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地方去，与其看他们探索创造了多少更新的东西，还不如看保守和挽留了多少陈旧的东西——这往往才更需要勇气，也更有意义。
我们常常把创新与速度，跟保守与缓慢相对立。岂不知许多时候缓慢就是快速，创新就是丢弃。有些人以“启蒙”的名义，送来的倒有可能是更大的愚昧。总结漫长的文明史，会发现我们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智慧。这智慧足够支撑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我们毫不怜惜地丢弃了，于是所谓的“创新”常常变成没有头脑的莽撞，没有理性的急就，是时髦的游戏或浮浅的模仿。
失去了传统就没有了强大的原创力，所以我们从人文到科技诸方面，时不时地就要进入一个自卑的、模仿的怪圈。
对东方来说，长期以来存在一个“体”和“用”的问题。这方面的争论很激烈。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用”，其实这种“体用”之辩恰恰是一个伪命题，也是我们的误区——学西方只学人家的器物，而不肯从价值观上改变，不知道西方的技术和方法跟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一致的、互为因果的。
我们既要倡导理性，又不能陷入“理性主义”。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那种对于强势国家的模仿和跟随，其实常常是无根的和盲目的。这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个人的觉悟，需要一点点从容感和自信力。
我们的文字、文学，就尤其如此。
冷寂之余
人们总喜欢围绕一些数字做许多游戏，也生出许多感慨。好像人类生活离开了量化就真的没法料理。结果我们的岁月到处都划满了刻度。生命正是在自造或认知的刻度中消逝和更替。所谓的“世纪”之类，它的区分，也是人手造出来的。自己造出的东西常常让自己感到恐惧，现在，记录世纪的数码让人害怕了。这就是所谓的“世纪末惶恐”。
人世间的纪年法不止一种，那么关于它的数字惶恐大概也不止一种。不过不同的是，现在的惶恐是被夸大了，并且又挟带着某种文化时髦一起播散开来（西方惶恐什么我们就跟着惶恐什么，正像西方的大街上有要死要活的球迷，我们很快也有了一样）。其实真正值得惶恐的事情还有很多，只不过并非此类罢了。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不时地总结，要憧憬，要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这种工作，要低头与抬头，要生出一些希望。就此而言，这并不可笑。
我对现在和未来感到不安的，倒不是几个人为的数码，不担心它们会带来什么厄运，因为幸运与厄运与这些数码没有关系。我忧心的是其他，比如飞速发展的技术，它在当下和未来对人类的制约和摆布。我才没有多少心情去为技术的进步欢呼，因为技术的进步并不在本质上标示着人类的进步。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与人的道德精神一起强大，那么它的结果只能是更快地使世界走向劫难。
比如电脑，它是靠数字运行的。在这里，数字又一次通过某种形式左右了人的生活。如今我们常常被告知：数字，只有冰冷的数字，是它们在变幻组合，正是它们的不同组合才表述着一个斑斓的世界。
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吗？
诗，悟想，爱力，它们也都是数字的不同组合吗？如果技术真的可以制造和再现它们，那么它们也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比较廉价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它们不是那么廉价。而目前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上那些自认为最聪明的人，那些每个时世都不会绝根的灵动人和快腿人，都成了技术主义者的知音和宠儿了。他们带着深奥的浅薄，正忙着总结和策划这个不幸世界的未来。如果真是这样，前途说不定就会毁在他们手里。
任何时代，冷静的思索者常常都被当成了保守主义者。其实保守是人类至为可贵的能力之一，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力量。正是保守主义者平衡了这个匆忙而草率的世界，使她不至于倾斜，使她能够生存下去。极而言之，就连技术本身，它的保存和积累也要最终托靠给保守主义者。
在技术的时代，就特别需要她自己的道德家。
道德家也许并非比技术专家更实用和更显赫，但他们总是因为格外稀少，也因为其超乎寻常的坚韧性而显出了珍贵。他们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从来就无法估算。是的，有他们在悲悯地仰望星空，有他们伸着警醒的手指，我们会觉得安全得多。
这里我们不由得又想到了这个时代的不幸之一——文学。文学在跟从与唱和方面，起码在几十年里是做得如此的出色、如此的卖力。现在呢？现在它所能做的自感光彩的事情之一，也就是为技术唱和了。它恨不得立刻拥抱这个世界上最新奇的发现，铭誓般地宣告自己与时代潮流的偕同不二。它剩下的一点点质疑对准的倒是自己的迟钝不敏，它希望自己能够如光速一般跟进，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快疾如风。的确，风速在计算机时代又算得了什么。
文学嘲弄和清算保守的年代终于来临了。殊不知这也正是它自己的末日。
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许久都没有感受过为物质丰盈所迫的滋味了。还有，经过儒教的几千年濡染，中国艺术的“嚎叫”与“垮掉”大概也没有什么文明基础。要论起数字，用数字表述，那么盲目的清算和盲目的模仿都早了（或晚了）半个或一个世纪。太早了。由于对技术的推崇指数并不能马上换算成货币，因而财富也就来不及折磨这许多人，不能使他们真的痛苦起来。
可以设想的是，日后的时间（下个世纪吗？）会有怅怅的冷寂生出来。这冷寂对于我们都是好的。冷寂中，我们会，也许会设法独自思考一些问题。
冷寂之后是自尊。但愿如此。
呜呜地哭了，绝望了
还是谈诗吧，谈诗才好。这里谈诗，最好能超越对诗的一般化的理解。我们有时候说“作品诗性很强”，或什么东西“很有诗意”“像诗一样”，往往把诗给扭曲了简化了，以为所谓的诗无非就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漂亮的句子、很唯美很巧妙的表达——这或许也属于诗的一部分，但诗往往不是这个，不止这个，它还有更多的、更本质的一些方面。比如我们可以说，诗是特异的思维所能抵达的一切方面，是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是沿着生命的一切方向一切可能的极致化的表达。它除了明丽，还有幽暗、黑暗，这都是诗的表达。它是无所不至的，是最偶然也是最遥远的一次心灵的投掷。
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人更敏感，有时候灵光一闪就是诗。老年人写出好诗的几率可能就少——但是不要忘了，它既是生命中最遥远的一次爆发和投掷，那么也同样需要更多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那样岂不是可以投掷得更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诗人更应该是年老的人。
艾略特年纪很大了还在写很好的诗。哈代晚年才更是一个诗人。
大诗人的标志，往往是能让饱满的创造力贯穿一生。那些很有特色的、早熟的灵慧的、呈现非常之态的，都是特异的天才。他们在少年青年时期，就完成了一生的写作。然而最伟大的诗人当中也有大器晚成的，由于他一生都在写作，才有了这样的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诗，都是一生的劳动之和，是这个数值的对比。他将饱满地呈现出整个生命的河流。
对于诗的渴求，志向是一回事，能否抵达又是一回事，但是把心放在那个高处就好。
讲一个故事。高尔基是当年苏联文学的泰斗，跨越新旧时代的传奇人物，走到哪儿都是被人拥围。他操办了苏联的作家协会，又是文学创作第一人，威望大得不得了。他主要是写小说，但是深深爱诗。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过高尔基的诗，只看过他的一个故事，这与诗有关。原来这个老头子在家里写了好多的诗，只是不好意思拿给人看。有一次忍不住，就交给当年正在诗坛走红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阶梯诗的、很狂妄的诗人，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看着看着，就忘了面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竟然气不打一处来，斥责说这个句子怎么能这样写？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不行！话说得不留余地，批评得毫不留情。
马雅可夫斯基说着，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抬头一看，这才发现高尔基正用大拇指抹着眼泪。老人呜呜地哭了，绝望了。这是羞愧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是“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眼泪。
我们觉得高尔基哭得那么可爱，感受到一个大师在文学和艺术面前的那种谦卑，对诗的那种热爱。这样的老人可以不向强权低头，但在诗的面前，在文学面前，却非常谦卑。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很了不起，他在诗面前可以忘记一切，可以训斥泰斗。而高尔基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泣，多么可爱。
在越来越走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时世，诗在文学版图上已经不是中心，而是处于了边缘的边缘，这真是一个大不幸。真正的诗人只好忧愤和孤傲。
其实诗才是文学的核心。好诗不多，并不代表诗的地位低下，这不需要诗去负责。好的小说家也不会风行于世，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编织一个破破烂烂的故事了。从文学的本质上讲，小说是居后的。直到现代小说边界的不断扩大，一切才稍有改观。现代小说的边界是橡皮做成的，不是木头，而且是弹性特别好的天然胶，可以大幅度地往外撑，越撑越大，里面包含了许多许多。但是严格地讲，就其固有的属性来讲，小说在品质上仍然是低于诗的。
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士大夫们，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人物从来不写小说。苏东坡如果写起小说来，皇帝写起小说来，面子上恐怕过不去。但他们一定要写诗。这是中国高雅的纯文学传统。
有人说中国高雅的叙事文学没有源头，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纯文学小说要继承，不能光继承一本《红楼梦》，也不能去继承话本，什么《响马传》《封神榜》之类，这当然不行。于是中国现代小说就一头栽到了西方，从结构到气息，全是学了这一套。所以它仍然走不远。因为文学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上，要找到一个渊源。
那么中国小说如何继承？当然要从中国的诗和散文，特别是《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的瑰丽之中去寻找源头。它们的核心仍然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