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管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太满意，但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欧洲文明最璀璨的结果——强盛的美国，它的的确确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鲜血液，使得整个世界为之焕然一新，正如罗马帝国尽管野蛮，但也的确是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辉煌的文明。而如果你要探讨美国的未来，那么就必须关注美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在未来是继续充当世界文文明的领袖还是新生世界文明的敌对者。有趣的是，在文明模型的比较方面，我们发现，美国今天的地位正如他在中东的对手在数百年前的历史地位，那就是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地处亚洲中部，同时与欧亚大陆的两边进行交流和贸易——而今天的美国也是位于一个世界中心位置，处于北美的美国正如阿拉伯帝国一样可以同时与欧洲和亚洲交流。阿拉伯帝国对欧洲社会的经济影响甚大。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地中海是联系欧亚和非洲古代文明的中心，而由于阿拉伯人对地中海西部的控制，使得欧洲不得不依赖自我发展，因此，西欧地区就形成了自然经济，庄园制、领地制、封建制因而得到加强和发展。以至亨利·皮朗说：“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帝国就不会存在”。正如如同美国在二战后对世界输出自由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两党制民主政治一样，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与阿拉伯帝国对欧洲的影响如出一辙。
亨利·皮朗同时也认为，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帝国控制着东西方贸易，使得欧洲诸国不得不与阿拉伯帝国进行国家间贸易，而这种贸易又是欧洲所必需的，欧洲社会因而逐渐形成重商文化，欧洲的自由贸易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这也为资本主义在日后形成了土壤。亨利·皮朗的观点也得到了数十年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支持，前者的《菲力普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和后者的《现代世界体系》都对此表示赞同。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并不否认这一结论，甚至有时还会因为阿拉伯入侵欧洲失败而感到遗憾不已，2001年，美国网上杂志《失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击败摩尔人的一次战役，而作者对这场战役的评价是，尽管欧洲人成功击退了摩尔人，但欧洲由此倒退了200年。
阿拉伯帝国时代奉行的一体多国实际上也在今天重现，如基督教一体下的欧美诸国、伊斯兰教下的阿拉伯联盟诸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等，儒家学说下的东亚中日韩等国。而美国今天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正是阿拉伯帝国当时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而且，还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地方，即阿拉伯帝国时期帝国以“伊斯兰圣战”的名义向外扩张，而美国则是在自由民主的借口下向外拓展，同时，基督教传教士500年来一直随着欧洲舰队四处说教也无可否认。“伊斯兰圣战”导致阿拉伯帝国的迅猛扩张以及自始至终的战争，这一点上与美国也没什么不同，即阿拉伯帝国也是一个战争早就的大帝国，而美国也是一个在战争中崛起的大国，这一点在稍后的章节中会详加论述，而这些，从文明、经济到战争，这些都表明美国与阿拉伯帝国没有本质的区别，至少在国家行为上是一致的——而重要的不在这儿，而是这表明了这两大帝国也会有一个相似的结果，即差不多的衰退过程。
今天，美国文明尽管为世界带来了诸多光明和辉煌，但它的失败也同样显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表明，美国所主导的现代文明无法与其他文明无法融合，甚至连和平共处都是一件难事。
埃及前驻美大使纳比勒·法赫米曾描述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在“9·11”事件后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和阿拉伯国家间应该制定正确的路线，以便消除双方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两者都应该反省，而不是互相指责，这才是今天就应该作的。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他同样也对阿拉伯国家提出了要求，他甚至归纳出了几点：一，阿拉伯国家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因为“应该意识到，对美国的罪恶攻击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声誉损害已超过当代历史中的任何事件”；二，阿拉伯国家应该采取主动，“对自己的信仰进行建设性的解释和定义，并且不断审视、阐明和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议程”；三，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占人口比例较大，而对年轻人的教育却有所欠缺，应该让他们“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活动”；四，为了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阿拉伯国家必须贯彻完善的国内政策”。法赫米的观点和希望显然应该说期望居多，但却是一个蜡烛——一个指示出阿拉伯未来之路的指示牌。他同时也对美国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说希望美国能够认真思考“9·11”事件的真正原因和教训，他说：“如果说有一个主要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来源于地区动荡问题的影响。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包打天下，需要与其伙伴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便着手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这种问题从来没有这样迫切过。”
其实，法赫米的观点和希望不在于做一个东西方之间的老好人，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完全处于理想和好心，相反，这种希望和观点实际上正是未来国际政治的基础思想，如同18-20世纪格老秀斯等人提出的国际法原则一样，未来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正是由现在这些人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同样，法赫米并不是在表演一个人的脱口秀，他得到了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赞同，如曾被尊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曾在1999年接受《纽约书评》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说，现在美国应该收缩其全球战略，而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这位冷战大师在1947年曾用“X”的笔名发表了冷战宣言一般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今天，他仍然用一种预言和警告式的口气说道：“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一个政治中心，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在未来都无法统治这个星球。”凯南尽管在努力化解美国的新罗马帝国主义，但他也许没想到，他自己却与另一种更加著名的新冷战思想对立起来，那就是塞廖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早在1993年，亨廷顿也是在凯南当年发表冷战文章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这种思想将美国所持有的新教-盎格鲁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截然对立起来，这种理论甚至比凯南当年的冷战宣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把美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所有文明都放置于敌对状态中，显然是在向全世界宣战。
而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既成为他理论的证据也成为他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把宗教因素说成是现代社会罪恶的根源，似乎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矛盾主要因素就是宗教——也许他忘了，在现代世界，世界上最残酷的两场大战主要是在欧洲基督教国家之间展开的，其根本原因与宗教无关。实际上，亨廷顿的理论只是为新罗马帝国的扩张寻找一种理论支持，或者直接了当地说为媒体宣传寻找一个策应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
阿拉伯联盟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萨基特在2001年11月19日的一次演讲中说：“阿拉伯世界不接受把国际恐怖主义和阿拉伯人及阿拉伯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把恐怖主义与合法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混为一谈，不能以双重标准看待恐怖主义——如果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不是恐怖主义，难道巴勒斯坦人民反对被占领的斗争就是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正确立场应当是：研究并铲除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贫穷、压迫和占领。”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关键就是这最后一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如果你对这句话仔细品味一番、思考一番，你就会发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真知灼见：他说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特征，那就是在全球化最炙热的今天，全世界却正处在一个没有统一价值观和普世共识的思想模式，甚至如果引伸一些的话，你会发现，原本一些地域性的完整思想体系也早已支离破碎，如东方的儒家思想、大中东的伊斯兰思想、印度的印度教体系、还有欧洲的东正教和天主教体系，甚至连当今处于领导地位的盎格鲁-新教实际上也正在日益发生变化。也就诉说，没有一种思想体系或者价值观，或者国家理论能够风行全球，每一种原本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今都在受到其他思想体系和新现实主义的侵蚀，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变得不伦不类，当然，说得好听点，这叫做文明-文化的交融，而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文明冲突的时期，或者说得直接一些，这叫做新全球文明的混乱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