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十六个。广元市（3）：苍溪县、朝天区、旺苍县；
南充市（4）：阆中市、仪陇县、嘉陵区、南部县；广安市（1）：广安区；乐山市（1）：马边县；泸州市（2）：古蔺县、叙永县；宜宾市（1）：屏山县；巴中市（3）：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达州市（2）：宣汉县、万源市；阿坝州（3）：壤塘县、黑水县、小金县；甘孜州（5）：石渠县、理塘县、雅江县、新龙县、色达县；凉山州（11）：美姑县、金阳县、昭觉县、布拖县、雷波县、普格县、喜德县、盐源县、木里县、越西县、甘洛县。
贵州五十个。六盘水市（3）：盘县、六枝特区、水城县；
遵义市（4）：正安县、习水县、道真县、务川县；安顺市（4）：普定县、紫云县、关岭县、镇宁县；毕节地区（5）：大方县、织金县、赫章县、纳雍县、威宁县；铜仁地区（7）：石阡县、德江县、印江县、沿河县、松桃县、江口县、思南县；黔东南州（14）：从江县、施秉县、麻江县、台江县、天柱县、黄平县、榕江县、剑河县、三穗县、雷山县、黎平县、岑巩县、丹寨县、锦屏县；黔南州（6）：荔波县、三都县、长顺县、独山县、罗甸县、平塘县；黔西南州（7）：望谟县、睛隆县、兴仁县、普安县、册亨县、贞丰县、安龙县。
云南七十三个。昆明市（3）：东川区、禄劝县、寻甸县；
曲靖市（2）：富源县、会泽县；保山市（3）：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昭通市（10）：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威信县、绥江县、彝良县、镇雄县；丽江市（2）：宁蒗县、永胜县；思茅地区（8）：墨江县、景东县、镇沅县、江城县、孟连县、西盟县、澜沧县、普洱县；临沧地区（7）：永德县、凤庆县、沧源县、镇康县、云县、临沧县、双江县；德宏州（1）：梁河县；怒江州（4）：泸水县、兰坪县、贡山县、福贡县；迪庆州（3）：维西县、香格里拉县、德钦县；大理州（9）：漾濞县、鹤庆县、弥渡县、南涧县、巍山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楚雄州（6）：双柏县、南华县、大姚县、姚安县、武定县、永仁县；红河州（6）：屏边县、金平县、泸西县、元阳县、红河县、绿春县。
陕西五十个。延安市（6）：子长县、安塞县、延长县、延川县、吴旗县、宜川县；铜川市（3）：耀县、宜君县、印台区；渭南市（3）：合阳县、蒲城县、白水；咸阳市（5）：永寿县、彬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宝鸡市（3）：麟游县、太白县、陇县；汉中市（5）：洋县、西乡县、宁强县、略阳县、镇巴县；榆林市（10）：清涧县、子洲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府谷县；安康市（8）：汉滨区、汉阴县、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镇坪县、甸阳县、白河县；商洛市（7）：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
甘肃四十三个。兰州市（1）：榆中县；白银市（1）：会宁县；天水市（6）：武山县、清水县、甘谷县、张家川县、秦安县、北道区；武威市（2）：天祝县、古浪县；庆阳市（5）：华池县、环县、合水县、宁县、镇原县；平凉市（2）：庄浪县、静宁县；定西地区（7）：定西县、通渭县、临洮县、陇西县、渭源县、漳县、岷县；陇南地区（7）：武都县、宕昌县、礼县、西和县、文县、康县、两当县；临夏州（7）：临夏县、和政县、积石山县、东乡县、广河县、康乐县、永靖县；甘南州（5）：
临潭县、舟曲县、卓尼母、夏河县、合作市。
青海十五个个。西宁市（1）：大通县；海东地区（6）：湟中县、平安县、民和县、循化县、化隆县、乐都县；黄南州（2）：泽库县、尖扎县；果洛州（2）：达日县、甘德县；玉树州（4）：玉树县、囊谦县、杂多县、治多县。
宁夏八个。吴忠市（2）：同心县、盐池县；固原市（6）：
西吉县、海原县、固原县、隆德县、泾原县、彭阳县。
新疆二十七个。喀什地区（8）：塔什库尔干县、岳普湖县、疏附县、疏勒县、叶城县、英吉沙县、伽师县、莎车县；阿克苏地区（2）：柯坪县、乌什县；和田地区（7）：和田县、洛浦县、墨玉县、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哈密地区（1）：巴里坤县；克孜勒苏州（4）：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阿图什市；伊犁州（2）：尼勒克县、察布查尔县；塔城地区（1）：托里县；阿勒泰地区（2）：青河县、吉木乃县。
不一样的地区，不一定是用茅草屋来遮蔽艰难时世。不一样的土地，也不一定是用洋芋来对付饥饿时光。
这长长的名单包括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县份，同样也像耳光响亮一样赫然列出一些因为政治军事文化物产等诸多因素而著名的县份。综合各种认知条件如实来看，普通人能够粗浅地了解，也包括耳闻，其中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县份便相当不错了。譬如昭通，尽管在其境内有天造地设让诗人豪情万丈的乌蒙山，通常情形下也会被理所当然地忽略。譬如彝良，如果不是一次偶然采风活动，这辈子的认知范围也达不到它的身上，而它还是赫赫有名的名贵中药天麻的原产地，更有那别处视为至宝的七色花遍地胡乱开放着。乌蒙山上的昭通市共辖十一个区县，只有唯一的水富县不在上述之列。
有意列出的这一长串名单，可以当成是某种情商测试。我和我的嫡系亲属们，与其中英山、罗田、安远等三个县份相关。所阅读的五百九十二县份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我产生诸多实实在在的联想：在任何县城的任何角落里摆着修理摊的男人或女人，正如我用十年青春相伴的那座工厂里的师傅和工友；在任何乡村小学艰苦支撑的乡村教师，都像那位高中同学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说感觉到前途无“亮”；在任何贫瘠土地上突然倒下的壮汉，一如我从乡村请来做家务的十六岁女孩的父亲，在重病袭来之际，只能躺在床上将全部希望寄托给九霄云外高悬的幸运。
《中国财政》二〇〇三年第八期刊载的官方统计资料指出：
中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二〇〇〇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中低收入户占百分之十八，低收入户占百分之八十。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截至二〇〇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两千一百万人，属城镇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三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八百六十五元人民币以下）为六千万人，两者相加为九千万人。然而，有学者指出，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也包括在内。而这部分生产性的投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元左右的人便成了八百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人数为一亿五千万人左右。另外，应该计算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四千万人。所以，中国贫困人口共有两亿一千万。在二〇〇五年《新华文摘》第二十期《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更是指出：国内百分之十五的GDP养活七亿乡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GDP养活六亿城市人口。近二十五年来乡村每年向城市提供一点六亿十六至四十六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七点三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人没有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只获得一点最低的报酬，一过四十六岁就被踢回乡村。
情感是一种爱和关切，是一种不计代价的责任，更是上苍造就芸芸众生时，就赋予给每一个人的同船过渡之同，休戚与共之共。二〇〇八年暑期的一个晚上，我带女儿去艺术馆门前广场上学轮滑，正走着，从黑暗传出几声轻轻的：“喂！”扭头细看，是一对年轻夫妇，脸上还有稚气的妈妈怀抱着不足半岁的婴儿，胆怯地往近处走了一步，小声说，他们带着孩子进城打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女人怀里的婴儿正醒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也在看我。几乎没有去想，我就从钱包里取一张百元钞票递了过去。然后像做错什么一样匆匆走开。我甚至不敢在家人面前提起，那一家三口后来缓缓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也没有提醒女儿什么。在心里，我宁可当做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也不让自己有任何其他想法。这样的时刻，智商低下绝对是善举与善事。
花打架，猫叫春，狗走草，鸡点水，猪拱圈，在普通的生活景象中，用不着太聪明，也不需要有过多想法，该是如何，就当如何。
在武汉流行最广，也最让人开心的一个笑话说：一对孝感兄弟，来看长江大桥，弟弟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大桥，一激动便高声叫哥哥，造这么大的桥，起码得百把块钱。哥哥则显得见多识广，马上驳斥弟弟，百把块钱如何建得起这样的大桥，最少要五百块。弟弟刚刚折服，就见到火车飞驰而来，又惊叫起来，说火车跑得真快。哥哥于是又教训弟弟，火车趴在地上跑算什么快，站起来跑那才叫快。
身为乡土中人，每当发现与这笑话类似的现代文化元素，就会非常敏感，甚至是家人所说的神经过敏。政治、政权、民主决策、游行示威、快捷交通、灵敏通信等等传统和现代文明元素，都不归乡土所有。甚至说话的声音，示人的形象，都被异化成当年的“陈奂生”，后来的“******”，用以娱乐城市。
从道德上辨析，这样的现代文明是可耻的。
让人觉得可耻的还有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些文明。譬如，当朝廷杀人时，所有的责任都在皇帝或者某些乱臣贼子。然而，历代以来的所谓农民起义，一旦有凶残记录，后来的学者必定要让整个农民阶层来承担。
第一次去四川是二十一岁时，从武汉到西安再换乘火车，绕了一大圈才进入久负盛名的天府之国。在夜行火车上，听一位长相文静的中年男子对身边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反复提及我还不知道的“屠蜀”。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对四川话听不全懂，不过大概意思还听明白了。民间传闻，公元一六四四年张献忠率军入川，阴历八月初九攻陷成都后，下令屠杀三日，数十万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如此残暴血腥，只因为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途中便急，下马后，蹲在草丛中完事了，便顺手摘下几片阔大的叶子当手纸。殊不知这是一种麻叶，叶面上布满细刺，用过之后，张献忠马上觉得下面肿痛难忍，顿时怒骂：四川人真坏，连叶子都想暗算老子！如此，便对四川人大开杀戒。在当时，这故事让我想起一句鄂东民歌：麻叶开花一片白，葫芦开花假的多。传说之中，张献忠用来方便的麻叶，一定是我们小时候上山砍柴都要小心回避的那种麻叶，不小心擦在脸上就会出现一片红红的疹子。
在与“屠蜀”越来越频繁的遭遇中，直到有一天，从一本名为《后鉴录》的典籍中读到：“岁丙戌（顺治三年）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南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我才哑然失笑：将此人数相加，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六亿九千九百万！而据史料所载，明万历六年四川人口才三百一十万，全国人口也才六千零六十九万。
传于民间，载于典籍中的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至今仍让绝大多数人深信不疑。在我这里，也曾没有多想便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内心的变化缘于偶尔读到一篇文章，说是张献忠在撤离成都之前，集中屠杀了九千多名秀才举人和进士。那一刻的震惊，真是太强烈了。从此，这不多的文字成了心中一个大大的纠结。关于张献忠杀读书人，各种书中记载各不相同，从九千多人、一万七千人、二万二千三百人到三十万人，最是说张献忠命令各地按册索名，把儒生及其家属仆人等尽数解来京正法，其解到者，随到随杀，男妇幼小，莫可统计，不过，四五十万为最多。在众多史书中，流传最广的《张献忠屠蜀记》倒是没有这样夸张。一六四五年，当了两年大顺皇帝的张献忠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书中说，那年成都科举时，老万岁有旨，选策略最佳者七百三十七名陪宴百花潭，诸生有名者留，无名者出。初放出的四千余生员，因为不得陪宴而情绪颓丧。殊不料，张献忠随后颁旨：“此次乡试，竟有不肖绅衿敢在策论文中，诋毁新朝，诽谤寡人，实属罪大恶极。着主考官拆封点名，一体赴押百花潭处决，以昭炯戒。其余生员，付各州县教官押回，严加教管，不容再有腹诽口谤之事，违者连坐十家，教官同罪。”历史是那些不在历史当中的人，根据其生存需要而书写的。所以，历史反映出来的往往是书写者的心灵真实。农民暴动无论声势多大，都会受到责难。在读书人眼里，似张献忠这等暴民首脑，居然集中屠杀川蜀大地上最优秀的读书人，即使是最有胸襟的读书人，也不会不顾及休戚相关的其他读书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