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世说新语》，至“企羡”篇，一段文字扑入眼帘：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这是说，右军将军王羲之，听到有人把他的《兰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相类比，又把他本人与石崇相提并论，神色十分高兴得意。
我不能不感到吃惊。
王羲之何许人也？至少我知道他是名扬四海的东晋大书法家，为后人尊崇的千古“书圣”。石崇何许人也？我也至少知道他是一位奢靡无度、因与人争侈斗富故而名声很坏的西晋豪绅。至于《兰亭集序》，文情并茂，脍炙人口，是早有定评的名篇佳作；《金谷诗序》却未尝一读，不过既出自满脑子铜臭味的石崇之手，恐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王、石二人，虽然都生长在晋代，然而其口碑相差甚远，怎么能平起平坐，相提并论呢？别人将他们相提并论也就罢了，而王羲之本人又怎么会倍感荣耀，闻之而“甚有欣色”呢？这就越发令人不解了。这故事收在“企羡”篇里，企羡者，景仰、企慕之谓也。世人的这一比附，右军先生的这一企羡，岂不是很有些不伦不类，而且大失所当么？书圣王羲之无疑算得上一位“智者”，他的这种“企羡”，岂非智者的误区？吃惊之余，甚感困惑不解。我于是不能不进行一番探究。
石崇生长的年代比王羲之（303——361）要早约半个世纪。石崇是西晋权臣石苞之子。他成年做官之后，敛财有方，“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以至“财产丰积，室宇宏丽。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晋书》卷十三）。也就是说石崇的富甲一方，主要是靠担任荆州刺史时，大肆劫掠外地客商而获得的不义之财。而使他更为臭名远扬的是他“与贵戚王恺之徒以奢靡相尚”，即“崇、恺斗富”的丑闻。据《世说新语》“汰侈”篇所载，石崇家的豪华厕所，竞有“十余婢女侍列，皆丽服藻饰”，各种香料、香粉“无不毕备”；客人每如厕，须由婢女换上一套新衣服才出来，弄得一些人不好意思上他的厕所。在“斗富”中，王恺用麦芽糖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火烧饭；王恺用丝绸做步幛，铺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步幛“压倒”对方；王恺用赤石脂刷墙，石崇就用上等花椒来刷墙。王恺是皇亲，晋武帝的舅父，故常常得到武帝的偏袒与资助，即使如此，他仍然一斗”不过石崇。晋武帝把一株“世罕其比”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王恺在石崇面前炫耀，却不料被石崇随手挥起铁如意猛击而碎。王恺痛惜不已，石崇却说：“何足惜哉！我即刻赔你”。遂命手下人搬出了库存的珊瑚树，其中光彩溢目，举世无双，高达三、四尺者就有六、七株之多，令王恺“怅然若失”，甘拜下风。如此争豪斗富，暴殄天物，且问何物不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来？有晋一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当时皇亲国戚、豪门显贵奢靡腐化到如此程度，这给贫苦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不言而喻的。
“汰侈”篇还有一则“行酒斩美人”，讲的是：“石崇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便）使黄门交斩美人”。有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到石崇家赴宴，女侍敬酒时王敦故意不喝，石崇一怒之下便接连杀了三个敬酒的美女。这真是骇人听闻，读之令人毛骨悚然。足见其人是何等的暴虐成性，凶残狠毒。石崇后来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诛杀，时年五十二岁。
王羲之出生在石崇死后三年。他是丞相王导之侄，“世出大族，少有美名”，“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如果说上述石崇故事充满了恶俗之气的话，那么史传所载王羲之故事，·则充满了文人雅士的天真率性与清高脱俗，以及“性情中人”的可爱之处。
先看一则“东床坦腹”：
郗太尉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与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日：‘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成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
‘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羲之字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篇）王羲之洒脱自在、任诞不羁的名士风度，于此极为生动地活画出来。而羲之不作矜持矫饰之状，却以本真率性对待择婿之事，何尝又不是一种睿智聪慧之举呢？再看一则“性独爱鹅”：
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羲之）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晋书》卷六十·王羲之传）羲之对鹅的偏爱，自有其天性与旨趣在，不可以庸常视之。那位老太婆误解了他，以为他爱鹅是喜食鹅，宰而烹之，却使羲之“叹惜弥日”那位山阴道士却理解了他，欲以一群鹅换他的书法墨宝，他则毫不犹豫，欣然而书。以王羲之当时的名气和影响，相当于现今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了吧？设若他以字售市，再以钱换鹅，岂不大省其事而大利于已？老聃《道德经》洋洋上千言，他竞不厌其烦书之以换群鹅，如此事倍功半，不亦笨乎？如此乏于算计，缺少经济头脑和市场观念，不亦迂乎？联想到当今一些既不笨又不迂的“著名书法家”，技属三、四流，价标一、二等，点墨成金，漫天索酬，虽令人昨舌，却也名利双收。而王羲之却逞一时之快，只图率性而为，且“笼鹅而归1，甚以为乐”，其欣喜雀跃之状可掬，天真惬意之情可感。然则，不如此，王羲之也就不成其为王羲之了。
古籍中还记载有王羲之在蕺山时，见一卖扇的贫苦老妪，便慷慨为其所售之扇每书五字，众人知是右军所书，“竞相买之”。这些轶事，其实都表现了王羲之性格的率真与善良。试想，一个见活鹅被宰杀便可伤心叹惜不已的文人，与前面叙及的那位在酒席宴上连杀三人而“面不改色”的屠夫石崇，其人性之优劣与善恶，岂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王羲之虽才华出众，年轻时却清高而不肯出仕。后来经人劝说，他才先后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贫。然朝廷赋税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他的意见常常被朝廷采纳，从而使他治下的百姓“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痛恨贪官并进言惩治之：“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羲之在任上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也向朝廷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比如简化文件法令，整顿吏治，减少向百姓过度征敛等，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位体恤民情、尽职守责的好官。后因与骠骑将军王述不合，他不愿曲意逢迎，愤而隐居会稽，纵情山水以终天年。为官也好，赋闲也好，他都不改其志，体现了他品格的正直与清高。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是对书法艺术的精深造诣。他自幼精研书艺，曾从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书；后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博采众长，自成新体，为后世所宗，尊为“书圣”。他留下的《兰亭集序》、《乐毅论》、《黄庭经》等诸多名帖，被书法界奉为至宝；南朝书法家羊欣推崇王羲之书法为“古今莫二”，梁武帝则赞日：“王羲之书，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是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兼具文攻武略的一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终生痴迷王羲之书法。他不惜用重金从民间购募王羲之真迹2000余纸，并每日临摹切磋，乐此不疲。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由尚书右仆射房玄龄领衔监修的《晋书》完稿，其中的《王羲之传》末尾有一段“传论”，唐太宗竟然一反常例而取代修史大臣，兴致勃勃地亲自撰写，对王羲之的书法作了如下评价：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术，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观其黠曳之工（笔画的精美、工致），裁成之妙（结体、章法的妙韵），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唯）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卷六十）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私心偏爱、推崇备至，虽为一家言，却多为后世认可。王羲之“中华书圣”的地位亦几成定论。
在历史上，王羲之以书法名世，由于这方面独树一帜、雄视百代，故他的文学成就往往被掩盖和忽略。事实上，他学养深厚，器识文章均在时人之上。除《兰亭集序》才气横溢早有定评之外，他的《与会稽王笺》、《遗谢万书》、《杂帖》等精短美文亦颇受好评，且有《王右军集》传世，奠定了他的文学家地位。
至于“企羡”篇所涉及的两篇文章，即《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稍加对比，其优劣亦显而易见。
要弄清石崇的《金谷诗序》，得先弄清这篇文章的诞生地“金谷园”。原来，它是富豪石崇耗巨资在河南洛阳市郊金谷涧中修建的一座豪华别墅，是石崇宴请富商巨贾、达官贵人的饮酒游乐之地，园中舒适的娱乐休憩设施一应俱全；更有甚者，园中还养着一大批为客人“服务”的年轻貌美的婢女。其中，有一人是非他莫属的专宠，这便是“美而艳、善吹笛”，名为爱妾、实为名妓的绿珠。在这里，不能不涉及到一桩史称“绿珠之祸”的轶事。其时石崇已卷入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纷争即“八王之乱”中，为权倾一时的外戚贾谧充当鹰犬。贾谧失势被诛之后，石崇因是其党羽而被免官。相国司马伦（“八王”之一）的亲信孙秀早就对绿珠垂涎三尺，此时便派人到金谷园向石崇索求绿珠。石崇则声言：“绿珠吾所爱，汝不可得也！”孙秀闻报大怒，遂怂恿司马伦诛杀石崇。兵祸临头，绿珠坠楼自杀，石崇被司马伦处斩，其母、兄、妻、子十五人亦株连被杀，家财（当然也包括这座金谷园在内）被悉数抄没。
这便是《金谷诗序》的诞生地，名闻遐迩的“金谷别馆”。它不仅是石崇恣肆淫乐的养妾狎妓之所，还是他附庸风雅的舞文弄墨之处。
这二者一鄙一雅看似矛盾，却常常被一些慕虚荣、装门面的有钱人“统一”起来。此等怪现象，古今皆然。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其时石崇正倚势逞强，春风得意呢。忽一日心血来潮，他想在这座别墅里举办一次“金谷诗会”，于是邀集达官贵人、时贤名士来此饮酒赋诗。
后将这些诗作编成一集，石崇为之作序，这便是《金谷诗序》。仅以尚能查到的一些字句而论，颇似当今某些娱乐场所招徕顾客的广告词，诸如“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草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之类，文辞粗俗而无词章之暮；其余便是些“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之类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哀哀慨叹，缺少深刻的内涵与艺术特色。只因其时石崇居于一方“首富”的有利地位，加之当时盛行朝野的谀富之风，遂将诗会“炒”成一大“盛事”，将此《序》吹成一篇“名作”，这就是《金谷诗序》在一定时期内也还颇有些“名气”的原因。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和当时名流雅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绍兴西南）之兰亭，行修禊之事（修禊是一种春三月在水边嬉游集会以消除不祥的古代习俗），享风光之美，集人物之盛，尽吟咏之雅，真正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堪称东晋一代风流人物的空前盛会。其时置酒杯于溪水上流，任其顺水而下，友人依次坐列，停杯即饮，饮辄赋诗，称为“流觞曲水”，乃是最令后世文人仰慕的一桩雅事。大家开怀畅饮，即兴吟诗，并建议将这些诗作汇集起来，推举王羲之作序，以纪其盛。王羲之当仁不让，欣然命笔，以敏捷的才思写成《兰亭集序》。文章远远突破了一般“纪盛”之作摹景描实的模式，而以抒发人生感慨为主旨，通篇洋溢着潇洒的韵致，与超然玄远的情趣，以及纵论生死、探求个体生命与宏大宇宙关系的深邃哲学意蕴；情思渺远，畅怀无限，显示了晋人的深情与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