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人数膨胀、国际难民机制本身的缺陷、资金短缺、西方大国的吝啬态度等因素，使难民署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在过去的40多年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一直孜孜不倦地帮助难民前往那些他们能获得保护和帮助的避难国。办事处的官员们和接纳国政府一遍又一遍地协商，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善意地相信，一旦冲突停止，难民就会重回故里，往日的秩序又会重新恢复。办事处通常只有在当事国允许的情况下，才会携手帮助该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们。但是冷战结束了，时代也随之发生变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了帮助难民的新标准：集中精力满足难民、遣返者、国内冲突受害者的应时之需。在内战频仍的国家，办事处不仅要和当地政府协商，还要和反对派、游击队打交道。在工作形式上，办事处也不再单枪匹马，在动荡不安、缺乏秩序的国家，它往往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并肩行动。它们的职责包括：保护平民免遭报复和强制性安置；将平民从冲突地区撤出；帮助被围困地区的居民，如波黑内战中的萨拉热窝居民，他们无法也不愿弃家出逃。但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90年代的现实中却面临着许许多棘手的问题。
难民人数高达3000万，应接不暇
难民人数不断膨胀，97年全球难民总数已达3，000万。这样一群庞大的待救人群，使得办事处常常“顾得了这头，顾不上那头。”
美国难民委员会1995年的《世界报告概况》中列出了1995年年底人数最多的几类难民：
巴勒斯坦国外难民320万，至少还有85万人“处于类似难民的境地”。
阿富汗国外难民330万，在国内还有50万人流离失所，10万人处于类似难民的境地。
卢旺达国外难民150万，在国内还有50万人流离失所。
波黑国外难民90.5万，在国内还有130万人流离失所。
利比里亚国外难民72.5万，在国内还有100万人流离失所。
伊拉克国外难民62.29万，在国内还有100万人流离失所，3万人处于类似难民的境地。
苏丹国外难民44.81万，在国内还有400万人流离失所。
阿塞拜疆国外难民39万，在国内还有67万人流离失所。
塞拉利昂国外难民36.3万，在W内有100万人流离失所。
列出的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有：
伊朝收容207.5万阿富汗等地的难民。
扎伊尔收容133.2万卢旺达、安哥拉、布隆迪和苏丹等地的难民。
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收容了130.1万巴勒斯坦人。
约旦收容129.5万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家的难民。
巴基斯坦收容了86.8万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和伊朗的难民。
坦桑尼亚收容了70.3万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莫桑比克等地的难民。
几内亚收容了64万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难民。
俄岁斯收容了50万塔吉克斯坦、格普吉亚、阿塞拜疆等地的难民。
苏丹收容了45万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乍得等地的难民。
南联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收容了45万克罗地亚和波黑的难民。
列出的1995年自愿回国人数最多的几类难民是：24.4657万阿富汗人从伊朗和巴基斯坦回国；20.4万卢旺达人从乌于达、扎伊尔等地回国；10.6万莫桑比克人从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地回国；4万索马里人从肯尼亚回国；万厄立特里亚人从苏丹回国。
缺人又缺钱，左右为难
在实际工作中，办事处（UNHCR）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关键是要消除产生难民问题的根源。但是理想中的防御性战略，并不能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就实现。在难民发端国和避难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员不得不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他们必须要生出“三头六臂”，和各方各派打交道。办事处的装备不足，无法满足那些在国内无法安置的居民和被遣返难民的全部要求。如：无法接近那些政府军和反叛军的争议地区，工作人员也缺乏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的经验等。在波斯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办事处（LTANCR）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红十字协会也没什么两样。
限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根源还在于国际难民机制本身。这一机制是非政治的、是严格的完全的人道主义性质的，要获得接受难民国的同意和千方百计从别国筹得捐款。尽管有国际人权公约的存在，但由于办事处的结构，它不直接以政治方式介入政府或其反对派的争端中去。而且办事处的官员常常对人权及涉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法律不熟。那些国家的政府或反对派对他们的行动有何反映，他们心里也没个底。
目前救援行动中的又一大缺陷是：原本救万民于水火的救援物资却被内战中的交战方作为又一可利用的有力武器。如：食品救济常被当作一项政治性武器，由于军事或政治上的需要，反对派常封锁关卡、路口，使国际社会的救援物资无法送达到难民手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资金困难。90年代的一些突发性事件使办事处的开销一下子直线上升。1991年由于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非洲之角的难民问题，自发捐款达到8.625亿美元，比1990年上升60%。1992年的情况更糟，前南地区、孟加拉、南非等地，再加上前一阶段尚未完成的伊拉克、柬埔寨难民的新遣返计划，花销一下子蹦到了10亿美元。1993年更是达到13亿。
除了高额开销之外，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一些地区象陷入了泥潭，进得去，却拔不出了。如在前南斯拉夫，办事处曾投入将近其工作人员的1/4和1/3的全球救援物资。办事处目前的危险是：不仅在于过度地卷入了无休止的国内纷争，而且在于逐渐耗光了捐资国的政治兴趣。办事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愿捐献。“嗟来之钱”并不可靠，也不总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还常常“姗姗来迟”，或由于政治原因要求专款专用。过去，捐资国的捐款还蒙上一层东西对抗的政治色彩，但今天的状况却大相径庭。很多非州国家的部族冲突对西方大国而言没有任何外交和安全价值。有这些钱还不如投到本国的建设中去。那些冲突的枪声仿佛没有停息的一天，西方大国也慢慢丧失了耐心，得了“捐资疲劳症”。
在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进退两难。在国家主权学说之下，个人并非国际社会的构成分子，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的主体。一切保护难民的国际条约，都不能直接应用到难民身上。难民是无国籍的人，倘若他的权利被侵犯，他没有任何国家作后盾，很难希望得到公平的补偿。难民也许可以把他所受的委屈，当作一个人权问题向国际社会申诉，但得到满意解决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
现存的政治、外交、法律机制在处理冷战后复杂的人口流动面前力不从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际组织保护一国内部的流离失所的人。而且，一旦涉及政治问题，尤其是国家主权和内部事务神圣不可侵犯，就象高高竖起的挡箭牌。人道主义行动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可能不仅因使用武力，而且因实际政治和军事制裁而受到影响。虽然这些武力和制栽可以成为抑制侵略和避免难民潮发生的手段，但人道行动中应该避免使用武力和实行制裁。这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安置流离失所人群的一大挑战。此外，目前的人权法和有关人道主义方面的法律没有给予流离失所者明确的法律保护。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的附加议案Ⅱ也把内部暴力事件撇在了外面。因此，当一国的安全尚不得而知，人权保护的条款的落实也就打了水漂。
美欧富国吝啬起来
美国和西欧国家不仅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主要捐资国，而且也是为难民提供庇护或“暂时避难”的国家。美国是第一捐资大国，日本第二。办事处每年都有正常性项目的开支预算。至于象前南地区的难民问题，这些原先未曾料到的大规模突发事件，则被列入特别项目。一般项目的资金、物品是由专员办事处来统筹安排的，而特别项目却常常反映捐资国的利益。如欧洲国家对波黑难民救援慷慨解囊，日本在柬埔寨难民上投以重金，这都反映出一种地区性利益。象美国绝不乐意去资助伊朗。这样看来，办事处的救助重点难免要受到一些大国外交政策的左右。
在欧美，许多国家变得不友善起来，反对收容更多的难民，因为它们的负担已经过重，甚至没有能力适当照顾自己的公民。难民遭到了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排斥，没有技能的贫苦难民到处遭受冷遇。以下是法国的《星期四事件》周刊报道的一篇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移民政策（涉及到难民问题）：
德国，因东西德统一而不再宽厚。如果没有大批的、主要来自前南斯拉夫和十耳其的移民劳工，就不会有德国的经济奇迹。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从不希望让移民融入德国的社会。
血缘法始终先于地域法的德国法律从不承认移民最终移居德国的可能性，如果父母亲有一人是德国人，孩子出生后就是德国人；否则，就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很难成为德国人。加入德国国籍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过程。实际上，在德国生活的200万土耳其人（其中有60万库尔德人）一直不被德国社会所接纳。
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的一项自由法为提供政治避难权大开方便之门。然而，这项在冷战时代充分发挥作用的法律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却行不通了，因为直到1993年，每年有近50万人来到德国政治避难。
1992至1993年间德国的排外事件是因当地老百姓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而爆发的。因此，联邦议院着手修改避难法，并在1993年5月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文本，新法令规定，将假冒的避难申请者或遣返原籍国，或遣返他来德国之前过境的那个国家。自从通过这项法令以来，申请避难的人数不断下降。到了今年6月，申请避难者仅为8234人。他们当中只有7.4%的人获得进难权。
奥地利不再是昔日的避难地。奥地利精神病科医生亚历山大·弗里德克说，“随着铁幕的降落和经济的不景气，奥地利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确实害怕外国人”，外国人占奥地利800万人口的9%。10年来失去了号召力的各执政党面对海德尔（奥地利自由党主席，主张完全停止移民和驱逐失业、犯罪和非法的移民）的要求的影响，都把政策指向了外国人。它们在1992年和1993年通过的有关移民和避难的法律是欧洲最严厉的法律。
一项新的法案正在研究之中。这项法案有关避难方面的内容遭到了人道主义组织的抨击，它规定减少移民的限额，同时促进家庭团聚和驳回被认为没有根据的避难申请。这个法案有利于把获得居留证和工作许可证统一起来，居留证和工作许可证目前确实令人头痛。
奥地利幅员太小，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移民国家，但它曾经始终是避难地。在1956年至1981年期间发生匈牙利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波兰危机时，它接纳了21.5万难民，至少给他们以临时避难权。在铁幕降落之后，由于在1992年和1993年实行了新法律，申请避难的人数骤然减少。然而，8万名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是享受到了“临时避难”的权利。
加拿大：移民的天堂。加拿大在1993年成立了公民身份和移民部，制定了一项旨在“使家庭团聚、为难民提供安全住地、在经济增长的前景下鼓励移民和加强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概念、价值观和给予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政府计划。
在最近10年中，近200万外国人得到了想要的永久居住权。在每6个加拿大人中，就有1个是外国人。按人口比例来算，加拿大比世界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多地接纳了移民和难民。当然，它鼓励接纳想对它进行经济投资的商人。
人们难以估算加拿大非法移民的人数。大约10年前，议会的一份报告提出的数字是20万。每年都有数千人申请难民身份。在对申请人的文件进行审查时，申请人及其家属能得到临时签证，这可使他们找到工作，有权享受补助和能让孩子上学加拿大每年都确定能够入境的移民人数和种类。这些没有说出名目的限额根据就业市场的情况而变化。这样，加拿大在1997年和1996年一样接纳19.5万至22万的移民，其中魁北纳2.7万。
有永久居留身份或得到加拿大公民身份的移民可以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担保”，条件是他能够在1到10年不等的时期内确保家人住房和供给家人所需。
任何没有犯罪记录的移民在有了长期居留身份和在加拿大居住3年以上，在通过语言和国家知识的考试之后，可望取得加拿大国籍。
美国大熔炉不再是当今的话题。美国像开始本世纪那样正在结束本世纪，即在巨大的移民浪潮下开始和结束本世纪。按照目前的速度，美国在最近这10年结束时将接受800多万合法移民（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就是1100万）。
然而，一切迹象表明，美国的大门正在悄悄地关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即使不完全关上移民的大门，至少也要暂缓移民。在美国199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和他的对手多尔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应该放慢合法移居的速度和加倍努力抵制非法移民。
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说，“我们制定了反对非法移民的政策，我们将大量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1996年驱逐了7万多人，而1993年才驱逐了近4万人。1997年4月1日，更严厉的移民法将生效。非法移民者在新法开始实施后，仍非法留在美国超过一年者，如被查获，10年内将被禁止入境。这一法律的实施涉及到大约500万非法移民。
在纽约的移民区、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和休斯敦，人们的不安情绪达到了顶点。克林顿8月份签署的改革将可节约几十亿美元，然而这其中的44%是从移民身上得来的，他们将无权再享受诸多的社会福利待遇。美籍匈牙利人、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被这项措施所刺伤，他成立了拉扎勒斯（美国著名女诗人，她的移民颂歌被刻在自由女神铜像上）基金会，这是一个有5000万美元预算用于帮助合法移民的组织。
在本世纪初，97%的移民是欧洲人和加拿大人。今天，欧洲人只占移民的18%。目前的移民近80%来自拉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但主要是来自少数国家，如墨西哥、中国、菲律宾、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仅这些国家的移民就占总数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