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文字与图形是二位一体、混沌不分的，那是人类最初的书写。这种书写既有意象式的直接，可以迅速地透进心灵，又使思维包裹了一层诗意。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的思维是诗性思维，有野意。
后来，文字迅速生长、成熟，掌握的技能也多了起来：叙事、状物、摹情、思辨，诸般器具挥舞到圆熟。语言即思，人类的大脑由此锻炼得有如精密的机械，泛滥的文字大军里多了无数深沉的面孔，只有沿着互联网的网状路径才能觅见一些直接的诗意了。与此同时，图形作为包袱被文字甩掉之后，也经营起一片图像的王国，储备着养眼的丰富资源。只是具有权力意志的理性的人们相信：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是由文字堆起来的高深的理论和玄妙的公式。睁眼即获闭眼则失的图像是不可靠的休闲品，以钻研图像为抱负的人也要搬来文字方程式做救兵，等到在图像里又挖掘出一堆文字来，方才心满意足。
几年前，有人喊“来了”的“读图时代”，无非是工具理性式的噱头，是一个造了来使使的时尚工具。其实，图像一直就在那儿，只是捡拾者寡而已。图像是一种碰触到不同光亮的眼睛就会催生不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反应的结果像哈姆雷特一样多。这种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积累，一种成长，当然也是一种知识。有智商，也有情商；有智识，也有情识吧。
这套丛书的立意并不新鲜（丛书名里的两个词也被一些率真的人声讨过），甚至面目上也跟当前打着“视觉”或“读图”之类旗号的“出版工程”差不太多。但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不想找来一堆图，然后再为图而文；也不是要有了文，就找一些相干不相干的图来作作装修。我们尽量让两者各说各的话，说自己能说的话，甚至是看似不相干的话；但却总有着相互发生的因缘。也许我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我们的宗旨，那就是我们将尽可能让两者都把自己的话说得更真实些，或许也是更动听些。
问： 摇滚乐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被用得很普遍的词，摇滚乐队也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可是，很多人很好奇，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的时候，这些东西还真的很少见，至少还没有那么多人了解摇滚，你是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本书的呢？
答： 直到现在，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伤花怒放》不是一本摇滚书，而是一本哲学或文化书，理由很简单，它不是因为摇滚而起，不是写给摇滚乐的听众，其中最富原创的部分也不是关于摇滚的。
从今天回望，１９８０年代已经太过遥远，可是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每个从那时走过来的“知识青年”，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无名的沮丧与郁闷之中，尤其像我这种从１６岁就进大学然后在校园里当学生当老师再当学生度过整个１９８０年代的人。追索一个年代的秘密，尤其是轰轰烈烈表象下的文化和思想秘密，成了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在那时和以后，许多人已经做过这样的追索，可是，自己老觉得还是没能解答某种固执心结，那些思想上和情绪上的迷惑、混乱乃至痛楚，总会找到一个出口。所以，在我身边的人终于都开始满嘴生意经的１９９２年底（现在看来，那或许才正是引发中国今天彻底巨变的关键年份），我开始了《伤花》的写作。一句话，那是想对所谓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作出总结。
问： 可是，为什么选择摇滚乐作为话题？
答： 一切其实很偶然。那时候我刚写完了自己的第一本小书——《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收在一套丛书中，有一次和共同参与这套丛书的喻阳聊天，说到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或滔滔不绝，或如醉如痴，然后提到摇滚，说那些风光得不行的大众文化偶像，也曾有过伤心和奋斗史，其间似乎是隐喻着什么。喻阳说这是个好主意，值得探讨。
那时候我听摇滚乐已经有些年头，可是渠道有限，哪有现在那么多打口带、盗版和原盘？银子也有限，托人从外面带点原版磁带回来，当宝贝一样供着，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可是一旦想写本书，就觉得一定要看许多书，于是发动所有海外的亲朋好友，见着有Rock（摇滚）二字的书就来一本，书店里买不着的，就去图书馆复印，有个老同学连关于岩画的书都给我复印回来，因为书名里也有Rock一词……
问： 那成本岂不是很高？
答： 没错，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尽管有些书算是别人送的，我写《伤花》所得的稿费，还是没填满买书开销的窟窿。
问： 写一本书，有必要买那么多书吗？
答： 现在可能没必要，因为现在有互联网，一般听众对摇滚的了解也比我当时多。可那时候不一样，有的乐队我只有一盘磁带，除了听觉上的印象，完全无从了解其背景，那种饥渴的感觉加上写作的需要，完全可以让人丧失理智。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伤花》中的很多事例，都与一本叫《反对摇滚：摇滚乐的对立面》（Anti-Rock：The Opposition to The Opposition to Rock 'N' Roll ）有关，这本书列举了很多反对摇滚的事例，我可以随便拿来用。
但问题是第一，它是以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为主，主要偏重老摇滚和重金属，对朋克、说唱等完全没有涉及；第二，它是一本完全不以原创为诉求的著作，全书基本上都是对其他书的资料的直接引用，也很少对乐队背景作任何交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那时自以为是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和经过１９８０年代文化热潮所熏陶过的知识青年，所以觉得在学术上要严格，不能抄资料性的书，而是要去找到这本书所摘录过的原书，以免有误。所以为了搞清楚那些资料所涉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惟一的选择是去找到它引用的那些书。好像有一种很迂腐的决心，如果找不到原书，就宁愿不引用那个事例，事实上也的确有好些事例《伤花》里没有用。就这样，我一本一本地积累，直到有一天发现，再这样下去，我只会变成藏书者而不是作者。
问： 呵呵，有意思。那你后来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答： 后来我慢慢清醒了，因为这种过程会永无休止，因为你找到的原书，又引用了无数的别的书，即便是一本只有所谓“客观事实”的书，也是对某种事实的描述，所用的文字和观念不同，说的还是同一件事。而至少在《伤花》这本书里，摇滚乐只是我用来清理思路的一种载体，我不应该在这样的一本书里企图梳理摇滚史，因为就史实而言，即便是第一个整理当事人言行的人，也很难说什么原创性，除非他赋予它全新的阐释。当然这时候我已经花了许多钱，完满了许多材料。但认识到这一点后，我认为那些思想性的部分，才真正反映了我的意见，也才是这本书略有些原创性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些原创无非是大师们的思想和自己的胡思乱想纠缠的结果。
问：可是，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买这本书的人，都只爱看那些资料性的部分。
答：这是件很无奈的事情，早知如此，我那时应该很详尽地介绍每支乐队。可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关于摇滚的信息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时候，那些资料就没那么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是没什么价值的了，正像我当时找到许多资料，发现像Anti-Rock一书中所列举的现象实在是太过普遍，比如你找到一本关于“大门”乐队的书，就会发现他们成名后所遇到的那些事，都可以拿来做资料论证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像Anti-Rock或《伤花》中资料性的部分真的没那么重要，或者说，很容易过时。
问：但是从那种独特的角度看待摇滚的这些资料，还是不多见的，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资料本身或取得资料的渠道，而是怎么给它新的含义。
答：完全同意。其实，除了经济与精力上无法承受之外，是我当时特别推崇的思想大师伯林给了我最终的启发，尽管我对他的思想结论有不甘心之处，可是他用别人都知道的史实，描述出一个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人物，靠的便是全新的角度和思考方式，以及全新的逻辑与文采。我那时候最推崇的写字的人，一定要是那种让人在他的文字之后，对其描述的对象有全新印象的人。所以，我对许多书的资料作了全新的安排与处理，尽量想让它体现出新的逻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伤花》里引用的东西也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入口，用它来作别的例证。极端地说，你甚至可以用这些事例写出另一种主题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