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辈份，应该是张光年、从维熙、邓刚；论体魄，正好倒过来。他们三八随身携带的包的大小，正好和他们的个子成正比。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生活方能按其内在规律前进。
我们正在等着登上飞往东京的飞机。我们每个人都将在各自神经系统的控制和内分泌的协调中，完成惟有他这一个方能完成的访日的旅程，同时也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团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5年4月4日出发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自然是当今这个开放型、多元化、组合式时代里的一个组合式团体。
维熙树
广岛车站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从维熙的旅行包下带四个快活的、多嘴的小轮子。维熙拖着旅行包一起步，那四个小轮子便叽叽嘎嘎地闹个不停。这使我们代表团的从副团长大伤脑筋。因为广岛车站上尽管不少人来来往往，可没有第二个人的旅行包会这么闹腾。“你看！”维熙又指着一位拖旅行包的日本公民：“他的轮子也不响，为什么他们的轮子都不响？”
或许，这话应该倒过来说，为什么我的轮子会响？这种众人不响我独响的情景，会使人产生异样感、孤独感、格格不入感乃至哭笑不得感。我伴随着轮子的音响效果大笑了起来。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副团长以他一贯的执著精神非常敏感地注意日本旅行包的轮子。那些轮子竟然都不吭一声，光是累他那四个小轮子——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中国作家从维熙到日本啦！
轮子欺负他，数字更是欺负他。日期、日元、房间号码等等，任何事物一旦沾上数字，他就糊涂了。日本朋友的名字里也常有数字，那他就非把这个名字念错了、念倒了不行。这大概是一种数字并发症。偏偏他那名字的日本读音正好和汉语“九一七”这三个数字的读音相仿。愈是怕数字，数字还愈是缠他。我们不无同情地称他“九一七先生”。他倒也随遇而安：还好，只要别是“九一三”、“九一八”就行了。
也许，一个大的聪明，必定伴随着一个大的欠缺。维熙的形象记忆能力很强而数字记忆能力很差；感性的事物历历在目而枯燥的名字过目就忘。我们排着队登上去日本的飞机时，他看着前面一个小青年的后影对我说：“他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奥运会得奖的那个……那个……”当然，一到名字那儿，他就卡住了。我从背影可认不出那青年是谁，只好很不礼貌地绕到前面专程去看他一眼，啊，是楼云。“对，楼云！”维熙点着头。说真的，当时楼云穿着黑布鞋和普通的衣衫，从背影就能一眼认出他是体坛佼佼者的，只有那种牺牲了数字记忆甚至名字记忆而换得超高度的形象记忆的人。譬如从维熙。
我们从东京返回北京的飞机中途停在上海。从上海再度起飞时，大约是晚上八点了。我们都已困乏不堪，此时的智商大约都下降到最低点了。从上海又上来一些乘客。“她是谁？她叫什么？”维熙是指刚上来的一位穿着朴素、梳着老干部似的发式的女性。他说他头两年看的一个话剧里她演了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她叫……”
戏名和演员的名字又给他设了两道关卡。话剧演员比起电影演员是和观众保持距离感的，脸上又化妆得使陌生人不易认出庐山真面目。他却偏能一眼就认出她来，而且是在智商大减的情况下。也许旁人会以为他在胡说。但我知道他说的很对。因为这位女演员我是认识的。
这种形象记忆的特异功能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自是得天独厚。不过从维熙在日本，更需要的是对名字的记忆。有一次团长张光年过累了，留在旅馆休息。我们几个前往奈良的药师寺去看安田夫人。团长不能前往，维熙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副团长的责任感了。“她叫安田什么？安田顺惠，安田顺惠……”他在小轿车里心无旁顾地进行对这个名字的反复记忆和强化记忆。有这么一位副团长在场，我们自然圆满而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问。
晚上安田夫人请我们在一家日式餐馆吃饭。我们四人中，翻译陈喜儒像个中、日两栖人似的，中国饭、日本饭他一样吃。维熙、邓刚和我都吃不惯日本饭。事实上我几乎只吃了一道炸虾。另外，用我的一碗米饭、一碟咸菜和邓刚进行了一次不等价的交换——换得了他那份虾。当然，这笔交易也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刚不吃虾。邓刚和我够得上最佳男、女配角，既能为主角从维熙帮腔，也能吃饱饭。“维熙，你为什么不吃虾？”在回来的车上我问。因为在日本饭中他爱吃的也几乎就是炸虾。“哦？有炸虾？”他有点愣愣的，大概还没有从他这个主角的规定情境中跳出来：“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虾！我光看着安田夫人了。”
时时意识到团长不在他就应唱好主角，这种强化的使命感把他的味觉、嗅觉以及对食物的视觉全都喝退了。
维熙的特有的生活适应能力，使他既可以一下喝退味觉，也可以骤然间酒量剧增。我们这个代表团，独缺“酒鬼”。团长有病，绝对禁止喝白酒的，邓刚堂堂男子汉是只能和我一样喝可口可乐的，陈喜儒虽能喝一点酒，但为人谦逊，只肯当无名英雄。从维熙那点酒量，在我们北京作协是不入流的。不过他的酒量可以和他的使命感成正比地上升。每逢宴会，不碰杯则不足以显示友谊之醇厚和感情之炽烈。从维熙自动承包了各个宴会的碰杯任务。这种超负荷的饮酒，不啻是一种牺牲，他每每高举起酒杯，说着和酒一样浓烈的话，喝下和他的话一样浓烈的酒。但他是个认真的、正经的人，实在不是这种“酒场老手”。所以他那被使命感照耀的认真的表情，和他一次次干杯的豪放动作似欠协调，甚至，很对不起，我想笑。
副团长的执著和认真，我在4日到日本时就有感受了。那天离京的时候，邓刚见我们几个都穿着长大衣，以为是不是他穿得太少了。一到东京，成田机场上的人尽是春、夏装，各种浅色的短裤、短裙。我们五个一身黑的、笔挺笔挺的人就像五只北极企鹅闯入了五彩缤纷的春夏装展销会。看到日本人的凉快劲儿，我才想到我穿着毛衣、大衣的，应该出些汗了——此时不出更待何时？而且一下觉得热得忍无可忍了。我相信，如果日本人和我们一样穿着黑色的、厚厚的衣服，大家若都是这样，那么习惯便成自然，我就会觉得不就是捂一点吗？人的身上有多少习惯势力！中国人的穿衣这两年变化之大，真叫人刮目相看，但总的来讲还是保守型的。别人都捂，我也就捂。明明可以穿短袖了，还要严严实实地裹在大衣里！缺乏突破精神（顶多不就是让人看两眼吗）。缺乏冒险精神（顶多不就是感冒吗），无怪乎改革那么难了。
发议论容易，身体力行是需要勇气的。我跑进厕所脱了大衣，穿着粉红色的毛衣出来了。穿一件粉红毛衣，这于我是比写一篇报告文学更艰难的。我敢于这么走出来就是一种胜利——不管内心里多么发毛。我刚走出几步就碰到从维熙。“别着凉了！穿上大衣！”他急急地说。他的真诚使我相信他胜过了相信自己的感觉，飞快地穿上大衣。脱大衣光穿粉红毛衣是需要勇气的，而重新穿上大衣则不需要勇气，只需要本能——这是一种因循守旧、害怕突出的本能。而且当时我好像有一种做了错事的感觉——一个作家怎么可以穿一件粉红毛衣呢？
从维熙关心的是我不穿黑大衣会着凉，至于粉红毛衣他是枧而不见的。这样，这件毛衣虽然随我一同去了日本，等于未能出头露面，从此我再也没有穿过。我懒得去进行这种变革穿衣观念的痛苦的斗争了。
我的没有出生权的红毛衣哟！
我们的认真的副团长哟！
“祖芬，你说话时不要用手指，你有这毛病。”
“你们不要大声说笑，让人听见了不好。”
“你不要说日本饭不好吃，让日本朋友听见了会难受的。”
“是！九一七先生！”
像从维熙这样的人出国是最叫人放心的。我们到东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他上邓刚的屋里。突然他说：“祖芬，你来看看我屋里的香水！”因为他那副周长级别的屋比起我和邓刚的屋，各种用品更齐全一些。果然，他屋里摆着两排香水。这么多瓶啊！可是我细一看，这哪是香水，这全是小瓶的酒，住在这房间里的人可以随意饮用的各式名酒！维熙显然不敢冒犯香水们，所以便和她们授受不亲地保持距离感，乃至根本没有看清她们。
香水尽管变成了名酒，他也依然不敢造次。从维熙这位当代的“大墙作家”，当年在大墙里面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对灾难有了极强的承受能力，对生活却依然缺乏享受能力。4月7日我们去箱根的大涌谷。这里有当年火山爆发的残迹，山下硫磺的毒气缭绕。“你们怕吗？”陈喜儒问我们。“我还怕什么？”维熙说，“我在劳改队都过来了。”陈喜儒说这座山上的树木在火山爆发后都死了。只有生命力极强、适应力极强的树还活着。他指着那些存活的树说：“这是维熙树！”
好啊，维熙树！
势力范围和视力范围
我们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吃完自助餐回到了四楼。可是，饭店很大，过道交叉。该往过道的哪边走呢？当我们——包括来日本已经五次的翻译陈喜儒正在寻找正确路线的时候，其见光年同志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这种时候，不管哪个人往哪儿走，其他几十都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走的。我们的脚本能地跟着光年走，我们的脑子里是带着问号的。嗬，真走对了！那不是我们住的456、457、458、459、460房间吗？
人一多，容易产生依赖性。所以我们住了几天还辨不清方向，往往团长张光年一人冲在前面，我们不消耗一个脑细胞就能纳入正确路线，走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加上光年同志走路像冲一样，我们几个便自甘落后了。“人家都不喜欢和我一起散步。”他倒为我们这几个自甘落后者解围。
我从来是一个人外出采访的。单干嘛，事事要经心，责任感不能不强。这次团里共有五个大脑，我的大脑就开始蜕化了。“我完全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了。”我说。
“也不必记得。”光年同志持宽容态度。
“明天上车要带行李吗？”我说。
“带耳朵，带眼睛，带腿。”团长的答复简明而抓住要点。
“我不穿皮鞋行吗？”
“可以。你这双布鞋是陈祖芬风格。”
“我不爱吃日本饭。”
“可以用眼睛吃。饱饱眼福。”
光年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他思想的敏锐、豁达、准确，使他在所到之处都能应付裕如地即席讲话、赋诗。我们这个代表团，最累的是翻译和团长。团长每到一处都是主讲。一天到几处就要讲几次。有时他在晚上讲话时终于体力不足了，底气不足了，但是脑供量依然充足，所以尽管音量渐弱，但脑不减。且每到激动处他的音量又渐强了：日本国土不大，民族伟大。一切勇于学习、勤于交流的民族，都是伟大的！
以团长的谨严。自然能敏感我们的失误。在神户时，我随光年同志以及日本著名作家陈舜臣去人工岛。他俩已经坐在小轿车的后座上了。我拉开前门正要往司机旁的座位坐下，匆忙间头撞在司机前方的镜子上。我碍于陈舜臣先生在场，也不敢吱声，生怕有伤国体。事后我和团长说起这事，我说我只能装着没事儿，有外宾在啊。他说：“怎么是外宾？在这里我们是外国人！”
我是第一次出国，每每站在中国的观念上讲话。团长一方面对我的失误多多包涵：“童言无忌。”同时又逼着我们——主要是我和邓刚——锻炼在各种场合说话的能力：“下次宴会时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讲话。”
团长对他的“团丁”的关怀是全方位的。他指著我对从维熙说：“她太劳心！”他一到什么场合都要说这次我要把我们的两个年轻作家介绍给日本朋友。
团长随时不忘行使他的职权。“女作家，喝点汤！”一次宴会上，他隔着桌子对我下令。他知道我不识货，很可能不喝这碗燕窝汤。可他又不便当着日本朋友的面对我作具体指示。
“主要是他们两人别走丢了！”在东京的歌舞伎町，团长在前边走，一边直担心后边两个“孩子”——我和邓刚别走丢了。
“光年同志，”我吞吞吐吐地、怯怯地对他说，“中国大概出不了法拉奇。”
团长的性情往往决定代表团的气氛。我团在每单位时间的笑声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诗人光未然赠我诗一首：
占得奔波命不差，为描春意走天涯。
只听喜鹊喳喳笑，笑出一树报春花。
光年同志在日本精神上是自由的，对物质却是谨小慎微的。新大谷饭店的电视分有料的（要钱的）和无料的（不要钱的）两种。有料的专放黄色录像带。一光年同志管他有料无料的一概不开。有一天下午他身体欠佳，一人留在旅馆，明明觉得发闷还是不敢开电视。干脆，埋头写诗！我们回来后都说他，怎么不看电视？“我没有白天看电视的观念。”他自嘲地说。
他那周长级的房间，冰箱里有各种好吃的，供他随便饮用。我们走了七个城市，住了七个旅馆，他却连一个冰箱的门都没有打开过。连看都不看。他“势力范围”内的物质世界竟然进不了他的视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