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看我生气了，赶紧又把话说回去：“一样的，一样的，找谁都会给你办事的，你说说吧，什么事？”我心想，记恨村长有的是时间，眼下还是找弟弟要紧，遂再次向他正式汇报说：“请你帮我找我弟弟。”那助理也很干脆，说：“说说情况。”我说：“我叫王全，我是小王村的，我今年二——”那助理员打断我说：“不是说你自己，说你弟弟的情况——”他又朝纸条看了一眼，知道了，说，“不用说了，你弟弟二十岁？”我说：“是二十岁。”助理“咦”了一声说：“二十岁？二十岁又不是两岁，怎么会走丢的？”我如实说：“我弟弟有病。”
那助理替我叹息了一声，说：“可惜了，你排错队了，找人你到派出所去报案吧。”他见我发愣，抬手指了指墙上的条例，说，“你认真再看一看，乡民政办的办公范围是哪些。”
我过去看条例的时候，身后的人就挤上前去办事了，我被挤到一边，看着贴在墙上的工作条例：
办理残疾证，办理程序：当事人携带县人民医院或县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等等等等；
办理老年优待证，办理程序：当事人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一寸红底照片两张……等等等等；
申请扶贫帮困救助，办理程序：由本人到乡人民政府或村委会递交书面申请……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确实没有帮助寻人这一条，我又朝墙上望了望，望到残疾两个字，我有了办法，掏出弟弟的残疾证递过去，说：“我弟弟是精神残疾，证是你们发的，应该求助你们的。”那助理也没看那证，他就知道，说：“证不是我们发的。”我说：“明明是我们村长带我弟弟到你们这里来办的。”那助理说：“我们是代办，我们不是发证机关，证是县残联发的。”我很失望，被排队的人挤在一边，泄气地说：“那，你不能帮我找弟弟了？”
现村长的那张纸条还在他桌上搁着，他朝纸条努了努嘴，说：“这纸条先留下吧，我替你留心着点儿，不过，你还是再到派出所去报一下吧。”
我最终被迫退出了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伍，瞧着依然很长的队伍，我有点儿依依不舍，也有点儿不甘心，自语道：“助理，助理到底就只有助理的水平。”旁边一人赞同我说：“乡政府只让助理来给我们办事，是应付我们。”另一人却反对说：“你们不知道，王助理水平很好的，也很耐心的。”
我这才知道这助理也姓王，只是不知道叫王什么。正如他自己说的，叫什么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不能帮我找到弟弟。
我只好又到乡派出所，也是如此这般很简单的一番手脚，所不同的是，因为我只带了一张寻人的纸条，留给了王助理，派出所这里就没有了，这也不难，他们记录下了我说的话，就让我回去等。
我回去以后，充满希望地一等再等，可是你们知道的，不可能有我弟弟的消息。
我忍不住又到乡上去了，到了乡镇的街上，我站在岔路口，一边是往乡民政去，一边是往派出所去，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清楚应该往哪边去，但是我的脚带着我往乡民政去了。
那王助理已经记不得我了，又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是小王村的，王助理一听小王村的名字，忽然“哎呀”了一声，说：“你等等，你等等。”他丢开手里正在弄的那个簿子，开始翻旁边的某个记录簿，翻了这本不对，丢开，又去翻另一本，还是丢开，再翻一本，又丢开。
我觉得挺不过意，但是除了来麻烦他，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找到弟弟。好在王助理倒没有嫌我麻烦的意思，他只是为自己找不到那本应该找到的记录簿而责怪自己，一会儿拍脑袋，一会儿又骂自己是猪脑子，最后他忽然想起来了，原来就是原先在他手里的那一本，王助理往前翻了两页，立刻笑了起来，说：“果然的，在这里。”
我赶紧上前扒那个簿子，好像弟弟就在那个簿子里。
王助理指了指说：“喏，就是这个电话记录，江城救助站来的电话，问我们大王乡有没有叫王全的。”
我立刻激动地叫喊起来：“有，有，就是我，我就是王全。”
王助理立刻说：“你瞎说，他们问的那个王全，正在江城救助站呢，你明明站在我面前，怎么会是你？”
我蒙了一会儿，很快想明白了，说：“王全就是我弟弟。”
王助理朝我多看了几眼，怀疑说：“你一会儿说你就是王全，一会儿又说王全就是你弟弟，难道你和你弟弟同名？”
我说：“我弟弟有病，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他就报了我的名字。”
王助理这才松了一口气，随手写了一个条递给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你赶紧按这个地址，去把他接回来吧，他在人家站里待了很长时间，只说自己叫王全，可全国那么大，你叫人家到哪里去找王全啊？”
我是又惊又喜又奇怪，问道：“那后来他们怎么会打电话打到大王乡来呢？”
王助理说：“所以呀，你得好好谢谢人家，你弟弟什么也说不清，人家救助站很负责任的，为了帮助你弟弟找家，还专门请了专家分析他的口音，分析出来是咱们这块的，又一个乡一个乡地挨着打电话问，总算问到了。”
又说：“当然，也幸亏你那天过来留了个纸条给我，我才记得有小王村寻人一事。”
七
江城是我们的省会，但即便是同一个省份的，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们之间的距离，恐怕也不是仅用公里数就能计算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弟弟，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和江城有什么来往。只是因为它是省会，平时我可能偶尔也会听到一两件与江城有关的事情。但是与江城有关，与我却完全无关。我对江城的了解和认识，就像我对其他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一样，基本上是零。
所以，江城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又是不存在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弟弟在江城，江城就和我有了密切的联系，有了不可割离的缘分。
在乡政府我看到王助理写了“江城救助站”那几个字，顿时觉得好亲切，好温暖。说心里话，我接过他的纸条时，真是欣喜若狂，好像那不是一张纸，那是我弟弟的手，好像我已经拉着弟弟的手了，我感觉到那纸条的温度，弟弟的手是热的。
等我捏着纸条走出乡政府，被冷风一次，我的手也冷了，纸条也没有温度了，我朝纸条看了看，江城，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名，它竟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
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好像我感觉到弟弟在江城受了凉，我得赶紧去带他回来。
我知道，我未来的日子充满未知数，也充满挑战，为了把弟弟找回来，我将要面对所有挑战并且战胜它们。
我的工作思路还是很清晰、很有逻辑性的，我稍作整理，计划就排了出来。我先到街上的网吧去了一下，上网查一下江城。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原先和我八辈子、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江城，就这么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现在我面前了，我看着那些许多关于江城的文字介绍和图片，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人们说得不错，世界真的变小了。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犯了盲目乐观的错误了，在网络上，世界确实是变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江城并没有忽然就出现在我面前，它一直就在十分遥远的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待着，我得千里迢迢去寻找它。
出了网吧，我又去了移动营业厅，我咬咬牙买了一个手机。其实原来我也是有手机的，只是后来我的日子被我弟弟搞得灰头土脸，毫无精彩可言，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没有手机也罢，我把那个手机的号码停掉，手机也贱卖掉了。
现在我又得重新配上手机了。虽然弟弟就在江城救助站等我，说得更乐观一点儿，弟弟已经在我手心里捏着了。但是我毕竟是个要出远门的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配个手机，或许能够帮我排忧解难，或者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如愿以偿地找到弟弟，把弟弟带回家，意味着我又要重新把我的日子过得灰头土脸、毫无精彩了，我岂不是自己给自己设个套子往里钻吗？
正是这样的，我作茧自缚，我周而复始。
我拿着新手机，开始给一些常有来往的关系人物发短信，告诉他们我又有手机了。起先我以为我会发出很多短信的，可发了没几个我就发不下去了，我没想到和我常有来往的人、值得我发信的人，那么少。
我在回家的路上，才想到了赖月，我前对象，她和我中断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怕我去纠缠她，当时就告诉我，叫我别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马上就更换新号码了，而且她是不会把新号码告诉我的。可我的记忆中还存着她的过期作废的老号码，那完全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摆设，或者说，是残存的一点点儿念想。我下意识地给她的旧号码发了一个短信，我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只是写道：“赖月你好，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我朝一个过了期的老号码上发信，明明就是痴人做梦，骗骗自己而已。我没想到的是，片刻之后，我的新手机就接收到了第一封回信，我一看，这不就是赖月从前的电话号码吗，原来她没有换号码。我心里顿觉一阵温暖，虽然她的回信只有“收到”两个字，也虽然我和赖月的关系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好歹我们也相恋过一回，虽然最后我们没有成为亲人，但毕竟我们也没有做成一对仇人嘛。
我赶紧给赖月拨过去，赖月倒是肯接电话了，但仍然是得理不饶人的口气，戗我说：“发过信了，还打什么电话，烧钱啊？”我赶紧说：“赖月，我买了个新手机，其实我本来不想去打扰你的，我以为你已经换了号码，我没想到你还能收到我的信。”说了几句，我觉得我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觉得我想说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好稍停一下，想试试她的态度，不料她却没有态度，一直等着我的态度呢，我只好再说：“我真的以为你有了新号码，而我却不知道你的新号码，如果两个人都换了号码，而双方都不知道，那就彻底失去联系了。”我这么说，明显让人觉得我不想失去和她的联系，还好，赖月似乎并没有计较我暗藏的心思，只是继续用嘲讽的口气说：“不是下决心不要手机了吗，怎么忽然又用手机了呢。”我抓住机会赶紧告诉她我要到江城去。赖月问我说：“江城，哪里的江城？”我告诉她那是很远很远的和我们本来没有关系的江城。她终于有了些疑惑，用可疑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江城？”
我很想直接告诉她，我是去江城找弟弟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赖月对于我弟弟的事情是怎么想的，先前我已经吃了不明真相的大亏，我告诉她我弟弟是老鼠，她走了，分明是嫌弃我家有一只老鼠；后来我再告诉她老鼠丢掉了，她又走了，又好像她对我丢掉弟弟有很大的不满，所以，我根本吃不透她的想法，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想法，如果现在再贸然地告诉她，我又要去把老鼠找回来了，她肯定还是不满，还是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