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的众多姐妹，数四姨和母亲最漂亮。母亲的漂亮是一种大家闺秀的娴淑与端庄；而四姨，则兼有学生的稚气、村姑的清纯与少女的妩媚，娴雅中透着楚楚动人的魅力，腼腆中不乏脉脉含情的韵致。算起来四姨比我大十四岁，记得我五、六岁时，正是四姨出落得娉娉婷婷、风姿绰约的年纪。她牵着我在街上走，总引来那么多注视的目光与“回头”的顾盼。而四姨总是目不斜视，心无旁鹜，径直走她的路。原来，当时刚满十九岁的四姨已经名“花”有“主”。
那时候正是县城解放前夕，四姨刚刚高中毕业。据说，如此匆匆地结婚，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亲、说媒的人跌破了门槛，也许是难于应付之故，也许是出于“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便由外公作主，四姨嫁给彳同在高中念书的亲表哥。就像《红楼梦》里宝、黛相恋一样，社会表亲缔姻乃为“时尚”，可惜四姨和四姨父来不及相恋，就被婚姻的红绳双双拴在了一起。四姨父对这桩婚事是满意的，而四姨，则更多地出于父命难违的孝顺心理，女大当嫁嘛，何况嫁了亲表哥，知根知底，亲上加亲，亲戚们也皆大欢喜。单纬而不谙世事的四姨，对婚姻的“未来”还来不及细想，便懵懵懂懂地做了新娘。
婚后不久，县城解放。四姨当了小学教员，四姨父则靠代课有些微薄的收人。很快，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表弟。一九五二年，四姨父考上云南大学，赴昆明求学。古时候就有“红颜薄命”之说，意思是容貌出众的女子，往往遭致婚姻的不幸而命途多舛。对于这“宿命”之说，自可不信。然而四姨后来的命运，却不幸而正应了这句谶语。一九五三年的夏天，四姨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四姨父在云南突然死亡！死因不明，尚待调查……
这飞来的横祸，犹如晴天霹雳，几乎将四姨击倒！刚满两岁的娇儿，还在襁褓中尚未满月的女婴，一家三弱妻稚子，将何以承受这泰山压顶般的致命一击？我不清我们全家人当时的震惊与慌乱，记不清母亲和她的姊妹们陪着四姨流了多少哀伤的泪。我只记得一个细节：她们藏起了四姨家所有的菜刀和麻绳，日夜守护着四姨——她们怕她经受不住打击而自寻短见。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四姨当时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自杀。此时此刻，她明白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与义务，她说她没有任何权利舍弃儿女而作出自私的抉择。
眼泪哭干之后，四姨坚强地站立起来。当她走进校园、走进教室，面对一张张稚气的脸庞，不明就里而又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用歌声和笑声包围了她。她不能在天性欢乐的孩子们面前流露自己的悲伤与痛苦，她明白，只有将自己还在滴血的心浸润在孩子们欢乐的海洋之中，浸润在忘我的事业之中，心灵的创伤才有可能渐渐地得到抚慰和疗治。
于是她拼命地埋头工作，将自身的不幸与哀伤交给流逝的光阴去慢慢淡化……
那时候，四姨刚满二十三岁。
四姨依然年轻漂亮，依然美得出众。我暑假去看望四姨，和她在街上走，她那与众不同的风采与魅力，依然吸引着那么多注视的目光与“回头”的顾盼。我那时少不更事，只是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的“荣耀”。后来县城里放映《霓虹灯下的哨兵》，有人就说，你四姨长得像电影演玲，像电影里的春妮——我一细想，还真像呢。
可我心里更明白的，是四姨在走着一条多么艰辛的路！稚子幼女，三人的负担集于一身，就靠她微薄的工资。更使人难以承受的是，祸不单行，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儿子和女儿开始轮番生病，要么缺钙而双脚佝偻，要么“甲亢”而面部浮肿，要么肺结核，要么风湿痛……
一茬接一茬，可谓层出不穷！四姨不断地求医问药。最后医生询问了她的婚史，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多病，缘于父母通婚系近亲血缘之故！这结论，于四姨不啻又是重重的一击！这是科学！可作父母的为什么就那么无知那么胡涂呢？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优生学开始有限地宣传，近亲结婚开始局部地禁止。可是对四姨来说，这已经为时太晚。解放前匆忙的婚姻所酿致的后果，已如覆水难收，铸成大错而无可挽回了！而近亲血缘婚姻的直接受害者是下一代了是孩子！也就是说，是亲生父母“害”了孩子。看着可怜的一双儿女从小被病魔折磨，四姨陷入难以自拔的深长的悔恨与自责之中，她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是父母作孽，使无辜的孩子终生受累啊！四姨病倒了。是心累，是心病。负罪感像无形的毒牙利齿，久久地啮咬着慈母的心。
一场大病之后，四姨憔悴多了。当然她依然漂亮，就连“憔悴的美”也依然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只是她此时的的美已不再是“春妮”或陶玉玲式的清纯靓丽，而是凭添了几分成熟，几分忧郁。这时又有人说，她更像中年以后的电影演员秦怡。不仅像秦怡的美丽端庄、高雅文静，而且有着酷似秦怡的遭际和命运。据报上披露，秦怡和金焰的儿子，不也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么？到成年后还不会料理生活，发病时甚至动手打妈妈。金焰去世后，秦怡含辛茹苦，独自支撑着抚养病孩的责任和义务，她以博大的母爱忍受着心灵的创痛，在银幕上塑造着各色各样光彩照人的女性，而在生活中，在家庭里，则担当起对病儿百依百顺、呵护备至的慈母之责……四姨此刻的境遇，不正和秦怡极其相似么？如果把上讲台也当作一种“演出”的话，应当说，四姨的演出同样是成功的。作为一名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自己。繁忙的教学之余，她带着孩子经常跑医院，无论多苦多累，从不轻易请假、缺课。在家里，她可以对着自己的孩子暗暗流泪；在讲台上，在别人的孩子面前，她却深知自己没有流泪的权利。她总是微笑着，总是以慈母般的循循善诱与温言软语，“塑造”着为人师表的形象，给孩子们以积极向上的言传身教。她的笑容与慈祥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气质使然，天性使然；是一种职业的习惯，一种神圣的使命，是她心性中的善良所承袭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的美德。
面对病孩时的苦涩与面对学生时的喜悦，走进医院时的沉重与走上讲台时的欣慰，因支付医药费而负债累累、家徒四壁的贫穷匮乏，与教学育人硕果累累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富有……这一切，在同一个人身上形成强烈的反差，又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为和谐的整体。脚步匆匆，岁月匆匆，四姨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担负着既为人母、又为人师的竭尽爱心的双重角色。
而此刻，四姨又面临着另一种心灵的冲击波：是否再作一次婚姻的选择？平心而论，这个贫病交加的不完整的家庭，确实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男人的支撑。孤苦的弱女子不能没有丈夫，可怜的病孩儿不能没有父亲。病儿、寡母组成的“半边天”，在经年累月的风雨摧折中毕竟摇摇欲坠容易坍塌啊！而此时说客盈门。由于四姨的品格和容貌“芳”名远播，示爱者和求婚者络绎不绝。而其中大都是二、三十岁的未婚青年，有干部、有教师、有军官、有商人，不乏情诚意笃者与条件优越者。他们中又大都善良温厚，甚而“爱屋及乌”，表示心甘情愿待一双病儿如亲子；甚至宁愿自己不再要孩子，也要一心一意将两个病儿抚养成人。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古道热肠的好心人与真情实意的追求者，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四姨却一概予以婉拒。其实呢，人非木石，孰能无情。面对着那些钟情的好男人，四姨岂能完全不动心不领情？原来，她有更深沉、更成熟也更理智的想法。最后连我的母亲和许多亲戚都加入了“说客”的行列，她们苦苦劝说，开导四姨，你二十三岁就守寡，何苦来着？就看在孩子份上，也应当重组家庭才好啊。可四姨的回答朴实无华而又掷地有声。她说，正是由于这两个病孩，使我想到作父母的对不起他们，害了他们，近亲结婚可真是自作孽啊！看来我这一辈子只有尽心尽力守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只有减轻他们的痛苦才能补偿我（们）的过错。我承受这种“惩罚”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咎由自取；可是，我不能带着两个病孩再去连累别人，给别人造成累赘和负担啊！既然我自己酿下了苦果，那苦果就让我一个人尝吧！说罢，她伏在母亲身上伤心地痛哭起来，在亲人面前，她要让泪水汩汩地冲刷心灵的创痛与内疚。
四姨的话语里，有悔恨，有自责，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与悲悯情怀。
于是她以一颗坚定的心，谢绝了一切好心的劝告与真情的追求，谢绝了有可能重新找到幸福的机遇。本来，她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理所当然地得到命运的青睐。可她毅然地放弃了这种念头，甚至“封闭”了自己的“芳心”，而义无返顾地作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孑然一身，承受孤寂与清苦。
鲁迅先生当年曾盛赞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夫人的一幅版画，名日《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四姨此时所作出的选择，使我想起了这一幅《牺牲》，只不过她不是“献出”儿女，却是全身心地护着儿女而“献出”了自己，“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这沉重的代价与珂勒惠支夫人的“牺牲”，其实是殊途同归，有着同样的悲壮的内涵，闪烁着同样的母性的光辉。
既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四姨便以稚嫩酌双肩，独自承受了生活“赐予”她的超负荷的重担。可以说就个人生活而言，之后数十年的岁月，便是四姨艰难地筹措医药费与精心照料病儿病女的漫长过程。
可命运对她似乎过于苛刻，她的“赎罪”也似乎是望不到尽头的“无期”之旅——以至我的表妹成年之后，因“甲亢”久治不愈而眼球鼓凸、脸部变形，使人目不忍睹；以至表弟、表妹都因体弱多病而婚姻遭致不幸，或夫妻不和，或婚后离异；以致……还有一种“以致”是最“要命”的，那就是近亲血缘的弱势遗传基因居然影响到第三代！四姨的小孙儿，自出生起便又“承袭”了体弱多病的“遗传”——近亲结婚，祸及子孙，世人当引以为戒啊——这就愈是加重了四姨心中挥之不去的“负罪”感。于是，当她作为母亲照料多病的儿子直到他结婚生子之后，她又作为祖母，继续着没完没了地以极大的耐心照料着同样多病的孙儿，以致她本人也因操劳过度而疾病缠身，退休之后也不能安享晚年。她无怨无艾，省吃俭用，以保证孱弱的孙儿有足够的营养，使他尽可能地健康成长。旧式的婚姻所带来的难以逆料的后果，以及四姨这种旷日持久的“赎罪”和补偿，可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啊！四姨惟一的精神寄托，是她几十年教师生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语），育得桃李满天下。她早年以教学育人为乐，待学生亲如自家孩子。她退休以后，不少事业有成的学生经常来看望她，给她以温暖和帮助。这是她足以告慰晚年的快事。
四姨当年年轻貌美而拒绝再婚，曾引来种种议论。同情者谓之“可惜”，惋叹她与可能得到的幸福失之交臂；责备者谓之“守旧”，讥议她有“从一而终”、“贞女不嫁二夫”的封建思想；褒扬者谓之“难能可贵”，称赞她是集困苦于一己之身而不肯将艰难转嫁他人的无私女性……是非任人评价，“众说”何止“纷纭”。我作为晚辈，则不便多言，也一时难以评判四姨的“忍苦”、“认命”孰是孰非、该褒该贬。
我只是想说，我心目中的四姨，是最能隐忍艰难困苦的那一类坚韧不拔的女性；丧夫之后整整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所承受的，当然不仅限于生活的艰辛与清贫，还包括凄风冷雨的寂寞与漫漫长夜的孤独，还包括舍弃幸福的决断与苦斗病魔的煎熬。这一切，需要何等坚韧的毅力与顽强的意志啊！因此，我心目中的四姨，更确切地说是一位甘于自我牺牲的受难者与殉道者的形象；当然，她是一位美丽非凡的殉道者，她年轻时，是我心目中的女神维纳斯；而中年以后的她，则是我心目中的圣母玛丽亚。
岁月催人。四姨老了。直到古稀之年，多病的孙儿身体逐渐康复、考上大学之后，她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三年前她七十大寿，我去贺寿时，见她已是满头白发，名副其实的“白毛女”。可她依然神情乐观心境安详，苍老的容颜里依然闪烁着年轻时的风采。是的，容貌出众、漂亮非凡等等，也许都只是昙花一现，也许都经受不住岁月的磨蚀与风雨的摧折。凝视着她那多皱的额纹与满头的白发，我的思维在急速跳跃，我在努力搜寻着昔日的那个“春妮”式的漂亮的四姨；而历史的镜头却像电影中的“闪回”一样，向我娓娓讲述着一个美丽而又凄惋的故事，讲述着一位兼有学生的稚气、村姑的清纯与少女的妩媚的漂亮姑娘，怎样走进婚姻的误区从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步步颠踬于生活之途而走向垂暮之年的故事。
而此刻，我仿佛听到了镜头之外那震聋发聩、催人警醒的画外音：
“谁之过？谁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