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中，这样说人狠时，重要的是在表示，惹不起。最惹不起的“狠人”就是种种无赖了。
当时的乡村让我们极为无奈，多少年后回头去看，所有不好的感觉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庆幸。在乡村的环境中成长，哪怕不做任何事情，凭着时空的发展，也比陷入无奈和无赖的迷魂之中更加有效。关键不是当时自己是否取得了优势，而是后来的命运和人生，那才是一辈子的事。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如果以此作为最佳途径来展现自身价值，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到头来就会出现致命损伤。损伤之痛波及的还是无辜的乡村。
在母亲的病床前听工友谈话，我心里就在不断地闪现，那位买了水电站的人，会不会是当年掐我脖子的、或者是当年打我弟弟耳光的、再不就是拿着弹弓与土手枪指向我的少年？这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土改后的乡村舞台上，富裕阶层消失了，斯文的读书人消失了，甚至老老实实勤扒苦做的农民也见不着了，浮现在各种事务之上的几乎都是眼前利益的投机者。其景象宛如田野间旋风突起时，舞动得最夸张的总是一些最无用的东西。
在电子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乡村中许多隐秘也还不能抵达昭然若揭的程度。那些在社会新闻中读到的除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同，情节完全相似的故事，宛如一幕流传在乡村草台戏剧在重复上演。某个孤苦伶仃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了几个儿子，没想到其中一个坏事做尽天理人伦都不顾，母亲不得不秘密召开家庭会议，宣布自己的决定，选择一个出其不意时机，家里的人一拥而上，将那个以为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家伙，活活地打得一命归阴。母亲的想法很简单，自己生的自己杀，就当是养了一头畜生。警察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逮走了所谓的凶手后，邻里乡亲纷纷联名具保，上书请愿，要求对惩恶英雄无罪发落。每当有这样一幕发生时，文明社会所感叹的总是文明本身，殊不知在道德与法律之外，还有更重大的关于乡村未来的意识形态。
有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传说中，日常当中的鸟类，为何独独只有喜鹊是那样的招人喜爱？二〇〇五年春天，一对野斑鸠，飞到我在东湖边家中的窗台安营扎寨。每天隔着一道玻璃与它们打照面，免不了也会进到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被人当作俗物的乡村，本质上决非俗物，只是因为社会的境界低俗了，时代的审美低俗了。乡村的精髓本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就像那种与斑鸠迥然不同的喜鹊。乡村的模样，恰如喜鹊的模样。乡村的声音，也恰如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摧毁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
这些事物的深处萌动着关于乡村的认知。什么是乡村的中坚力量？什么是乡村的稳定因素？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是斑鸠的，还是喜鹊的？
在城市的某个夜晚，与几个颇谈得来的朋友凭着东湖边一处酒吧的临水栏杆，静坐在夜风里。这酒吧有些年头了，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大约是这样分期的，先前的主人坚持不了，经过一次次转卖，才变成重温乡野归还自然的主题，于是人气就旺得不得了。有湖水，有泥塘，有荷香，有清露，分明是从附近高楼刮过来的风，吹在肌肤上的感觉就大不相同。
月色星光之下，有一种念头不断地从意识的最深处浮起来：
我居然有点怀念那双掐过自己脖子的手，那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决断及其证明，对与错，是与非，全都可以被撂到一旁，重要的是强大与弱小。我也有点怀念生活在温泉旁边的少年们，乡村哲学在他们那里是如此简明，既然产生了权威，就得管一管、用一用。相比浑浑噩噩一天天活得那么贫血的当下，躺在肥沃的泥土上，用咸臭的汗水作为燃料注满全身，在挣扎之后，突然享受到由濒死扭头回返人生的快感与快乐，如果这是幸福与幸运？
既然开始怀念那位卡我脖子的少年，就不能不继续怀念那位当着母亲的面痛打她儿子的那位少年，同样那位用弹弓和土手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对我进行威胁的少年也是要怀念的。处在城市的优越日子里，反而会痛苦地发现，那些少年所表现的是乡村最为普遍，同时也是最实质的情怀和本能。
人类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这上苍也无法更改的法则面前，乡村必然会首当其冲。所以，一般来说，乡村总是没来由地不喜欢外来者，就连倒插门的女婿也难例外，原因就在于这样多出来的每一张嘴，都是要吃要喝要呼吸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候，当地的少年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斥责我们，说我们喝了他们的水。我们说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就说地是他们的。又说我们吃了他们的粮食。我们说粮食是我们花钱从粮管所买来的。他们就说粮管所的粮食是他们交公粮交上去的。再说我们走了他们的路。我们说小路是古人开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他们说古人是他们的古人，国家修公路是让他们走而不让我们走。我们只好赌气：不让我们走除非将路竖起来。于是他们就一拥而上，将我们按倒在地，我们横着倒下去，就等于道路竖立起来了。基于这样的道理，卡脖子是不让呼吸他们的空气，从澡堂里一路追打出来，是不让洗他们的温泉。
迟迟露面的真理言说如同马后炮，乡村的表现越是激烈，越是表明乡村的衰竭与无助。
用千年阅历积蓄起来的乡村文明，从来都是土生土长的，无法被外来势力所取代，像少年那样的无赖，根本就是乡村深陷无奈之际不得不断尾求生的一种把戏，为的是掩盖乡村深处正在重新积蓄的某种冲天一吼。
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几年前，那边的乡村就曾大吼过。
声波所及之处，震惊了越来越以城市文明自诩的整个世界。印度人民党自一九九六年执政以来，国内的经济迅速发展，其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三的IT工程师，更是引起世界舆论交口称赞，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趁着舆论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以瓦杰帕依为首的执政者，决定提前在二〇〇四年举行大选。结果却出乎意料，在野八年的国大党竟然大获全胜。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成果，只惠及了占人口少数的社会阶层。
比中国更具乡村性的印度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对这些人来说，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融入国际上流社会的那些人享受了，而他们的生活从未得到真正的改善。所以，当国大党提出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口号时，所得到的拥护与支持就可想而知了。
在信息传播超常的二十一世纪，过去年代很难被详尽了解的外部事件，只要愿意，基本上能做到虽然不在第一现场，也可以在第一时间获悉最新进展。譬如在那座充满乡愁的海峡对岸，那些生也乡村长也乡村，百年人生一日终老死也乡村的南部阿公阿婆，就像用脚后跟思考一样，丝毫不管那个自称台湾之子的人，即使问政也是那般无赖模样，甚至还伤心地呵护，凭着那些三人成虎的耳语，硬说他受尽了来自北京和台北的欺负，只要有机会投票，闭着眼睛也会选择此君。
客观地看，这才是真相中的真相。乡野里有太多种子与根，它们是互相的，没有根就不会有种子，没有种子也就不会有根。有一句很多人爱说的话很经典：有种！有一个不少长辈给后人取的名字也很经典：有根。前者以生殖功能的勃大象征一个人的英豪。后者在表喻家族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同时，还流露出美中不足，暗示其根还扎得不甚坚实。一直以来，天下乡村莫不如此，为了表述对外部的不满，就要用外部世界最为不满的物什与之抗争。一如乡村少年半真半假的打斗，用沙土抛撒一阵后，吃了亏的就会找来石头等尖锐之物作为还击，那些转入其中的少年，越是见到有人皮开肉绽，对激烈的渴望越是使人变得率性。不要以为这种打斗最终会演化成乡村悲剧，恰恰相反，类似场面的终了，往往是某种喜剧效果。有一次，少年们的打斗看上去非得要闹出人命了，突然间，有人抓错了，情急之中，将一堆****当成了石头。抓****的人马上大叫臭死了，被砸得满身都是****的人也一样地大叫臭死了。于是打斗就此停下，双方嬉笑着向有水的池塘跑去。有一句话：臭猪头有烂鼻子闻。乡村无赖，俨然是意识形态晴雨表上的一种标志。印度人民党人在二〇〇四年的失败，谦谦君子的中国国民党人最近八年在台湾政坛一再受挫，所预报的则是具有广泛意义的仍在笼罩乡村的雷暴与阴霾。
乡村之如天籁，在于天赐自洁之本领。过去现在与将来，都会屡屡出现同一个问题：关键是如何认知乡村自洁的方式。谁能保证乡村的社会生活权利，才有资本走进乡村核心———这祖先安居和灵魂得归的母乳大地。
凭水临风的酒吧让人忧郁地随想，往日简单的饭菜就能体会层出不穷的幸福，如今的城市之身却要到处寻找那些土得掉渣的食物，来调整越来越不怎么样的食欲。那些劳作后疲惫的坚实，更加重了眼前与霓虹灯一同起舞的空虚。乡村切切不是供那些饱食终日者，偶尔发表同情和善心的蛮荒之地。唯有凭着每个人的肉身还有与之同行的灵魂，才有可能化解人类史中最为难堪的忧郁。
母亲一样的乡村，乡村一样的母亲，都是只会抚养。母亲一样的乡村，乡村一样的母亲，都是无力护佑。
在成长的年代，我一直奇怪，自己这一家人到头来总是与房东家闹得不欢而散，却原来我们只是社会整体性忧郁下的一片无辜的情绪。
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异动所导致的无奈，让乡村从天下最了不起的母亲变身为天下最为痛苦的母亲。终身在苦难中磨爬滚打，到晚年了还在第一万次告诫子孙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偶尔还会心如止水地补充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乡村母亲的可亲可敬就在于，她一边抱怨，一边领着子孙，在漫漫无垠的乡野间竭力前行，而不顾步履慢如蜗牛。在时光流水中缓缓悠荡的乡村，一定还会重现爷爷至死不肯释怀的林家那样的富裕。然而，谁也无法预言，乡村中还会有人主动建筑一处具有大水井那般寓意的人文堡垒。作为母亲的乡村从不绝望，连一分钟都不肯耽搁，明知田野里还有残碎冰，就开始一点点地寻觅那希望的地米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