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出的是，王国维倡导“学无中西”并不表明他无视中西学术间存在的差异。相反，他认为学术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学术体系会产生差异。只是这种差异，属“广狭疏密”上的，而不是高下优劣上的。因而他指出，中西国民素质“各有所特长”，其学术思想自然有所不同。他的学术价值多元观，是他世界学术眼光的反映。
由此可以说，王国维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古籍互相补正的史学研究方法，既是他将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具体运用，也是他融通中西方文化后，以世界学术的眼光对历史研究所持的一种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的具体体现，更是他学术精神的具体体现。
伍
王国维对古器物和古地名的考证
王国维的大贵人，上虞人罗振玉将古器物学分为类别和流传两大项。类别一项包括礼器、乐器、车器、古兵、度量衡、泉币、符契弥印、服御、明器、古玉、古陶、瓦当专甓、古器樵范、图画刻石和梵像十五目；流传项包括鉴定、传拓、模造和撰述四目。若经此分类，则清末民初发现的甲骨列于图画刻石一目就显得十分勉强，只能自成一目；简牍亦不流传，也只能自成一目；照此，六朝文书也可自成一目，至于内阁大库文书，倒可归于撰述一目。此处，不做古器物分类上的探讨，而是着意于王国维的研究，罗列一些他在古器物考证以及他利用卜辞于考证地名方面取得的成果。
先谈古器物考证。
在《说斝》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误认“斝”为“散”字。他对此做了纠正，指出：“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
在《说觥》中，王国维谈了古礼器命名：“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也就是说，宋人对古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器物大小而定的，所以会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他考证出，阮文达所藏子燮兕觥，并不是真正的“觥”，而是“角”器。进而他考证出，自宋以来，被称为“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巨，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小而浅，或有足……或无足而皆有盖，其无盖者，皆出土时流失。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这后一种样式的“匜”实际上就是兕觥。
在《说盉》中，王国维考证出，盉，系古时将酒注入水中时，用它来搅动调和酒水的器具。“盉者，盖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而言，其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
在《说彝》中，王国维考证出，彝为礼器中的共名，而非专名。“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谓彝，以商器为多，而敦则大半周器。盖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异名耳。”
在《说俎上》中，王国维考证出：“俎之为物，下有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距，所谓横也；横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足当横以下谓之距，亦谓之房。”在《说俎下》中，王国维考证出，俎和几二物同形：“但俎或加阑而界为二，几乃无之，余则无不同也。”
在《说环玦》中，王国维考证出：“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谓之缺，环缺其一故谓之玦也。”
在《说珏朋》中，王国维考证出：“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
在《释觯觛卮卮尃卮耑》中，王国维考证出：“觯、觛、卮、卮尃、卮耑五字实一字也。”
接着说古地名考证。
在《说商》中，王国维的考证结果在以下几方面。一、“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宋、商、商邱三个名称均在同一地。商开始以地名为国号，其后继续以它作为一统天下的国号。二、“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三、“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邱，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四、“子贡之时，有齐人，无商人。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有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盖与宋地终始矣。”
在《说亳》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代以亳为地名的很多，但汤的都城亳的所在地在山阳郡的薄县，后汉时属梁国，到魏晋时属梁国的蒙县，即“今山东曹州府曹县南二十余里”。
在《说耿》中，王国维考证出，《尚书序》云，“祖乙迁于耿”之“耿”，即邢邱，“在河内平皋县”，“祖乙所迁，当即此地。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祀于此也”。
在《说殷》中，王国维明确，“殷之为洹水南之殷墟”，但自《史记》问世以来，人们都是把殷误为亳，而殷和亳实为两个地名。
在《秦都邑考》中，王国维明确了秦代的各个都邑：“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之殷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
王国维考证出，西垂，本义是西界，泛指西土，非一地名。至于犬邱，王国维不认同徐广“今槐里也”的说法，而认同“犬邱于汉陇西郡西县地”的说法。泾阳：“当在泾水之委，今之泾阳县地。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也。”“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垅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歧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
在《秦郡考》中，王国维考证出：“秦郡当得四十有八。秦以水得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王国维考证出的秦二十六年所置的三十六郡分别为：上郡、蜀郡、汉中郡、南郡、黔中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巴郡、南阳郡、三川郡、东郡、颍川郡、会稽郡、陇西郡、北地郡、定陶郡、河间郡、闽中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邯郸郡、巨鹿郡、砀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长沙郡、九江郡、泗水郡、薛郡、齐郡和琅邪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