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雷达自选集(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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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追忆一九六五

真是不可思议,我到北京都三十一年了,比我在老家呆的时间还长。可我的外省人意识好像并未改掉多少,我总是习惯于站在旁观的立场,看北京怎样在历史的风雨中不断变幻着、更新着自己的形象。我发现,不管我如何熟透了北京的千百条胡同,我骨子里还是外地人,一旦遇上北京人与外地人吵架,我的同情会即刻向外地人倾斜,颇厌憎京油子贫嘴滑舌欺生的蛮相,不过,一候我自己与外地人遭遇,我又会突然意识到,我也是北京人哪,我的生活、生命,再也不能与这座城市分离了,主人意识便也回归了。这可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双重视角,而我观察北京的起点,却是三十一年前进京的第一天,把它与今天对接起来,比照昔日的世态和今日的烦嚣,由此感受着时光流逝的迅疾,体验着观念的巨大悬隔,吟味情感的历史价值。

准确地说,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了业,被分配来北京工作。这一命运的转折来得太突然了,叫人惊喜交加。对于我所在的大西北的那座封闭城市来说,只有绝少的人才会碰上这样的好运。那时的毕业分配,根本没有双向选择、人才流动,乃至托福之类的事,经济是计划的,人生的步骤也是计划的,每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道路,可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摊”来概括。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有两个西藏名额,没有哪个同学不是率先把西藏填为第一志愿,再做些其他选择的。这种选择也仅仅是参考而已,决定命运是在八月初宣布分配结果的一刹那。我原想,能留在兰州、留在寡母身边就不错了,谁承想,分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北京,怎不大喜过望。我等不得半个月的假期了,兴冲冲提前来到北京报到。

那个时代,在我们那儿,上一趟北京比现在的出国还难,有个新疆老汉到北京见了一回毛主席,迅即成为全国的美谈,家弦户诵。那时,我们常哼哼的一支歌是青海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歌里唱道,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那时,谁家有人到北京出差,不但是自己的,且是全家以至亲戚们的光耀,足可风光一大阵子。我的女友因其姐夫去北京开了一次会,致使我们的一次约会气氛格外温馨,心情格外激荡,好像去北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

总之,那个年月去北京是极为隆重的大事,后来“****”中竟发展到须经严格的政审,加盖“革委会”大印,方有资格买到进京车票的地步。哪里像现在这般自由,只要有钱,哪里都能去,京城每天客流量十万百万,打工仔满城飞,环球的公司,外地的酒楼挤挤插插,好不热闹。现在,我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路暗数路边兰州牛肉面馆的铺面,心想,当年在京的甘肃人的总和,恐怕也不及今天兰州面馆的数量之多吧。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言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

至今犹记得,那年来京时,我坐的是硬座,学生娃嘛。在车上两个晚上怎么熬过来的,统统忘记了,反正一点儿也不困。我从来出过甘肃,更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兴奋可知,找不怕路长,唯恐路短。一路上大睁双眼,盯视窗外,夜里也不改变姿势。拂晓,车过定县,我望着湿漉漉的田野,心想,这一定是林道静下乡闹暴动的地方,车过保定,我引颈四顾,寻觅古城墙,想着《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关于那时的种种细节不再想得起来,唯一浮现的,是那时人的面孔和神态,有种无法言传的时代印记,似有点儿木讷,有点儿僵硬,不似现今的车上人那么活络,那么放肆,那么善于占位,灼灼目光总在探究着什么。

那天上午九时许,车抵北京站,我夹杂在人流中扛着行李缓缓走出地下通道,突然,我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忍了又忍,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幸好谁也不认识我,倘若有人注意,大约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的小伙子,脸上泪光闪闪的形象,说不定有人还以为他遇上什么灾祸受了什么委屈呢。是啊,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我究竟在为谁而哭?是因离乡而思乡,还是因踏上了首都的土地?是想起了遥远的母亲,还是为自己能进入北京备感幸福?是自卑的泪,还是自豪的泪?好像各样成分都有,真是复杂难言。

出了站,本该先找到单位报到,可我问路时总不忘连带着打听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种强烈的渴望是压不住了,我终于还是先不报到,一路打听着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才弄明白,我那天跑了好多冤枉路,创了超负荷竞走的奇迹,要知道,我是背着沉重的行李啊。当广场展开在眼前的一瞬间,我完全被它宏伟浩阔的气势镇住了,慑服了,心儿在突突地狂跳,我像赶路的乡下人一样,倚着行李卷儿慢慢靠在华表的底座上,久久凝视着这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觉得,广场不可想象的大,它使人渺小,又使人高大,让人庄严,也让人净化。后来,我无数次地到过广场,却再也不像第一眼看它时这般广大无边,再也找不到当初那无法言传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由于眼界开阔,见多识广,抑或由于神圣感和权威感的淡化,大概难以完全理解我当年的痴迷相,但细细想来,这痴相并非全不可取,就我来说,我是多么希望找回当年清新的感觉啊。

报到后,我被人领到机关食堂吃午饭。我一看黄瓜居然被炒成片吃,芹菜居然不吃叶儿却吃杆儿,不禁掩嘴胡卢而笑。在甘肃,黄瓜是只能生吃,芹菜是只吃叶儿的。我哪里知道,无穷尽的可笑事还在后头,不过,不是我笑人,是人家笑我。我的出现,我的黑不溜秋一身土气,立即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他们吃完了不肯走,围着看我吃东西,故意逗我。如问。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以兰州,就有人说,兰州还有大学呀,我说“当然”,他们就嬉笑。接着,又有人说,听说兰州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礼拜天大家都去看那棵树去,其他人便又哄笑起来,我马上反驳道:“胡说,兰州是瓜果城!”不料他们笑得更凶了。可见,那时的我不了解北京,而那时的大多数北京人也颇封闭,对大西北的实情知之甚少。如此隔膜,我的境况不可能太好,一度修马路、挖水库、打前站之类的活几都优先派我,直到“****”开始,大家纷纷写大字报表态时,有一人忽然当众指出,你们看,那个兰州来的小伙子,写大字报从来不打底稿,大家才像头一次发现我似的开始正眼瞧我了。

如今,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荡涤,北京变得空前的漂亮,连独步一时的十大建筑,也显出了老态和寒碜。城变了,人也变了,北京人的寿命增加了,听说连平均身高也增高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物的进步和精神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到以往行为的影响,正如现在的行为必将影响未来一样。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统一体,因之,有些东西需要扬弃,有些东西值得珍惜。

傍晚,我喜欢伫立在我家所在的安定门立交桥头,看桥下滚滚车流像无数带光的箭镞向我射来,又在我的脚下化为闪光的瀑布轰响着一去不返。这时,我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