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译文”
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奏章送上去，皇上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没有谁敢非难，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有了隔阂。晁错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哗然，憎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才即位，您执政掌权，侵害削弱诸侯，疏远人家的骨肉，人们都责怪怨恨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当然嘛。不这样，天子不会尊贵，国家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的天下安宁了，而晁家却危险了，我离开您回去了！”便服毒药死去，临死时说：“我不忍看到大祸连累自己。”
“点评”
丞相申屠嘉死了不久，晁错又升官了，当上了御史大夫，也就是副丞相。他就是在这时向景帝上《削藩策》的，建议凡是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以为危险性最大的是那个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王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景帝）下棋时无端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一想都是自家兄弟，不忍心治罪，只是轻描淡写地处分了他一下就拉倒了。
但吴王却不知道收敛，从那之后更不像话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募了一些“打、砸、抢分子”，阴谋发动叛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这样的野心家，削他的封地要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大。晁错断定吴国必反没错，但他强行削藩，势必会引起其他诸侯王的不满和反抗，这就不是一个吴王的问题了。而且他把削去的郡县收归朝廷，而不是如贾谊所建议的那样分给诸侯王的子孙，朝廷是得到了利益，而诸侯王的最大利益就被剥夺了，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上了。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晁错的总后台，有的人就一个劲儿地点头，因此大家在开会时都乱哄哄地伸大拇指，意思是“领导永远都是对的”。但是同样后台很硬的人站出来反对了，那就是窦婴窦太后的亲戚，他们同晁错当场就吵起来了，当然是文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此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拍板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随后晁错又修改了关于诸侯王的法令三十条。这一下诸侯王都被惹火了，联合在一起准备用武力抗拒削藩。
晁错这个时候还没有感到自己的小命就要不保了，他父亲毕竟没白吃那么多年的咸盐，听到各地诸侯都在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语言骂他的儿子，急急忙忙从颍川跑来，对晁错说：“儿呀，别这么干下去了，危险！”
晁错说：“父亲呀，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后你就明白了。”
他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呀。你就要大祸临头了，还这样执迷不悟，我还是走吧！”他父亲一到家就喝毒药自杀了。临死前说：“死了吧，死了我就省心了。”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不过，他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
这就是晁错，一个一往无前的勇士。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晁错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性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