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叔孙通，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视天下弗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生言盗者皆罢之。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项梁之薛，通从之。败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
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译文”
叔孙通，薛县人。秦朝时因精通经术而被征召，为待诏博士。几年后，陈胜起兵，秦二世召博士和各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兵攻下蕲县并进入了陈县，你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博士和诸生三十多人向前说：“人臣不能作乱，作乱就是谋反，罪在不能赦免。愿陛下赶快发兵攻打叛军。”秦二世大怒，变了脸色。叔孙通向前说：“各位儒生说得都不对。今天下合为一家，拆毁了城池，销毁了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况且有贤明的君主在上，法律政令推行于下，官吏人人尽职，四方都向着朝廷，怎么会有造反的人呢！这些人不过是偷鸡摸狗的盗贼罢了，何足挂齿呢？郡守、尉现正在捕杀他们，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秦二世很高兴。问每一个儒生，他们有的说是谋反的，有的说是盗贼，于是秦二世命令御史将说造反的人记下来并交给法官审讯，惩罚他们的错误言论。凡是说盗贼的书生都被罢免。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衣服一套，拜他为博士。叔孙通出来后又返回到学馆，儒生们说：“你为何说话那样阿谀逢迎呢？”叔孙通说：“你们不知道，我几乎也不能脱离虎口。”于是他逃到了薛县，薛县已归降楚了。
项梁来到薛县，叔孙通跟从他。项梁在定陶战败，他又跟从怀王。怀王做了义帝，迁徙到长沙郡，叔孙通留下辅佐项王。汉二年，汉王率五诸侯的兵进入彭城，叔孙通归降汉王。
叔孙通穿儒生的衣服，汉王很厌恶，于是他改变了衣服，穿短衣，楚人的款式，汉王很高兴。
“点评”
秦汉换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游刃于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圆滑。其中的秘诀，史公借叔孙通弟子之口和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诚然，“面谀”是叔孙通百试不爽的一个护身符。秦二世时，陈胜起义，群博士议论此事，都说是造反，二世面有怒色。独叔孙通摸透了专制君主愚蠢自大的本性，不惜当面撒下弥天大谎：“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这番话极大地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安慰了二世些许惶恐的心理。最后，那些言造反的博士被投进了监狱，叔孙通却得到了厚赏，并被拜为博士。
如果说叔孙通对秦二世的“面谀”还有着为脱身保命的现实考虑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他面见刘邦时的做法则完全是投主子之所好的自我贱辱：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与后来的佛家弟子着僧衣、道教徒穿道袍类似，“儒服”对于儒者来说，是一种学派身份的外在标志，“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对于儒者来说，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讲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地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参考去要求或者希望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变其服”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对自身责任的放弃。
在秦末汉初那个纷纭扰攘的政治舞台上，与叔孙通形成对照的是郦食其、陆贾。郦食其在求见刘邦之前，已经被明确告知：“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然而郦食其坚持以儒生的面目出现，一句：“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令刘邦“起摄衣，延郦生上座，谢之”。不卑不亢的态度显示出了他立足于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优势对世俗秩序中的权贵的傲睨。陆贾在刘邦面前时时称引诗书，凭着真诚和炽热的信念对汉初缺乏文化底蕴的统治者做着艰难的启蒙。这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邦曾经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对之以意味深长的一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一问掀起了反思历史的热潮，总结秦之所以失天下和汉之所以得天下成了当时普遍关注的论题，而讨论的结果对汉帝国意识形态的转变具有重大关系，刘邦本人也因此受到了儒学的熏陶。“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郦食其、陆贾的姿态正显示出了这种自重，他们努力以道制势，坚持高远的学术理想而对现实政治和君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生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叔孙通的选择则是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来赢得现实君主的认可，缺乏自信和热诚，是对世俗权力意志的谄媚。
叔孙通另外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面谀”是：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一个“故”字透露出叔孙通曾专门结交群盗壮士以待时变进行政治投机的讯息。毋庸多言，这又是一次对儒家原则的背离，其结果是又一次博得了刘邦的欢心，获得了被拜为博士的政治利益。“面谀”的本质是对自己内心深处做人原则的断然放弃，完全遵从权力意志的要求。也正因为逃避了良心的审判，并与权礼意志密合无间，“面谀”这种行为是注定要在现实政治中如鱼得水、处处成功的。叔孙通的这次面谀引起了追随他的儒生的不满与失望，叔孙通对之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一方面固然是安慰弟子稍安勿躁，另一方面也透出了他的自信，虽然天下鹿死谁手还未确定，但是叔孙通永远能够游刃有余似乎是肯定的，这显然是在看透了“面谀”的功效后才具有的。
先秦儒家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提出了“权变”的思想。叔孙通最遭后人病诟的莫过于他的“面谀”了，“面谀”只有在看透本质之后才能做得天衣无缝，才能达到自身利用君权的目的，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