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摇滚所遇到的敌人之中，“民族主义”是又一强手。有时候，它比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号召力，毕竟，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比偏激的理想主义者更为常见。
从摇滚冲击美国开始，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或先或后或大或小地经历着民族音乐的危机，这种危机多是一种事实，有时也是一种被夸大了的观念。
最为典型的危机出现在南美。阿根廷素以探戈为荣，而摇滚的传播导致的便是所谓“探戈危机”。在爱国人士的眼中，摇滚的传播造就了没有探戈热情只有摇滚热情的下一代，使“民族特色”丧失殆尽。一个专事探戈音乐的制作人、作曲家及演员协会呼吁在一切公共场所都应加强民族音乐的播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更是在１９５７年２月美国摇滚风靡之时断然下令禁止一切以摇滚伴奏的舞会，因为他担心这种非民族化的东西“会破坏道德规范及良好修养，会使人堕落并造成集体歇斯底里，最终导致相互冲突或暴力行为”。在这类号召和禁令的驱使下，阿根廷的父母们对子女的摇滚爱好严加管教，不准他们随便“乱”听摇滚。
在墨西哥城，模仿美国摇滚而试图开创一片摇滚天空的乐手们也遭到了无情制裁，墨西哥音乐协会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行动计划，禁止在夜总会、电台、电视台和电影中让“毫无民族特色”的摇滚乐手露面，其借口是这些乐队不是协会会员，并且没有争取加入。但事实上，有好几支乐队都曾积极申请加入该协会，却都遭到了拒绝，因为该协会根本不愿接纳他们，他们“希望孩子们不要去玩这种旋律”。随后，一个摇滚风格的电视节目在当局的严令下被迫取消。墨西哥音乐家协会主席文纳斯·雷强调，墨西哥的摇滚无非是对美国摇滚乐手如普莱斯利等人的“直接抄袭”，是将美国歌翻译成水平极为拙劣的西班牙语之后演唱。他坚持这类“音乐阿飞”会使墨西哥音乐荡然无存。该协会另一位领导人也指出，这种舶来品会败坏墨西哥人的“公共品位”，从而导致品德败坏。
在５０年代的埃及，摇滚也未能逃离南美式的抨击。由于该国曾经上映过一些美国电影，因而普莱斯利等人名气不小，当他们的唱片到达开罗后，虽然价钱是纽约的四倍，却总是很快脱销。年轻人们纷纷穿上了牛仔裤并留起被父母们视为“希奇古怪”的发型，越来越多的夜总会和饭店将有着古老传统的埃及歌舞扫地出门而开始举办摇滚乐舞会。由于在这类舞会上舞者动作较大且热情奔放，使身着长裙的女性难以为继且“有伤风化”，开罗市政府于是颁布法令要求女性舞伴穿上长裤。这对于一个曾坚决反对女性如此着装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实乃一激进之举。爱国者们无法再沉默，他们早就视摇滚为“西方颓废”的象征，并以此作为反对“不道德西方”的弹药（这曾被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们称为“摇滚教旨主义”）。反摇滚的意见从四面八方飞向了纳赛尔总统的办公桌。经过一番紧急磋商，爱国者们大获全胜。埃及内政部宣告，从１９５７年１月起，全国所有夜总会和公共场合禁止播放摇滚乐，一切摇滚电影也严禁在埃及上映，否则将被作为违法行为而遭到处罚。该部还建议报刊杂志“最好不要再提及摇滚”。
当时与西方亲善的伊拉克也将摇滚视为伊斯兰民族性的大敌，当局认为这玩意儿会使循规蹈矩的青年们“变得危险起来”，而且它还“有损身体健康”。该国从禁演《昼夜摇滚》一片之后还禁止所有舞厅播放摇滚唱片，如果违反禁令，业主将被起诉，舞厅也会被立即关闭。
在革命前的古巴，哈瓦那电台也曾天天播放摇滚，但这招来了民族音乐家和老师、父母的批评，该国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出面禁止电台再播放摇滚，并称其“对公众道德和良好习惯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事件更富于戏剧性。当摇滚乐开始通过电影传入该国并引起热潮之时，正值苏加诺总统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公众对他那增大政府管理职能的“构想”多加支持。于是，一个“爱国的”复员军人组织绑架了该国电影审查部门的领导人桑托奈，扣押他一小时后释放了他，意在警告他不准再让“不道德”的摇滚电影上映，“以免转移人们对苏加诺总统‘构想’的注意力”。
１９５８年，在布拉格举行的一个东欧国家音乐舞蹈节上，八个东欧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来自东欧的更优美的爵士乐起来击败摇滚”。
鉴于摇滚乐的发源地是在美国，即使它的铁杆盟国也时时不买账，认为它是外族夷音。英国青年无疑是美国境外最早接受摇滚乐的群体，然而在英国音乐家眼中，英国广播电台日益增多播出美国摇滚也就意味着日益减少英国音乐，因而他们视摇滚为“美国制造和操纵的垃圾”，呼吁教师和父母组织起来，要求唱片公司和电台停止向英国青少年灌输“美国毒药”。
在１９６１年的西德，普莱斯利又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于该年推出的《木头心》改编自一首德国古典歌曲。然而，这首歌被从西柏林一直到巴伐利亚的电台全面禁播。德国人认为，这使他们“悠久的民族音乐商业化并使其堕落”。一家电台的发言人更是指出，“我们将竭尽全力与这种入侵战斗……我们不想任由外国人摆布。”
一向对西方文化宽大为怀的日本人，也对摇滚露出了狰狞面目。１９６５年，“海滩小子”和“宇航员”乐队的演唱会被突然取消了，因为当局禁止在音乐厅中作此类演出。一些爱国人士认为摇滚音乐会引发青少年不法行为，“摇滚节奏煽动起狂热，刺激起挥霍钱财的欲望，并会使青年人堕落腐败。”１９６８年，日本最大的电视网ＮＨＫ（日本广播公司）全面禁止了摇滚乐。家长们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并强调他们与其说是反对音乐和音乐家，不如说是反感那些无法无天、随着音乐乱跳乱蹦的青少年们。
“披头士”在日本的遭遇是民族主义者态度的最好见证。当“披头士”好不容易在６０年代末获准在东京演出时，却深深陷入了极度的神经紧张之中。因为最为“爱国”的右翼暴力学生组织“神风敢死队”公开谴责“披头士”败坏了日本的优秀文化，惟其因为“披头士”竟然敢在武道馆演唱，更叫这帮“爱国志士”怒火高涨。他们拿出了武士道的蛮横姿态，公开威胁要取“披头士”的项上人头。鉴于“神风队”言必行、行必果的江湖名头，“披头士”只得成天在下榻饭店的房间中处于被监视状态，连东京是什么样也无缘得见，在他们来回靖国神社的途中，更是出动了上千名军警护驾。
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没忘了对摇滚乐大施淫威。１９６９年，他认为此起彼伏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是电视和广播中播送的外国摇滚所造成的。当年政府便下令，在电台和电视台所播出的节目中，西班牙及南美作曲家的作品必须占５０％，西班牙本国录制的外国作品要占２５％，其他国家的音乐只准占２５％。西班牙广播电视部负责人称，这一划分是为了“阻止在这两大媒介中正在增长的外国化，讲西班牙语的歌手们将承担起创造出与我们的习俗更为接近的作品的责任”。主持人们遭到的报复是必须在他们过去播出外国音乐的收听高峰时段播出西班牙自己的音乐。
自称最为爱国的希腊军政府在镇压摇滚时也同样不遗余力。内政部长科罗奈尔·拉达斯宣布，任何仿效“由瘾君子嬉皮士们创作”的颓废音乐的希腊歌手都会受到惩罚。他宣称古希腊人发明音乐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的“感性需要”，每一个希腊歌手都应当与摇滚这种“颓废”音乐抗争，因为这种音乐是“腐朽、堕落”的。拉达斯还强调：“如果某些人不愿意顾及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那么国家也不会坐视他们用艺术使社会腐化……国家将阻止并毁灭他们，以便保护艺术和社会。”鉴于摇滚对社会的腐化作用，拉达斯号召人们回归希腊民间音乐，以重新满足灵魂的感性需要。
１９７０年，由希腊开往百慕大的摇滚游览船“玛丽亚皇后”号被政府严令停航，因为该船每次都搭载千名青年在摇滚声中航向百慕大作“生活节日”狂欢。希腊政府认为，不应当允许游船与摇滚有关联。（而与此同时，百慕大也因为该条航线以摇滚为号召“扭曲”了该国形象，而正在对其大加鞭挞。）
在美军占领下的南越甚至也有过禁止摇滚的“壮举”。占领军本身没有激发南越懦夫们的“爱国”激情，倒是一首叫做《扭动》的摇滚曲子让他们“爱”起国来。南越当局宣布禁播此曲，因为“它与本国的道德规范和反共斗争格格不入”。
韩国虽然一直实行歌曲检查制度，但针对摇滚的专项检查则始于１９７５年。“韩国艺术与文化伦理委员会”将摇滚称为“颓废的外来影响”，他们拟定了一份包括２６１首摇滚歌曲的黑名单，上面所列出的歌曲绝不允许在该国播出，其中绝大多数歌曲是来自韩国的后台老板美国的。禁播的理由是它们将给该国的青年造成道德与政治上的危害。在被禁的歌曲中既包括政治性较强的歌曲，也包括“猫王”的许多歌曲和艾利斯·库柏的全部歌曲。
韩国总统就此宣告，在“吸取外国文化影响时”要更有选择性和区别性，要坚决抵制“坏”文化的影响，并且要“防微杜渐”。由此，在韩国掀起了一场抵制外国文化的“爱国”运动。其中包括警察拘留留长发的男青年并当场予以“理发”。而“艺术与文化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还宣称，正是“不符国情”的西方摇滚乐导致了韩国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被禁歌曲不符习俗的主题与韩国社会儒家传统格格不入。我们所期待的是能被全国人民都接受的健康而高雅的文化。”
在伊朗，自巴列维国王被推翻之后，摇滚就被冠以“不道德嗜好”的恶名，一场场反摇滚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最先倒霉的是那些用原版唱片复制二手磁带出售者（在当时的伊朗，这种买卖非常兴隆，复制带每盘售价４美元，而以这种复制带再次复制的磁带还可以卖到每盘２美元）。但最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的莫过于印在磁带封面上那些“噘着嘴的金发女郎”，新政权认为那是“与公众及道德的纯洁性相抵触的”。因而，“反犯罪运动中心”下达了扫除这类音乐的命令，不仅不准再播放、传唱，而且凡原来参与销售这类磁带者，必须在两周之内洗心革面，找到一份不违背伊斯兰道德规范的新差事。
直到１９８５年，西德的政治家们还在因美国和英国的MTV片“不符德国国情”而主张严格予以限制，基民盟的一些党员甚至主张对其实行制裁，因为它们将“败坏”德国青年。
也许最为可笑的是加拿大政府，１９９２年正当布赖恩·亚当斯因《罗宾汉》插曲《一切为你而做》风靡全球而使加拿大增光添彩时，该国政府却发表了一项声明，称亚当斯的歌“不具备任何加拿大风格”，因此，要对其歌曲在国内的播出严加限制。亚当斯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然而，整部摇滚史都充满了这种笑话。在中国，摇滚乐一直被视为发展民族音乐的大敌，在不止一个亚洲国家，迈克乐·杰克逊等歌星的演出遭到官方抵制。而一直到１９９３年都余绪未平的“枪炮与玫瑰”受到南美民族主义组织死亡威胁的事件（而在１９９２年，新加坡政府刚刚禁播了他们的音乐），更是说明此类笑话还将长期上演，摇滚的“世界音乐”梦想依然还有迢迢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