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同读者的矛盾，似乎是一个潜在的逆定理。这并不是说，文学同读者永远处于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不去体察和关注读者大众的审美热点，而是说，文学的发展沿着自身审美的轴线，而文学的读者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层次的复合体。不应以所谓众口难调来放弃对于读者大众共同审美追求的契合，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阅读心态，总不免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读解（欣赏）作品的差异。另外，我们谈论文学同读者关系时，是基于一个时期的文学总体景观，而不是以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来评估的。
文学汲绠于社会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的情感欲望，生存状态，心灵行为等，是文学表现的主旨。文学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无非是读者从文学中找到自己思想行为的契合点，甚至找到了热烈的或郁闷的精神寄托处和宣泄通道。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也可以从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找到明证。另外一面，文学自身有一个自足的审美价值体系，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读者”引导和制约着“读者文学”的发展；但从现象发生学角度看，文学作为客体又有自身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作为审美样式的文学它所具有的艺术不可重复性、独创性等等，需要变大众审美心态为独特的审美表现形式。这或许有时候要悖离一种时尚和趋向，不能不成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因而，当我们看到一些较为强调艺术的审美特征而反响甚微的作品时，不必惊愕地视之为与读者隔膜和疏离，也许从恒远的时间看，这种不轰动的文学却更应得到重视。由此，忽视合与离、异与同的客观性，只是我们论者的一腔善良愿望，更多的时候，是以异和离造成了发展中的矛盾运动。
当然，我们是以文学引起过“轰动效应”，也即文学有着同读者十分强烈反响的论点为前提的。有同志对文学的轰动效应不以为然，认为文学（包括艺术）不曾有过也不应有轰动效应。这似乎不切实际。远的不说，新时期小说《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电视剧《新星》及至近期电影《红高粱》等都博得了读者（观众）“严肃”的反响（这里又不同于那种通俗音乐似的效应，故以名之）。文学轰动效应并不是它的“降价”。轰动效应并不应看成是一种政治待遇（虽然有时候不免有某种政治性的意义），是时代需要了文学，也是文学适应了时代，但文学的成熟又不是以它有否轰动效应为标志的。
从文学本体来看，文学不排拒一定的社会反响，强烈的轰动效应促进文学自身价值的确立。不过，文学的生命力，是基于长远的价值评判。对于性急的批评家和读者，强烈的及时的反响能够满足于对一个时期文学成绩的总结；殊不知，文学的收成不应是着眼于某个局部和某一阶段，即不同于农家收获的以年度计，要从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归纳和梳理，文学的成绩估价才不致拘囿于太狭隘的圈子。认识历史需要当代角度的观照，同样，认识当代需要历史的眼光，文学也是如此。那么，轰动与不轰动的并不构成文学实绩的强弱盛衰，常常有趣的是，并非轰动的却成了传世之作。
如果仅从“效应”角度来看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我以为，应该有这样的区分，即大众读者与文学（专门）读者。前者的阅读多是从文学社会性角度，把现实生活中种种优乐愁喜渗入到阅读的情绪之中，希图从文学排遣现时的烦难困惑，满足生理和心理的正常的或变态的要求，也包括某种政治失意和得意者对于文学的曲意逢迎和任意歪曲。这种读者是大众型的（尤以前者为多）、混合型的，那么，他们的反映和效应有时候并不一定以越强越好，或说成为文学价值的正比，即所谓在其它的正常渠道和机制没有尽到责任时，千头万绪维系于功能有限的文学一端。这种反响和效应，多少说明了政治的不正常，而文学又不可能达到期望的目的，于是越是借助于强烈效应，越容易忽视通过正常社会渠道排解读者的需求。对文学来说，则容易在这种自己力所不逮的情势下又去疲于应和，成为虚假的暂时的效应（当然也不排斥有一种真诚文学引起的轰动），另外一类文学的读者，是指把文学还原为一种艺术，以趋功利的眼光去看待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应。这一部分读者，它既包含了大众读者对文学表现人生情感的审美评判，又是把文学看成一个本体存在的艺术品，于是，文学对于他们应该越有轰动越说明其价值，只有在这种阅读中找到认同和肯定，文学既不受制于社会性之累，又不与社会相游离，才有其更高更完整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既不应追求轰动，也不回避讲求效应。唯此，才能够在读者、社会心理、专门家之间找到平衡。说到此，应该申明一下，把读者分为两类，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也不是说雅俗就不能共赏。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