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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癥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賬木》、《螽斯》、《桃夭》、《兔?》、《癗□》,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詄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日“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