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这是人的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活得更美好，人的悲哀恰恰就在于不知不觉地在排斥一切中，显得形单影只。已经孤独的，正在孤独的和将要孤独的人们，从心灵深处感受着巨大的压抑，并且就这样离开世界。
人类是怎样孤独的？
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吗？
地球自30亿年前出现了生命之后，曾经产生过25亿种动植物，到1990年时已经灭绝了其中的9937。被灭绝的物种的一半是在近300年内消失的，这一半中的607。则又是在本世纪完成的。目前世界上的物种正以每天一种的速度走向最后灭绝。
人类扑灭异己的决心之大，正说说明了人类本身的愚蠢之极。
人类怎祥走府孤独。
科学家警告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未来的20年将是晚白垩纪距今约6500万年以前以来大量物种消失的时期〈《人民日报》1994年2月8日”
美国的一份预测报告认为，如果地球上的人类对自然资源消费状况及破坏活动，保持目前的态势不变，到2000年地球上仅剩物种的15—20。将会消失，此种消失的速度比物种自然灭绝的速度要快1000倍，并从现时的每天消灭一个物种，提升到每一小时消灭一个物种。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迄今为止，人们都是从人类食物需求、经济发展及生物资源这些方面去探求、呼吁的。确实在那些现在尚未灭绝的野草中、微生物中，也许就有免于我们子孙饥饿或一病不起的宝贵资源，除此之外，我们只能等待外星人从天上送一些什么来了。
然而，要紧的是：
在人类尚未普遍饥饿之前，有一些地区已经富得流油，也有一些地方，比如中国，正在未富先娇，国人中的一部分沉溺在吃喝声色中时，谁也抵挡不住的孤独感却会一阵阵袭来，由孤独产生的压抑、恐怖，正在使世界所有大都会的精神病院床位紧缺，人们在每天早晨走出居室时，忽然发现阳光是惨淡的，很少能听到鸟叫，即便有，那声音也是单调的，不再有此起彼落的丰富；夏日，阴雨之前，脚下的妈蚁不见时，人们的恐怖情绪将会达致高峰，路边是枯萎的小草和野花。
但，铺天盖地的蝗虫马上就要飞近这个城市的边缘，在吃光了郊外的粮食之后，它们深知人类的束手无策，便把城市当作了最后进攻的堡垒。
市区内的千百万只老鼠正在出洞，它们特有的细微感觉已经察悉了蝗虫的动态，老鼠们的集结首要的是保护自己的粮库。
然后是人、虫、鼠的大战……
不要以为这是科幻小说，在自然生态全面被破坏，各种天然的制约支离破碎之后，人类倘不猛醒，那么最后要吞下的苦果无疑是面对绝大的孤独，在灭绝之后灭绝了自己。
世界原先不是这样的。
数以亿万计的物种之中，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凶猛的、温驯的、有花无花的植物、有声无声的菌虫、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上走的、树上藏的、地下埋的，一切都由造物主编排得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相因相果。
失去了那么多，不再有伙伴，不再有对手，你能不孤独吗？
当我们从生态、自然这些角度去考察这个世界时，不得不沮丧地发现：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暂时的，而由此带来的衰退及混乱都是持续的，乃至无法换回的。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全世界已有755的农作物品种绝迹。在欧洲，1900年存在的家畜家禽中，半数已经绝种。
这种情况恰恰是现代技术进步的副产品：农场主、农民为了追求最高的效益和产量，总是喜欢把资金、人力用在效益最髙的品种上，其余的物种就只能被遗弃。
世界粮农组织近期发表的《世界观察统计表》说，在已知的大约4000种家禽家畜中，有1000种面临绝种；美国《洛杉矶时报》认为：
农业和畜牧业物种的减少，是工业化世界对付全球饥饿的努力一一养活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多人口的遗传工程一一绿色革命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副产品一一消灭了成千上万的物种。
顾此失彼的人类，又一次不知所措了。
粮农组织植物基因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官员说：假如我们不能保护剩下的这些物种，我们就是在拿未来作抵押。物种的多样性，是发展与进展之间的一种桥梁。
新的优良品种的作物已经大规模地取代了传统的和野生的作物，到1990年绿色革命第四个10年时，新品种作物已经覆盖了全世界1/2的麦地和稻田。在美国辽阔的疆土上，1/3的草原只种植一种小麦。
物种的孤单，人的孤独就这样遥相呼应着。
在8万多种陆生植物中，仅有150种至今仍由人工大面积种植。人类食物的卯源自20个物种，营养的75。々来自小麦、稻米、玉米、土豆若干个物种，其中小麦、玉米和稻米又占707。以上。为人类提供动物蛋白质的家畜种类占野生动物比例之小更是不言而喻了，人们现在餐桌上的“美味”只是猪肉、鸡肉、鱼肉间或有羊肉和牛肉的轮换而已，这些10年前的美味，在城里很多人说已经没味了。
野生、野种之于今天的重要性，同样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直接受益、受害的也是人。
当大野荒泽混沌初辟之后，展现在原始人类面前的是无数的森林和植物，人类因此而度过了漫长的采集狩猎时期。
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蛮荒时期，也有人认为是黄金时期。
物种的消失是与文明同步的，以植物言，在野生物种比比皆是的时候，得一良种，在中国炎帝神农时期便称之为“嘉禾”，又培育出“玉谷”几千年来我们的主要食粮。玉谷出现之初，它是珍奇的，因为其收成的丰厚和质地的细美。但，尚有一部分野生植物与之同存，当然后者的高贵已属无疑。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为了人口激增和需要，不断改良的玉谷遍及大地，野生植物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极大部分走完了自生自灭的历程，这个时候，仅剩的人迹罕至的横断山区和西双版纳。
丛林中的一些野生植物，便是弥足珍贵的了一一它们已经成了不可再得的绝对的少数。
可惜人类目前正在捕杀这最后的少数野生物种，这样的惨剧几乎每时每刻在世界各地发生，尤其是在那些森林和山区，如果说灭绝植物物种主要是在技术进步的媒介下完成的话，捕杀野生动物则是百分之百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为了一张皮为了一顿美餐，当然，最终还是为了金钱。
倘若我们把种族歧视的视野投向大自然，人类不就是最大的罪恶累累的种族歧视者吗？
城市里充满了喧嚣。
山野与乡村则充满了寂寞。
我们满怀希望在每一个早晨到来时，所看见的世界是清新而充实的，可是失望笼罩着，我们总是发现在已经流逝的童年里，曾经有过的什么，现在没有了。
也许是一丛芦苇。
也许是一片狗尾巴草。
也许是一处江南的竹林。
或者是布谷鸟的叫声，它是和春天播种的农人一起醒来的，布谷在空旷的田野里。
当我们的食粮愈来愈精细，面粉要吃富强粉、白米要吃泰国米时，荞麦面、窝窝头、高粱米、小米粥几乎只存在于回忆中了，那扑鼻的芳香曾给了我们祖先以何等的体魄……
精神的空虚与物种的单调总是如影随形。
这个世界少了那么多声音，少了那么多绿色，少了那么多姿态以后，我们怎能不空虚呢？
声音被物质的喧嚣取代了。
代之于绿色的是水泥的冰凉。
所有的姿态在大城市除了广告的搔首弄姿便是大楼的拔地而起了。
人类正走在无可救药的孤独之路上。
一个不完全的保守的统计，在中国至少有1亿支猎枪，而在被灭杀的兽类中，757。死于人手中硝烟弥漫的枪口下。
四川，为了2000元人民币，农民可以毫不犹豫地上山猎杀大熊猫。
1993年，世界濒临灭绝的10大物种名单上，中国的大熊猫居于排名之首。
也许，我们至今还应该以忏悔之心，思念那一只死于枪口下的东北虎。1989年11月14日，一只栖息在完达山区东方红林业局施工区内的东北虎惨遭3个农民枪杀，这一只东北虎是完达山区仅存的3只东北虎之一。
当汽车拉着已被人蚕食的虎的骸骨离开现场的当天夜里，它的两个幸存的伙伴找到了滴血的现场，冲着汽车开走的方向，发出了绝望的哀号。此后的几天夜里，都有这两只虎的哀鸣。
森林为之颤抖了！
人呢？人心呢？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难忘的1989年，野生动物研究所曾对东方红17个林场作资源调查，25人历经63天行程2000多公里，没有找到虎的踪影，只找到了3只东北虎的足迹。
不久，那一只死去的东北虎证实了东北虎在这一方山林中的可怜的存在，以及更加可怜的结局。
最可怜的是人。东北虎被打死后，6个护林员当即点大火烤虎的后腿肉吃；又有民警把虎牙敲下；还有派出所所长把虎胆掏出；更有权的三番五次要把死虎调走，甚至指名道姓要虎骨《北方文学》1990年10月披露的上述一只东北虎的惨死，一群中国人的嘴脸，实在是维妙维肖的一幅写照：人性在一只使人间壮观的动物面前，是如此卑鄙、低劣、肮脏！
怎么能期望这一片山林从此后不会更加寂寞？怎么能期望这一片山林中的人群从此后不是走向更深重的孤独？
有谁计算过这10多年来，在率先致富的南方被人们吃掉的野生动物的数量吗？仅海南岛的海口市，每个月吃掉的野生动物有18吨之多，根据海南省林业局1992年的调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长臂猿在50年前有2000余只，现仅存10余只。二级保护动物黑熊仅存50多只。公路沿线乃至海口市区公然叫卖野生动物者比比皆是。有的餐馆居然还有经营野生动物的许可证，使违法的丧绝天良的事情合法化。这个数字的惊人比起我们通常见到的各种增长的数字来，自有更耐人寻味处：它意味着：每吃掉一只灰喜鹊，就有两亩松林失去了病虫害天敌的保护。
它意味着：每吃掉一只猫头鹰，一年中就会多出1000只田鼠吃去两吨粮食。
它意味着：每吃掉一对燕子，6个月中就会有100万只害虫幸免于死。
《新环境报》记者透露，在济南的春节年货市场上，一只被打死的果子狸被精心地支在一个铁架上，表明这里有野生动物可卖。邻近的摊点上还有山鹰、飞龙、锦鸡等。标价为：锦鸡一对，60元；老鹰60元一斤；飞龙38元一对，山鸡35元一对……济南西部的一个市场上，10公斤重的大鹰被高高吊起，前台醒目处则是一头大豪猪，还有狐狸、蛇等。黄色大招牌上写着：“常年供应”、“批发”字样。不时有摊主问：“要穿山甲吗？”
野生动物的来源主要是大别山区及甘肃。
有卖有买，寻常百姓也吃不起穿山甲，“常年供应”及“批发”的也决不是济南的一个市场，人类的节日是多少野生动物的灾难！
但，我们的节日正愈来愈多。
传统的，加上现代的，随便找个名目便是节，剪个彩拍个照然后就是吃，公款吃喝不吃白不吃，管它飞龙穿山甲。
北京的市民在春节前后却忽然发现，国家副食市场里小黄鱼、小平鱼多起来了，这些源源不断的小到一个手指长不足二两的小鱼统统被累计成数，作为市场丰富的数字出现在报纸上。
应运而生的是满街油烟弥漫的炸鱼锅开张，一头从市场里买出小黄鱼，一头就往油锅里炸、热吃、焦酥，下班路上拎一斤回家的人不少。想想也是，要不这一根手指长的小黄鱼怎么吃？
但，我们还是吃了，吃蓝色海洋中的鱼子鱼孙，吃到鱼类断子绝孙，海洋变成混浊的荒漠。
中国18000公里海岸线与14000公里岛岸线的周围，已经挤满了渔船。
撒出去的一张张渔网，很难说最后落网者将是谁？
就在1989年，美国旧金山，太平洋渔业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宣布了两个数字：
1988年，中国水产总量已达到1061万吨，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的水产大国；第二个数字是：1988年的养殖产量已达到533万吨，为世界第一个水产养殖大国。
到1993年，距旧金山会议5年之后，中国水产总量为1700万吨，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大国。
我不知道该为这些数字欢呼呢？还是落泪？或者宁可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数字王国，当数字用来代表成就的时候，我们的数字永远是辉煌的，甚至可以说辉煌的数字只属于我们。饿死多少人的************时期，报纸上表格里的箭头不还是一个劲儿往天上蹿吗？
人类好像是被“魔鬼”推着往前走的。
面对这“魔鬼”，环境意识的呼唤，甚至连各种法令与法规都显得软弱无力。
其实，这“魔鬼”明明白白就是已经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
我们愧对祖宗也愧对子孙。
当我们说人类正面临着世纪末的挑战时，所有的生物群落、那些飞禽、走兽、游鱼、甲虫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们特殊的生命信息系统或许是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提示：在人类世纪末心态的笼罩下，它们正面临绝境。
所有的希望只能寄予人类的反躬自省。
你看见窗外的枝头一夜便变绿了吗？干旱的北方在承接了一场细雨之后，白杨的嫩芽悄悄地舒展了。
从这嫩芽上望出去，是春城昆明的红嘴鸥。
是北国扎龙乡的鹤群。
是盘锦双台子大芦荡中款款而行的黑嘴鸥。
是白水湖中的野鸭鹭鸶。
是鄱阳湖里的2600只白鹤……
也许鄱阳湖的白鹤给我们的安慰是要格外珍贵的。鄱阳湖水面减少湖水污染的警报发出多年之后，生态环境开始得到改善，还湖，治污，使现在栖息于湖区的鸟类增加到了300余种，尤其是白鹤，由1983年的450只成为今天的2600只，占世界的鹤总数的95%可惜并非都是如此。
一项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从去年1-8月，由林业部门查获的捕猎野生动物案件1.8万起，损失野生动物15万只，内蒙古林西县6天内查获起倒卖野生动物案件，缴获鸟类及别的动物1.6万只青海四个团伙在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屠杀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一切的不平衡只能用爱来弥补，信夫？
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或者歌剧院门前，巴黎圣母院广场，总有素不相识的鸽子成群地飞到我身边，不远处是几个老太太手里掰着面包让鸽子们分食，路人或者游人除了对巴黎的建筑名胜感叹之外，也为巴黎的鸽子唏嘘，它们与人的关系是那样地和谐！
那时我就想过，什么时候，北京或者上海，有成群的鸽子起落在广场与花园之间……
也想到了北京的鸟笼，提着，遛弯儿，铜勾、竹编、精巧的瓷器鸟食缸，有钱有闲的一些中国人把囚禁小鸟的囚笼制作到精妙，为什么不给翅膀以自由呢？
给翅膀以自由和给思想以自由一样，是与生俱有的，可是在人的世界里，强权与私欲使这两种自由都变得格外艰难。
我一直以别样的情思眷恋着广州的白云山，也一直以惶恐的心绪想到那一个据称是亚洲最大的鸟笼，所谓鸟笼是利用一个山谷在四周及其顶部布设一张巨大的铁丝网，里面养着300多种鸟，可以适度飞翔而蓝天白云也只是心向往之，谁想飞得太高谁就得头撞铁丝网，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还有的鸟正好钻到了网眼里，一方面是外部世界的诱惑，其实它已经落人设计者的陷阱，总之是跑不出去了。
碰网而回的鸟多了，山林野气的诱惑又时时存在着，于是这些对人类并不陌生的鸟却决不敢亲近人类，那鸣唱也如无尽的哀怨。
1994年10月
北京守望这个词汇，如果细细地加以品味，它是确实带有宗教情结的。它融和了信与望，因为相信而盼望，并且坚守着。
在中国，那是谁？
我们戴着的手表上的秒针，只要给它能量，便会“滴嗒滴嗒”地走下去，无论是劳力士表还是雷达表或者是炫耀主人财富的金表，其实它们的功能都是共同的：把山头一厘米一厘米地削低，催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向衰老，自然也有新的层出不穷，但都将体会这世界上共有的对谁都是公平的真理：时光之箭一去不回。
有智者说：“雅典的同胞啊！逃避死亡并不难，要避免堕落才是难的，因为它跑得比死亡要快。”
于是，历史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废墟。
因为死亡而悲壮的废墟，因为堕落而猥琐的废墟。
谁曾守望过今天呢？
我们的父辈仍然耒耜耕耨的时候，是炎帝神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吟哦《道德经》、《逍遥游》的时候，是老子与庄周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读《天问》、《桔颂》的时候，是屈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为《红楼梦》击节的时候，是曹雪芹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寻寻觅觅中国的脊梁的时候，是鲁迅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把视野拓开，在历史的苍茫中遥远地感觉希腊神话，我们是和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在一起^我们说不出哪一个富可敌国的帝王的后代，因为金银财富而延续了历史；我们却分明感到只有为人类共有的文化，才使人类既有了精神与灵魂，也使高贵至今仍为人们高山仰止。
不可想象的是：倘若没有文化的流传、思想的探求，日光与目光怎能把黑暗与愚昧的壁垒穿透？
古人云：“国将兴，必尊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传道、授业、解惑者是师，经典、名著也是师，当你虔诚地从师、尊师时，你便有了守望者，在前人的高度上走向自己的高度。
当一个社会远离名著、远离文化、远离人的光荣与梦想时，人间师贱傅轻，社会虚症潮热，国运式微，已为人类发展史证实得反反复复了。
在深邃而又无所不在的精神世界里，伴随我们度过艰难时世的只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那时候人们就会感到很多的先哲仍然活着，把背影展示给我们，那智慧的头颅却与星云溶化在一起了，眼睛像星星一样明澈。
也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在期待着什么，因此无论白天如何喧嚣，物质流如何汹涌，人类对物质的需要曾经有过的饥荒，使现代人的世界观常常过分沉溺于对物质的追求，从而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生活。然而，只要你在夜间仰望星空，你就会感到冥冥中的某种期待，目光从四面八方逼人，草木的枝叶摇晃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甚至会有闪电和雷声，仿佛在问：你为什么不以童稚的心灵去感觉空间与时间呢？
公元1789年。
法兰西大革命在巴黎发生，第三等级的法国人发表了《网球场宣言》之后，开始攻占巴士底狱。
18世纪的最后10年便在这摧枯拉朽之中，暗示着、期待着，走向新的世纪。我们不能说人类进入19世纪的一切变革均源于此，我们只能说总是旧世纪孕育着新世纪。
一场深刻的变革可以是轰轰烈烈的，千万人参与的，也可以是平静到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一篇论著的文章。当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英伦三岛上，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向社会交出了他的《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经过作者反复地修订即是后世人争论不休的巨著《人口论》。
马尔萨斯的立论，即人口繁衍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社会提供人们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200年之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是256：9；300年之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是4096：13。
当马尔萨斯第一次把人的目光投向人类自身时，其时人类正在生养多多，这是天经地义的，却有人站出来以牧师和教授的身份说三道四，并且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图画：“推翻了人类进步的前景，代之以贫瘠、阴沉和冷清的未来”，世界有病，人有何罪？人从来都是在那里一边砍伐森林一边咒骂天气的，中国人、欧洲人无不如此，马尔萨斯却指手划脚直指人群人要注意，人口太多了！《人口论》问世后，在美国甚至整个欧洲，人人必读，人人必骂，骂是骂了，读也是读了，没有攻占巴士底狱的枪炮声，却是撞击在灵魂深处，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
或许，世界已经期待很久了。可是当这期待很久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因为它妁与众不同便很容易触犯众怒，诺诺之人太多，谔谔之士太少，这是这个世界的永久的悲哀。
如此说来，福音所取的大约不会是马上能使大众兴奋起来的大众化语言。
中国。
1953年6月30日24时止，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8053人。当时国家每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而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则是1300万。
195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马寅初先生就中国人口问题开始发表一系列的谈话，他为1949年以来中国227。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忧虑。是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浙江小组的讨论会上，马寅初先生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专题讲话，当时的反应是：
苏联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1957年早春伊始，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讲话开始更有系统，并且提出：“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由政府来做。”马老先生对共和国政府一往情深地说：“这件事也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为什么呢？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强有力的”，而且是“人民拥护的”，可谓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6月，马寅初以书面形式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递交了自己的控制人口理论。
7月5日，《人民日报》以《新人口论》为标题、“马寅初书面发言”为副题，全文刊发这篇对马寅初来说绝对是灾难、对中华民族而言绝对应该是福音的长文。
我们只能摘寻长文的10个标题，以资备忘：
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及其破产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是和马尔萨斯不同的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几点建议《新人口论》与马寅初先生后来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
当马寅初先生历尽艰辛、屈辱与他的《新人口论》获得一纸平反结论书时，中国人口已经髙达10亿之众了！
在中国，平反的悲哀莫过于此。为一个老人的过人的智慧和胆略作证的，是一个民族文明及经济发展的步履维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不胜重负。
马寅初先生被“批倒批臭”时，正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斯文扫地的年代，那悲哀是无以复加的了。
重新开启生锈的校门，站在落满灰尘的讲台上，我们的多少教师在饱尝艰辛之后已经满目苍凉。
重视知识和人才，重视教育，现在几乎人人都这样说，而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消息又不断传来，守望者只是因为太累负荷太重而倒下了，有的倒在讲台上。
我只能用颤抖的心去叙述那些在贫困的山区、乡村执掌教鞭的人的生活。
甘肃庆阳地区。
一位有9年在小学毕业班把关、1976年4月任教的民办教师在写给一家编辑部的信中讲述了他的工作负荷、待遇和处境。
这位老师因为买不起手表，只能随身携带学校的闹钟看时间，他一天的作息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早晨5点多钟起床，摸黑爬4里山路去地里千活，6点半往回走，7点准时到校。然后在讲台上站5个小时，每周至少30节课。
早饭啃冷馍，午休伏桌打盹。下午再批阅数十本作业，4点半放学。学生走后还要到田间耕作至天黑。回到家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热饭。然后是瓜在炕上在油灯下写教案、备课，一点半入睡。
曰复一日，年复一年啊！
这位民办教师的收人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月工资40元，每年的2月、8月为寒暑假，没有工资。其余的老区奖金、公办教师享受的各种补贴、书报费等等一概名下全无。一家5口人，人均年收入92元。
庆阳市价，一碗烩面1元钱，这位教师一天的工资挣不到两碗烩面，一年的工资收入买不到3只羊。
如果他们倒下，你不要觉得奇怪。
安徽省金寨县新楼小学教师陈福云在1964年当民办教师之初，还是挣工分吃饭的，那时她才20岁。
她一人肩负着四副担子：教师、农民、母亲、妻子。
早出晚归种责任田。
单人三级复式教育需要她一个人备10多个课目的教案，还有自己孩子的吃饭穿衣。
后来，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又成了寡妇。
学校教室，其实就是半是牛棚半是课堂的半间草屋。老牛常常用坚硬的牛角向那半间草屋发起进攻，没有法上课了。
她找到村干部，提出以两年的民办教师补贴作为代价，买下这间牛棚。牛走了，她的心也静了，她让自己的大儿子用自己的一点木料打成板凳，清理牛粪，刷了墙壁，学校又开始上课了，她站在讲台上，脑子里总是闪过四个字：窗明几净，她自己的梦，现在是那些乡村孩子的梦，不是牛棚，而是一间像样的教室。
从此，她一家人吃糠咽菜，为了那个梦，5年，她积蓄了1000元钱，买了砖瓦、玻璃，从自留地上政下木料，她真的盖起了一间像样的教室。学生们搬进这间教室后，她的大儿子也搬进了牛棚，孩子们都大了，她哪有能力给他们再盖新房呢。
陈福云，一个小学老师，乡下人说，她是圣人。
也许，太行山真是梦魂牵绕的。
当我为绿化太行山的工程而激动，甚至期待着有一天写完我手头的书稿，为那大山的沟沟坎坎种上一棵小树时，我也同样渴望着去太行山下那一片乱石岗中，为一个死去的民办教师的亡灵点上一柱高香。
他生前，是河南省济源市大峪乡塬岗寨民办教师叫李石。他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
这里，安息着一个崇高的灵魂。
没有刻上名字。
山里人是用他们特殊的情感悼念这位死者的，他的名字在人们心里，而且还将代代相传，是他手把手教出的那些孩子们，将要把他的名字传下去，这个山寨唯一的一个教书先生。
他就是这山寨里的人。
他曾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省里的重点中学，那是1952年，谁都以为他飞走了，他却背着铺盖卷又回来了，他要办一间山村小学，贫困与文盲是那样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默默地回来了。在那一条熟悉的山路上，他对孩子们说：“我教你们念书。”
一个破庙、几块木板。
10年、20年、30年的光阴就这样流逝而去，看不出太行山变矮了没有，那山路上的石子可是踩得又圆又滑了，那破庙角落里的蜘蛛可是结了无数回的网了，山楂还是酸的，石头缝还是干枯的，谁也无法想象他是怎么过来的，可是他过来了，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这穷山窝里有了识字的人了。
他刚刚结婚的妻子下山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不再结婚，没有自己的儿女。
前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雨，正要回家的李石发现堆积中草药的库房漏雨，他一个人把那些中草药搬到别的教室里，小心翼翼地存放好，这是他和孩子们的心血，也是学校资金的重要来源，卖掉换儿个钱再买粉笔，再给孩子们买几本课外阅读的书籍，替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交费，全靠这中莩药了。
在这山沟沟里，人们无法想象：是李石和中草药抢救了中国一处山沟沟里的教育与文化。
他摸黑回家，爬一道山梁时失足跌落于一处悬崖，他的学生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累了……
教育之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山区的重要是简单而明了的：首要的是让孩子们有书可读，让教师们能够教得下去。
没有了这样的基础，就等于把中国最广大的地域白白地奉送给愚昧，谈何现代人与现代化？而这一切，往往不为都市中忙碌的人们所了解，以为我们身边的“小皇帝”便是中国所有的孩子们的缩影。
我们能眼看着那些贫穷的孩子成为21世纪的文盲而无动于衷吗？
原世界银行高级顾问赫尔教授在考察中国的教育现状后感叹道：“像中国人民教师待遇这样低，而对祖国、对学生的教育这样认真而又充满着热情的精神，深深地使我感动，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和贵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大奇迹之一。”白驹过隙，时光流逝，长城也由年轻而衰老，残存的几处不时崩塌。
当万里长城年轻时，烽火夺目，狼烟滚滚，挡住了多少风雨、矢石？又有谁去关注过长城身上的伤痕以及烽火台的疲倦？
任何一个时代，献身者也只有一生可献。
如李石，献身者跌落山崖之后，他无法再献身了。这个社会只有倡导献身的人和献身者一起献身，献身精神的真正广大之后，才能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可以预期，当腐敗与不公正继续充斥，善恶不明、美丑不分时，真正的献身精神与献身者的处境将会日益艰难。
在实际生活中，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飞快地接近并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正在远离高尚、远离梦想、远离教育、远离文学名著……
辽宁一省，据1993年的不完全统计，仅仅企业撤销停办的三班型以上正规幼儿园为323所，涉及幼儿2万多人。
幼儿教育的大面积滑坡，在中国远非辽宁一地。究其原因是为了赚钱，幼儿园成了饭店、台球室、卡拉0尺歌厅。
文化的粗鄙与媚俗，正在误导、扭曲一代人的心灵。从而使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尽情发挥，有的'人^以此为潇洒。
北京建国门外，专门追逐洋人向洋人乞讨外币的向洋乞讨队；
广州沙河大街，1993年11月11日的街头流氓案，受害的孕妇在大街上被凌辱，200多人围观，无一施以援手；文化的质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和社会生产的一切产品的质量，只有高质量的文化如风如雨的运行，才有可能“致一国之中常有公道和真理流行着，一个民族才不致腐败下去、停滞下去”
意大利记者法拉齐于1993年10月在北京说，她发现了一个已在变化的中国，这是在经历了许多艰辛、许多折磨和许多痛苦后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的。
法拉齐还说：
如果这么大的变化仅仅是经济的，而忽略了精神、文化，那么任何变化都不会是真正的变化。她还告诫道：不要模仿我们西方人的错误和她说：“我因为热爱你们而担忧！”
一个为你担忧的朋友，是真诚的朋友。
报载：南京一所重点中学1993年学生借阅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茶花女》、《复活》、《战争与和平》的人数为零。
对广东、四川、湖南等地的73个文学社团，3000名成员的统计调查得知：半数人从未读过世界文学名著。
一个高校中文系的教授上课时问学生，谁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全班45名中文系学生，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其中的一部。
一个社会的富裕，不仅仅是钢铁、彩电、冰箱，而还应该包括林木、大气、水质以及它产生了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即便有一天，中国真的成了经济的暴发户，而同时又是文化的破落户时，那是中华民族值得庆幸的曰子吗？也许，那正是我们被开除“球籍”的一天。
一个没有名著的民族，是个绝对有缺憾的民族，为了弥补这种缺憾，这个民族会奋起，努力创造自己的名著，这个民族将要成为有文化的民族。
反之，一个曾经拥有名著而又远离名著的民族，把媚俗当作经典，将粗鄙奉为高雅时，这个民族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文化沙漠的蔓延，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非同寻常了，这对于一个闻名世界的东方文化古国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而如何估价文化沙漠灾难带给中华民族的损失，恐怕还不到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现在目睹的种种价值观混乱等现象，不过是冰山的一个小小的失顶。
1993年，全国2500多个公共图书馆，陷入全面萎缩的状态，其中341家一年没有购进一本新书；近1000家一年购书不到百书。图书馆如今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中国人不再读书了。
有权威资料说，1993年有684家书店“失踪”，不知迷失在何处，平均每天消失两家书店。对吉林省4个农村图书网点的调查显示，1993年有89家农村供销社不再经营图书，销售网点比1992年减少了27%。
中国农村的图书网点，只有一间半间小土房的乡文化站，曾经是中国农村逐步摆脱愚昧与落后的骄傲，笔者是农民的儿子，亲见过一本翻到支离破碎的《红岩》或《艳阳天》仍然在农村青年的手中传递，还有扫盲夜校，汽油灯下农民认字的景象，这一切在金钱的冲击下全线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高价婚姻，大办丧事，封建迷信复活。
大部分省的乡镇文化站处于瘫痪状态。
中国尚有91个县没有文化馆，3503个乡镇没有文化站。
3年没有演出队、剧团进村的占全国村落总数的85，许多地方的农民过的是上山一把刀，下山一肩挑，天黑就睡觉，半夜听狗叫的没有文化的生活。
中国40%的年轻人没有藏书。
有物质条件的城乡，花几千元、上万元吃喝已不属新闻，几十万元买一条哈巴狗都是“派”，十元八元一本的书买它何用？订一份报纸纯属多余一一有人如是说。
与上述现象成为一体的是图书市场的质量滑坡，好书没有人出，伪劣之作却又抢着出，假冒伪劣的文化人比比皆是，欺世盗名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呜呼！
1992年4月，在一次有北京市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国书店总经理沈望舒呼吁：
“给古旧书业以公共厕所的地位。”领导人建议他换个说法，沈先生坚持道：“我还是说公共厕所，因为它能纳入市政规划，有钱有地，甚至还有专人设计建筑模样，而古旧书业呢？”
沈先生的话确实有点刺耳，可是实际上1985年国家调整企业工资时，古旧书从业者被定为“商业企业三类二等”，其法定地位与“碾米加工”可以称兄道弟。无论如何，古旧书业却是为中华文化一脉相传不可缺少的文化事业，这在今天尊重知识的年代里，本来是不用争议的。
说归说，做归做，这从来就是中国的奥秘。
1992年4月5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古旧书业困境徘徊，现在全国尚存古旧书店36家，形势严峻。
9月14日上海《文汇报》：位于上海市福州路文化街的上海旧书店近日将改建为电脑公司。
早在1986年，天津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出马将天津古旧书店请出了天津繁华的“劝业场”，理由是效益不好，“破书”近乎垃圾，有碍观瞻。
再早两年。
1984年西单商场改建，中国书店属暂迁单位，原有的1000平方米门面全部迁出。当时书店被许诺第一批回迁，且面积可增加5%5年后，商场改建完成，中国书店却不得回迁了。
后来又有许诺，1995年华南大厦建成后，中国书店可以进驻，租金为每天每平方米7美元。沈望舒对北京市的一个大员说：“咱卖破书的，上哪儿找美元去呀？”
中国人总是盼着许诺，我们还要受骗多久？再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怎么会用美元可以兑换许诺呢？
北京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在相当程度上曾经是这个古都风貌的代表特征之一。
鲁迅先生在北京居住时，就有480多次到琉璃厂旧书街访书购书的记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旧书业曾经辉煌一度，仅北京一地就有400多家店摊，读书人每每来访、钩沉，从制版、印刷到纸张、插页乃至字号的变迁，都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演变。
时至今日，一块“厚古薄今”的匾额至今仍挂在中国书店的门楣上，古旧书业何以连厕所的地位都得不到，便可想而知了。
这也实在是现代的困惑：科技要不断更新，越新越好；而学问是可以做旧的，虽不敢说越旧越好，却必须要有旧味儿。盖因为方块字是一个一个演变出来的，一个一个历史时期的延续才有今天的中华文化，华夏子孙不知华夏文化的源头，怎能得其真谛、成为传人？旧书店新书店的命运，都是文化的命运。
当西部风沙线侵吞又一个绿洲，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文化沙漠也正在蔓延之中。
让我们看看大洋彼岸的纽约。
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欧洲人嘲弄美国人时常说的“一无历史二无文化”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不尽然。美国仍然可以以它拥有的巨大的博物馆、各种各样的图书馆自豪，诚如美国人所言：“我们正在努力保护、收藏人类的文化。”
可惜当我们说起美国时，第一反映便是那里富得流油，美国人有钱，仅此而已。
笔者在纽约逗留时为纽约地铁之腥臭、混乱惊讶，用“可怕”两字来形容实在不为过分，也看见过大麻客、流浪汉晃荡在摩天大楼夹峙下的街道边角……然而，朋友告诉我纽约也是读书人的天堂，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图书报刊中，有大约107。是在纽约出版的，世界著名的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哈波-罗出版公司、兰登图书出版公司等也都在纽约。
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图书王国，而纽约则是这个王国中琳琅满目的一个图书库。
仅纽约一地就有1000多家********，全美国约有2万多家书店，其中旧书店600多家。
纽约有图书馆100多个。
位于纽约曼哈顿第5街、横向从第80街延伸到第84街、毗邻中央公园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
大都会博物馆以拥有30万件以上的收藏品而自豪，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可谓包罗万象、纵贯古今，远自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中国、印度，近至各种门类流派的现代艺术。
有人在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街头观察了100个匆匆过往的行人，其中40多个人手中拿着书报杂志。纽约每天清晨起得最早、上班最早的是送报工人。
我们向美国学什么？
确切地说，美国几乎没有历史，可是美国很有文化。
美国人在读书是肯定无疑的。
你再读读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就会感受到这块同样经历了各种灾难的土地上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松懈过对某种精神或理想的渴求与奋斗，如同今天生活在缅因州丛林中的印第安人仍然坚持他们的土地是最神圣的土地一样。
梦想之于人类，是多么的可贵啊！
面对纷繁的现代生活，我们应该时时想起赫胥黎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天，当人们不再有爱恨之心，或对折磨不生同情，伟大的事迹不再令人震憾，或以为田间的野花不比所罗门王的事迹更美，对大自然的山水已失去敬畏，那么科学便是真正的征服了世界，并非由于它毁灭了艺术，而是因为人类的一半天性已死了，人类已失去了这份他们自古代至现在拥有的品性。
21世纪是什么样的？
谁来守望中国？
1994年6月
于北京一苇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