源头。它们的核心仍然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