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四大基本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者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得到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既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向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我所言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的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作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象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到12-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但由此也说明，美国尽管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也无法修正一条经济规律，即财富永远是流动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冷战的需要导致军费大幅上升，同时经济却受到日本、欧洲的挑战而市场低迷，美国为此不得不依靠减税来刺激国内市场，但这反过来也导致了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
不但如此，就在美国在双赤字时代徘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全球市场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当美国这台经济发动机趋缓的时候，世界就不得不依靠其他经济动力，那就是新兴的亚洲市场以及欧洲和日本市场。
在这一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亚洲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异常繁荣时期。日本、韩国以及印尼、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在80年代呈现出持久而强劲的经济增长，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其中很多经济体都在快速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亚洲强劲的国内需求和消费者信心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标志。这两张图表恰好反映了80年代美国和亚合奏在全球整体经济中各自的增长和国内需求——尽管两者表面来看都在增长，但增长的实质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亚洲是真正的强劲势头，而美国则实际上是一种外强中干的增长，其实质是形成了一个财富大流动：在经济发展中，美国的财富在流向亚洲。
也许你可能还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美国长期的高比例军事开支和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美国需要大笔的财政支持，而在企业效益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掌握基础货币的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大量印刷美元来增加财政支持。但美元的大量供应必然导致全球美元泛滥，由此美元开始走向疲软，而短期的美元疲软会刺激美国出口，但长期的美元下滑则证明美国经济的衰落，而正是美元的大幅、长期贬值使得全球财富实现了重新分配，因为全球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平衡，在美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有依靠亚洲来取代美国。因而，美元的长期疲软时则成为一个经济杠杆：将本来流向美国的财富倾斜过来，流向了亚洲。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军费的大幅上升以及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干预，而这又导致了一连串的经济后果：由于国内经济疲软抑制了通胀风险，美联储大幅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再加上美元的大幅贬值，最终使得全球经济重新达到平衡。
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繁荣和同期的美国疲软导致亚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这让美国感到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实质上不亚于当时的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在当时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苏联不会轻易发动战争，美国也无意开火，但在经济领域则不同，没有任何硝烟，但财富却正在实实在在地流失，因此，在1986年，美国对亚洲经济的领头羊日本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战争，那就是在1986年逼迫日本签署了一个新的投降书，即《广场协议》。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修改汇率——让美元不正常地贬值，也就是说，这次的贬值与美国印刷美元不同，是一种认为的让日元升值的方式来让美元贬值。我们知道，汇率是一种跷跷板游戏，任何一方改变都会引起汇率变化，但结果却是不同：当美元不正常地增加印刷量的时候，财富向亚洲流动；而当日本人为飞涨的时候，财富则重新流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杠杆原理，财富则是流动的水。在1987年前，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保持正常的平衡，而在1987年后则出现了异常曲线，图中分别表示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标准普尔和日经曲线出现大幅分离，这最终导致了日本80年代末的那场经济泡沫，致使日本经济停滞长达10年。
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的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黯然失色，日本和美国的命运由此被美国依靠强大的野蛮力量扭转，这场金融战争最终演化成了1997-1999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美国则借机修改经济政策，同时也适逢信息技术革命，这使得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但好景不长，信息技术革命远不像工业革命那么持久，它的衰退正如它的兴盛一样出人意料，仅仅繁荣了几年，在2000-2001年就产生了信息技术革命泡破的破灭，全球经济由此再次遭受打击。然而幸运的是，此时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后已经成为经济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好进入另一个繁荣周期，同时印度也进入繁荣周期，中国和印度的同时繁荣使得亚洲再次迎来一个新经济时代。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比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之前要强劲得多。以当时的美元汇率计算，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在过去6——7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规模达到了7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值一直保持在10%左右，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增速也接近两位数！更重要的是，亚洲两大经济增长引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前景在中期内继续保持稳固。这意味着什么？美国的财富将再次流向亚洲。
在中国谋求建立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在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中国太庞大了，它完全可以吞噬整个亚洲。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不得不加入到中国体系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征服世界。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当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的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