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其要者，邓拓杂文在开拓广阔的知识领域方面，尤对文史艺术和农事生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致和丰富的学识。无论是《贾岛的创作态度》、《杨大眼的耳读法》等有关文化史的掌故，还是考证一些文字学、民俗学的典籍，他的博学和才识是令人钦佩的。关于《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北京的古海港》、《南陈和北崔》、《宛平大小米》、《米氏三园》等文章，他据史而论，史实掌故，信手拈来，辩证真伪，注入自己的研究心得，让读者获得知汉时又受到启发和教益。他的十多篇关于农事生产的杂文，更见出作者知识广博和思想的开阔。对于农事生产的义章，在一些报刊的知识小品中或可偶见，但在一个专栏作家的笔下屡屡出现，是作者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特殊思考。他甚至象一个专家在谈论某方面的知识：《养牛的好处》、《椿树的用途》、《甘薯的来历》、《围田的教训》，提倡“多养蚕”、“种晚菘”、养猫养狗，谈农村畜牧、物候天象、生产管理等。从知识的海洋中，勺取浪花，得心应手，给读者教益和启发。
邓拓的杂文引用了大量的史实典故，据统计，仅《夜话》153篇文章引述古书、典籍达470多处，有时一篇文章中就引上10多处。问题不在于引证的多少，重要的是作者在引述中渗透着对我国历史知识的一种深挚感情，创造性地把这些历史知识纳入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向读者传导这种深挚的热爱之情。
翻开《夜话》，可以看到作者在历史典籍中，披沙拣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笃爱之情拳拳可感：
《欢迎杂家》一文说，清代学者洪亮吉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早半个世纪。在《谁最早发现美洲》、《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中，作者引证历史资料，认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人物之一慧深是我国梁代人，比意人哥伦布早1千年。在《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一文中，作者引用公元四世纪的古书《拾遗记》的记载认为，“我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最古的传说往往都从这里产生，关于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也不例外。”还有《航海与造船》、《古代漫画》、《雪花六出》、《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等文中，作者发掘出我国历史上的科技发明的成绩，虽是零碎、片断的，但经作者串联缀合，就如用知识花朵编织的一束献给祖国的文明花环。
由此可以看出，邓拓杂文写作中另一特色，即把丰富的历史知识熔铸在杂文艺术的构造中。作者引证繁多、考据史实、生发时见，体现了他作为政论家、史学家的杂文写作特色。换言之，作者在杂文中论天说地，繁征博引，娓娓谈吐，形成了独特的政论中见情趣，知识中见思想，熔史实、识见、情趣于一炉的风格。恰如周扬同志所说：“旁征博引、议沦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在当代杂文中，邓拓杂文以其特有风采，独树文坛。
邓拓的杂文继承了我国杂文的传统而有所创造。杂文作为一种活泼灵巧的文学样式，在鲁迅手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描写、议论、抒情、引证浑为一体的写作手法，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别开生面的“鲁迅风”美称。虽然鲁迅曾称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文体，但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是鲁迅的创获。鲁迅用他精湛的笔力，把思想和知识熔为一炉，使杂文创作获得鼎盛，鲁迅杂文的论辩的犀利明快和思想的逻辑力量，引证的知识性等启迪了大批后来者。邓拓正是从这几方面继承了鲁迅及一些杂文先辈们的风格。但是，作者的杂文写作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论辩对象和读者都迥异于30年前。作旨自己曾说他的杂文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和鲁迅用杂文来对付敌人不同，从而要求作者在继承鲁迅杂文风格时有所变化，不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般的尖锐和冷峻，而应同读者以朋友式的交谈，分析、论述有如叙述家常，娓娓道来。即使是批评一种思想倾向，鞭笞一种丑恶的现象，作者也以明快而犀利的语言，和风细雨式地展开。把杂文大量地反映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挖却思想的杂质，引导读者从历史的知识中激发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赞颂，这只有在新时代新的人际关系下才有可能。这种服务的目的和论辩的需要，使邓拓的杂文不是“类型”的创造，而是串联故事史实，从容的引证、明晰的说理，把思想浸入知识情趣中。作者目光所及，虽然是那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和道德修养、精神文明及读书学习等问题，但作者谈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不是耳提面命，以教训人的口气，而是有如春风拂面，给人以亲切和蔼之感。严肃的政治命题都是通过平等式的交换意见，阐发作者的爱憎好恶，邓拓在同编者一次谈话中说，写杂文反对以教训人的口吻，不能采取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引申故实，谈天说地，让人们在接受知识中获得对美和丑的鉴赏、比照，比作者大篇说教更能使读者接受。邓拓曾批评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问题的倾向。他写的《事事关心》一文，只是以明代东林党人的一副对联作为引子，生发如何处理好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在《专冶健忘症》一文，他先讲述一个历史上的健忘症“典型病例”，然后又从古代医书对这类疾病的医治，通过风趣的史实发掘和引述，讽渝说话办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有些谈读书的文章，作者把自己体会写出来，让人感到亲切可信，领略到作者那颗真诚的心。
在杂文写作的历史长河中，解放了的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型人与人的关系，给杂文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客观条件。邓拓以自己坚实的劳绩和创获，表现出在继承传统、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所做出的贡献。5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创作园地里，杂文作为一枝艺术鲜花，曾经兴盛一个时期。马铁丁、龚同文等笔名撰写的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个艺术品种繁荣茂盛的形势。但因为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个园地里辛勤耕耘、成绩卓著者寥寥。邓拓的杂文同其他杂文作品比较，其风格也是显见的。这里略加分析：
一是在论题和立论上同读者的紧密联系。前面已经说到，他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为工农兵服务”，不仅在行文时同读者谈思想，作者在文章发表后，或选题前，虚心听取读者意见，他有20多篇杂文是根据读者出题写的。邓拓在《夜话》第一集前言中说：“我迫切地希望朋友们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作者把《夜话》写作看成是同读者进行思想交流，特别是对青年朋友们进行“夜晚谈心”的途径。《人穷志不短》、《上山下山下水》、《说志气》、《行行出圣人》、《共同的门径》，《自学与家传》等谈思想修养的文章均为青年读者一时传诵的名篇。
二是作者开设专栏，显示了他力主推进文风改革的尝试。他以短小精粹的文章，敢于说真话的文风，率先迈出了文体改革的步子。任何文体的文章，短小精悍是读者所期望也是作者努力追求的。但是短而精并不容易做到。杂文作为报刊文体，它的时效性和现实感也要求文章短又精。邓拓的杂文十分精粹，作为晚报上的专栏，版面的固定自然限制作者挥洒扬厉，这是个客观因素，但作者在写作中力求让自己的思想自然流出，做到平实亲切，而又去陈言肤词，讲究构思是不可忽视的。邓拓说过：“写作之前要熟思，即运用思考，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每一次论点与论据，以及表述的方法，层次安排等等都尽量考虑成熟，形成了所谓腹稿，这就可以使写作的时候，减少阻碍，很快能够写成。”又说：“与其神气十足地说写文章，不如普普通通地说写作更好。”他对写短文章也有精当的论述：“短文章要能耐读，必须有精彩新鲜的内容，最好要比长文章更多的解决问题，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当有读者写信问他，写杂文应注意什么时，他说：最要的是开门见山。“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接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力图使文章要反映社会生活，及时感应时代脉搏跳动，加强文章与读者的联系。
值得提及的足，作者是新闻工作的快手，在一年多时间写作153篇《夜话》，平均三、四天一篇，其写作速度是可观的。据编者说，邓拓多是一小时就完稿。作者自己也曾说写这种杂感文字是“顺手牵羊”，这取决于作者敏锐的目光和丰富的知识，但对读者一颗赤诚的心怀也是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凌云健笔意纵横”。邓拓杂文是他几十年笔耕生涯的著述中一曲高亢的乐章。它们饱蘸作者的心血，是作者思想探索的智慧之花。这些深沉犀利的文章奠定了作者一个优秀杂文家的地位，成为6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一枝独秀奇葩。
一九八七年《艺谭》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