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地上，也置身天宇，白日云海苍茫，夜晚星空如穹，或者阴或者晴或者雨或者风或者花开绚烂或者落叶飘零或者惆怅或者做梦或者行色匆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宇宙是豆古以来就有的吗？倘说是星云起源，它为什么要起源？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假如是偶然，又怎么去设想宇宙中至真至善至美的缜密与和谐及奇妙？并且至少迄今为止独独把一个有光有水有空气有土壤有月亮和星星照耀的地球，留给了人类及别的万类万物？
初始和终极是永远的初始和终极。
有多少伟大的头颅，在星空下消失了。
那些试图穿过神秘天宇的目光，也终于茫然地坠落，如迅忽的流星。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敬仰那些观星者，并且在无助之际仰望星空云海，在心里轻声地呼唤“天哪”“天哪！”这时候人会感到灵魂的某种寄托，有了沟通和慰藉。尽管，我们仍然很难言说“天”是什么。
今夜，星空温柔地低垂着黑色的帷幕。都市的高楼只是把我的视线切割了，我知道在群楼的那一边，在大地被强行挤占的各种缝隙间，在更遥远的旷野、山乡和荒漢戈壁，这夜的帷幕是不可阻挡地低垂着的，从天上到地上。我甚至还敢断言，这尘世间的所有繁华都市的灯火，不过是徒然地浪费能源为了掩饰苍白，却无法在这暗夜的一角烧出一扇通红的窗户来。
技术炫目地展现，灵智黯淡地衰微。
自从天真被放逐，人类竞相成为掠夺者、操纵者，仰望与崇拜星空的年代，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
星空的爱仍然是宽阔的。
谁不是星空下去而不返的过客呢？
我爱听墓中人语。
我常常在夜行时寻访墓地，感觉着另一个世界的平等、自由以及温馨，真正的安息。
走过一生，走得多累。
现在好了，他们不再争吵了，不再打仗了，不再劳作了。
眼前会升起一块墓碑，以及墓碑上的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
康德死了。
那墓碑活着。
有过对星空的仇恨吗？我不知道。但，赞美与敬畏却几乎是永存的，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宇宙要毁灭，太阳有热寂的一天。到那时，关于星空、自然的赞美将不得不在毁灭中毁灭。我们可以想像新的开始，但是很难。
仇恨因为是仇恨而消散。
赞美因为是赞美而长存。
爱因斯坦说：
任何一位认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
我在大自然里所发现的只是一种宏伟壮观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完菩，这种结构会使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感到“谦卑”。这是一种地道的宗教情感，而同神秘主义毫不相干。
牛顿的墓碑上写的是别人刻上去的话：“人们欢欣吧，这个伟大的人物曾经为人类的光荣而活在世上。”牛顿为英国诗人波普这样热情地赞美过：
当整个宇宙都在黑暗中时，神若下令：牛顿你出来吧，光就会出现。
牛顿则是这样说牛顿的：
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不知道，在世人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像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为不时捡到一块比较光滑的卵石、一只比较深亮的贝壳而軎悦，真理的汪洋大海就在我面前，而我却完全没有发现它。
七尺之躯，头颅至上。
当毕达哥拉斯第一个认定地球是圆形时，他只是出于想像而没有任何实证。这位精通几何的天才从最美的几何图形圆形得到启发，进而认定地球的形状应是最美的圆形。更多的星空下的观星者是由自己的头颅想像天宇的，圆形或者类似圆形的形状便视为神圣、神秘。中国古观象台的仪器都离不开圆或半圆或孤状，就连最早的象形文字也都是圆形的，而现在的方块字方形则是为了书写方便的圆形的变体。当我们的先民在树上“筑巢而居”时，那巢也是近似圆形的。
有资料证明，中国长江流域一带最初并延续了千百年的民居的一种是用芦苇、稻草搭成的半圆的“环洞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器皿如锅、碗、盆、碟无不都是圆形等等，均是没有文字可资说明的先人与天地感应的妙不可言！圆的奥秘啊！《科学的历程》的作者吴国盛说：“这头顶的星空就是宇宙。”既非哲学家，也不是天文学家的我，在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星空时，感觉到的是一切的一切，澄明而深邃，它不同于北斗七星这样的天体以及夏夜群星闪烁的银河，它们都有空间位置，有轨迹可寻。而宇宙呢？它是什么？它在哪里？
目光开始寻觅，并且和星光碰撞，想像便丝丝缕缕地在头顶升空，从一朵乌云下来到一朵白云上，拽住彗星的尾巴，徘徊于黑洞的边缘，月亮像银钩。
我用我的目光裁剪我的想像。
你裁剪一朵云，像裁剪一块布。
然后编织成各种带子，挂在月亮银钩上，再把剩余的小布头用来装饰黑洞……
可是，星月黑洞之外呢？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终极？
在没有望远镜的古代，人的目光反而能看得更远、更透彻。明朝的杨慎说；“天有极乎，极之外何物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宇宙是不可言说的，但我们拥有宇宙。因为宇宙固然不是我们的经验对象，但我们总是以经验对象的方式生活着吴国盛语我们拥有宇宙是因为我们存在。
我们追问宇宙则源于“思的虔诚”。
思正以它单纯的说，在语言中犁出不显眼的沟。这些沟比农夫迈着缓慢的步子，在土地中犁出的那些沟还要不显眼。
宇宙的神秘使我们莫测高深。
宇宙的澄明是提醒人类记起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家园的存在。即便当无家可归的感觉苍凉地袭来，能知其为苍凉者岂不依然证明着我们的存在？
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谁的惊愕能入以为自己伟大是在地上，人发现自己渺小，则是在天上。人以为自己伟大的时候，其实只是渺小地站立着；人发现自己渺小的时候，耩神的伟大已开始试图去追问星光了。
人类关于宇宙的最基本的知识，都是观星者的记录。
最初的观星只是出于好奇，而不曾想到要创建一门科学。在后来的科学毫不犹豫地埋葬了好奇之后，当我们回首，谁都会感到：古星空是格外璀璨的！你甚至在星空下会碰巧遇见原始思维中敬畏的目光，以及企图读懂它的愿望。
如是白昼，云遮着天，云总是白云与或浓或淡的乌云，夏日的傍晚还有红色火烧云，透过云的裂缝，天是蓝的。如是晚上，夜空晴朗，星光璀璨，那光闪亮而且袒露。我们的童年都有过数星星的经历，数着数着便会想：那星是什么？那光是什么？那星光之外又是什么？
当神话与传说被放逐，现代的书上告诉我们，所谓天就是大气层。包围着地球的气圈从地面往上测算约有2000公里厚，不过大气总量的90%都集中在约15公里以下的范围内，在50公里的高度上已占去99.9。再往高处，大气便更加稀薄渐至真空，那是接近星际空间的边缘了，属于另一个世界。
因而，我们已经大概知道天并非实体，没有固态硬壳，它只是以观天者为中心的假想的圆球面而已。
你说你看见天了，其实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你说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天天在天底下匆匆来去。
那么宇宙呢？
中国的古籍《尸子》谓：“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日宙。”东汉天文学家张衡说：“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显然，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的一切，天、天体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的或者说当今世界的宇宙观念可以用史蒂芬霍金的一番话作代表：
古老的关于基本上不变的、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无限久的宇宙的观念，已为运动的、膨胀的并且看来是从一个有限的过去开始并将在有限的将来终结的宇宙观念所取代。
“更概括地说：从混沌中诞生出有序的宇宙；有序的宇宙转变为万有的宇宙；而这个‘万有’的宇宙竟创生于‘无’。”（《宇宙的观念》，肖巍著）
宇宙空间之大，天文学上只能以光年作计算。光，是宇宙间速度最快者，1秒钟为30万公里，眨眼之间便绕了地球七圈半。一年是3155万多秒，光，在一年中走了多远呢？大约是9.5万亿公里，这便是一光年。
光，一直在走，从不停息地运动。
光，从有光的那个瞬间起就开始了光的历程。
不知道光的神速是在逃逸呢，还是在追寻？
如是逃逸，它为什么逃逸？如是追寻，它又追寻什么？
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赶上一束光线去看世界，它会是怎样的呢？”它会渐渐地显现出来，但显现之路极为艰难，远非平坦，许许多多如今看来属于常识的观念，在当初，却正好相反。比如现在尽人皆知的地球自转与绕太阳公转，地球尽管称为地球却也只是天体的小小不言的一部分等等。然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色，把自己设想成史前底格里斯河畔的观星者，以为天空是一个巨大的苍穹，晚上悬挂着的星星开始发光，太阳每天横越苍穹，早展从东方的海上升起，晚上则落到西方的大山中，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人们找到了光，也为光迷惑了。
但，即便是最初的观测，星空好像还是杂乱无章的年代，从四季往复中得出了春种秋收的规律，又知道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南闪火门开，北闪雨来来”，月亮的圆缺又约略地与春汛及秋雨相关联，便有了“天垂象，圣人执之”的古训。总之，天地与人的生产、生活的关系是从开始就显现，并愈来愈密切了，密切度的增加与人的活动有关。只要你以为对星空、天宇有了一些了解了，哪怕这了解后来被证实是镨的，也一样会把人与天缠结得更密切，人的敬畏之心也愈加强烈。人以为自己伟大是在地上，人发现自己渺小，则是在天上。人以为自己伟大的时候，其实只是渺小地站立着；人发现自己渺小的时候，精神的伟大已开始试图去追问星光了。
《宇宙》的作者大卫·伯尔格米尼认为：
在旧大陆（欧、亚、非三洲）的古老文明中，在精确观测方面，只有中国人足以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孃美。中国人远在公元前2137年就曾记录下日食，而且建造了大量的天文台。在新大陆（美洲）的玛雅人也是古时出色的天文学家。他们采用的历法，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目前通用的星期、月份、年和闰2月为29天的这一公历方便。可惜我们只能辨认玛雅人的数码，而不能认出他们的文字，所以对他们天文知识的整个范围，至今仍不了解。
人类留在天宇中的目光、探求与想像是如此地缤纷、曲折，我们最好不要用冷冰冰的“准确”与“错误”这样的理性的判决字眼去评估它们，一切都是珍贵的思的丝丝缕缕，无须编织，不是网罗，更没有想到名垂千古。任何一种假设都是大胆的，任何一种想像都是奇特的。它们有时互相重疊，有时也互相冲撞，为了寻找并确定宇宙的中心。晚年的柏拉图“非常内疚，为的是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普卢塔克语八柏拉图并且认为“这个正中而且最崇高的地方应该留给更有价值的东西”。
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希腊的文化之都从雅典移至埃及亚历山大港，仍有地球运动说的天文学者坚持认为地球自转、公转而且并非宇宙中心，塞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公元前310—前230年）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阿利斯塔克“日心说”的细节已无从得知，但他确曾指出过：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月亮及五大行星以各白不同的速率绕太阳运转。结果是阿利斯塔克被视为异端，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古代哥白尼”的天才最终不仅是无法被湮没的，而且让千百年之后的人们认识到所谓异端很有可能是真理的新思维。霍尔顿在《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中庄重地说：
但正是这些推测在1800年后启发了哥白尼去完成他的关鍵性工作。显而易见，凡属有成果的思性是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而且永远不能以最终的定论来衡量它们的价值。
哥白尼的出场是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