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中学还是大学课堂上，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都是难点，也是弱点。难在学生面对文本，一目了然，间或文字上有某些障碍，求助于注解或者工具书也不费事。这和数理化或者英语课程不同，课本上那些难点、疑点，如臬教师不加阐释，学生不可能凭着自发的感性理解悟透彻。自然科学或者外语教师的权威建立在使学生从不懂到懂，从未知到已知。而语文教师，却没有这样的便宜。他们面对的不是惶惑的未知者，而是自以为是的“已知者”。如果不能从其已知中揭示未知，指出他们感觉和理解上的盲点，将已知转化为未知，再雄辩地揭示深刻的奥秘，让他们恍然大悟，就可能辜负了教师这个光荣称号。语文教师的使命，要比数理化和英语教师艰巨得多，也光荣得多。数理化英语教师的解释，往往是现成的，全世界公认的，而语文教师，却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独特的领悟、探索和发现。不能胜任这样任务的人，有一种办法，就是蒙混，把人家的已知当作未知，视其未知如不存在，反复在文本以外打游击，将人所共知的、现成的、无需理解力的、没有生命的知识反复唠叨，甚至人为地制造难点，自我迷惑，愚弄学生。这样的教师白白辜负了自己的生命。按常理来说，这样的教师应该是极少数，但据我多年观察，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一些大学教授习惯于感叹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不济；其实，这并不表明他们有多高明，恰恰相反，说明他们缺乏羞耻之心。中学教师不是你们教出来的吗？你们在大学课堂上，不是常常以在文本以外打游击为能事，用一些传记材料、时代背景打马虎眼吗？许多学者可以在宏观上把文学理论、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充斥着文坛和讲坛。在文本外部，在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方面，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学富五车，但是，有多少能够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人文本内部，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我这样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有大学教学四十余年经验为据。试问大学中文系教授，让你们去教中学语文，在微观分析中，有多大把握能保证超越中学水准？请问古典文学的教授，有多少能把“霜叶红于二月花”、“二月春风似剪刀”、“草色遥看近却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妙处说得令人心服口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究竟好在哪里？讲了多少年了，还是古典诗话中那些印象式语言。中学课堂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玄妙的、空洞的赞美。请问美学教授，如果学生反映《背影》中父亲的形象“很不潇洒”，又“违反交通规则”，有多少人能够当场点出这是什么样的美学问题？有谁能够从理论高度上回答学生的疑问：薛宝钗、繁漪、周朴园是坏人吗？对于《荷塘月色》的解读，长期限于反映“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矛盾”，谁能从中看出文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桎梏？如果学生感觉不到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生命走向衰亡的美，应该如何应对？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学教师感到无从分析，你能告诉他们，从哪里发现矛盾？祥林嫂之死为什么没有凶手？《祝福》中的那个“我”为什么有负疚之感？对于小说是否多余，该如何阐释？为什么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在艺术上不该这样的”？为什么又最喜欢《孔乙己》？那么《孔乙己》在艺术上成熟在哪里？在《最后一课》中，小弗郎士对于学习法语的转变，是可信的吗？过一天，他又故态复萌，又讨厌起法语语法来了，怎么办？在《项链》中，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把真项链换回来，弥补经济上的损失？这不是更加“环环紧扣”吗？为什么《皇帝的新装》中的人物没有个性？《愚公移山》中的智叟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有智慧的，而蛮干的，正是愚公。应不应该给智叟平反？对于“愚”和“智”的转化又该如何分析？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用两节文字介绍长妈妈的名字，不是多余吗？为什么主张尽可能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的鲁迅，这样浪费篇幅？等等等等。
要解决这些微观的问题，不但要有深厚的宏观学养，而且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而是过硬的功夫。而这种功夫的特点，就是于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这正是智慧的尖端，生命的高峰体验。在这样的尖端上，教授的头衔并不能保证任何优势。
微观分析的幼稚和粗暴，策源地乃在大学课堂，长期流毒中小学，遂成顽症。大学教授们应该感到惭愧，感到脸红，感到无地自容才是。但是，现实却是，悲天悯人的教授们一个个活得很滋润。这是为什么？大学的学院体制庇护了他们。学院式的评估体系，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其实，这是愚昧。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经济科学，乃至于管理科学，微观分析都绝不是“小儿科”，而是“大学问”。美国声名赫赫的MBA，那些最名牌院校（如哈佛、西北大学）的教学，就是以个案分析为主的，甚至连毕业论文都可以省略。
宏观的基础研究和具体部门的应用研究，是根结连理的。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互相促进。研究宇宙以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是大学问。研究一粒沙，从中看到整个世界；研究一滴水，从中看到大海；研究果子狸的病毒，从中找到克制SARS之道；研究果蝇，从中追寻长生之途，也是大学问。研究大脑血管，并不见得比研究乌贼鱼更高贵。宏观有宏观的难度和局限，微观有微观的难度和局限。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当前最缺乏的，可能还是微观的。
当然，我并不想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大学教授，中学自有中学的问题。缺乏微观基础的空话、套话、大话、胡话乃至黑话，本是由来已久的顽症，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借强调师生平等对话之机，找到了合法的避难所，于是，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所问肤浅，所答弱智，滔滔者天下皆是。表面上热热闹闹，实质上空空洞洞，糊里糊涂。在处理课文的方法上作秀，多媒体豪华包装，花里胡哨，目迷五色。但是，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却有时如蜻蜓点水，有时如木偶探海。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把生命奉献给了个案分析。不是个别的个案分析，而是空前大量的。这不仅仅是把学问通俗化，也是在寻求学理的突破。
从做学问来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宏观的理论建构为基础，把握了普遍的原理，然后高屋建瓴，在必要的时候，再作有限的个案的具体分析；另一种方法则是，在对宏观理论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把握以后，进行广泛的、大量的个案分析。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理论，甚至颠覆权威理论。走这条路的人似乎比较少，在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但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都是以文本分析起家的。这个办法比较艰苦，有点手工业方式。但是，也有它的优越性，就是它的基础比较雄厚。以这样的文本分析为基础概括起来的理论，其可靠性和可行性都比较可观。
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不下百篇的文本，在分析的过程中，自然贯彻着我的宏观理念，如与机械反映相对立的审美价值论，与真善美统一相对立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在方法上，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内部矛盾转化的模式，还有结构主义的层次（表层和深层）分析法。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大学青年教师、研究生，可以说是进入研究领域的入门。入门阶段，在方法上应该有自身的特殊性，我想那就是可操作性。为此我提出了还原（与现象学的还原不尽相同）和比较（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历史比较与逻辑比较）。这一切，虽然没有正面、直接、系统地展开，但是，细心的读者，在我的分析过程中，要有所感觉，甚至领悟，我想，应该是不会太困难的。
这是我第一本全部都是文本分析的书，所分析的大都是文学作品，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出版第二、第三本的时候，文本分析将贯彻到理性的议论文中去，包括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理想》等等。如果读者能向我提供教学中最难分析的篇目，我将不胜感激。
2006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