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学术界被誉为“国学大师”，到天命之年时，他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哲学诸领域成就卓著，斐声海内外，可谓是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在文学方面，他更是独树一帜。因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成为了拿西为中用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文学，往往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知识、情趣和历史，并彰显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未来走向。在国人的心目中，它一直是清雅高洁的。那么，为什么王国维对此竟显得不屑一顾，放言“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管窥一番。
壹
什么是文学的三重境界？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反映现实、体现作者内心思想的一门艺术，一般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和寓言童话几类形式。中国古代出现的赋、词、骈体文和曲，大致可归于诗歌与戏曲之列。依此，则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所谈及的境界，应限于诗歌当中的诗词系列，非关整个文学领域。
“境界说”应属王国维的首创。他拿它来作为评论诗词的工具，可以说是对中国诗词美学的一大贡献。“境界”一词，囿于精神范畴，指人或比拟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用到文学方面，合拍之余，自然别有一种情趣。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品。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是王国维对词的美学评价。有境界自成高品。那么，在他眼里，这境界又有哪些区分呢？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別。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王国维认为，境界可分为虚拟的理想境界和客观的写实境界。还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接着写道：“无我之境，人惟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完全可以说是用美的眼光来看待诗词，看待文学。在他看来，要达到忘我之境，才能出真性情的作品，能达到忘我之境之人，自是豪杰之士。
关于文学构思与境界的关连，王国维的观点是：“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关于境界的大小，王国维以词句作说明。“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对于文学评论，王国维对其提出的用“境界”一词作评自视甚高，话语中透着自信。“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所描述的境界，人所共知的当为《人间词话》第二六条所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他把这三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三种境界既是文学的三种境界，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下面不妨从文学的角度来对此做些阐释。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这可以说是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初始阶段必遇的问题，而且是难题。西风多与烈挂钩，风势猛烈强劲，不论是应时节而纷坠之枯叶，还是枝繁叶茂之绿叶，它都具“凋”的杀伤力。一个初来乍到的文学门外汉，仅凭一番热情是不够的，还要于根基上自强自立，培养扎实的文学功底。通过自身的努力经受住这一阵西风后，还要学会承受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看似精神上的，实际却是外在物质上的。唯有怀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心，才能坚守下来。文学终归是反映外在的世界。因而，要学会登高望远，开阔胸襟，拓宽视野，放眼天下，心游于无极，去亲近自然，接触社会，探索未知，增长阅历，察世态人情，悟真善美丑。有了这些方面的实践，则文学创作或做学问的基础具备且充实，需要素材时会不请自来。
第二种境界。毫无疑问，天下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来。要想做出实绩或成就一番事业，就得下一番苦工夫。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如同带有功利性质的一句古话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在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就要舍得付出，且不计得失。就如同王国维自己所说，达到无我之境，方为人生最高境界。在事业追求的路上，容不得一丁点“悔”的，哪怕你付出的代价再大。同时，在成功没有来临，梦想远未实现之时，仍要持之以恒，勇往直前。从事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除了与孤独寂寞相连外，还与枯燥乏味相依。但它是值得的，所以哪怕人再憔悴，也应坚持下去。可以说，此时付出得越多，承受的磨难越多，将来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第三种境界。付出终归会有回报的。那么，这种回报何时能来呢？可以说，这种回报既是可期的也是不可期的。稍具眼光的人都明白，凡是那些付出过后期待回报，而回报也果如己愿如期而至之人，大多都是被世俗所侵蚀之人。因而，这样的回报，终究归于小打小闹式的一种贡献，属功利主义性质的物质范畴。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和做学问之人，他们当然也索求回报，但他们索求的回报属事业的范畴，即期望多多解决问题、多多取得成就上的回报，而非个人物质收益上的回报。他们为自己的事业目标而“众里寻他千百度”，真正达到忘我的境界。唯有这样的人，终有一天，就在他们的不经意间，事业上的成就不请自来。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才是“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这时，该是何等的快慰人心！
另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写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经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在这段话中，他直接点明了文学意境，并指出上境为“意与境浑”，其次为意与境各有侧重。这既可视作对文学的评论，也可作为文学创作的建议。
其实，做文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做事业。人立于世，多会先天不足。天灾人祸，物质匮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有时却之实难，唯有以坚强之心，活出自我，方不负上苍的安排。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这或许就是王国维的本意。其实，他自己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贰
为什么说文学是“游戏的事业”？
中国自古就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文学尽管属人类精神方面的需求，但创作文学之人，同样羁绊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当生活的苛责由不得自己醉心于文学的王国时，意志的煎熬也就让人往往选择了妥协于世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当初视文学为崇高之人，最后全都为五斗米折腰了。
王国维同样是肉体凡身，他的文学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人间词话》外，还有《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红楼梦评论》等。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是，他的文学成果重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上。
王国维曾说过：“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这可从他的另一番话中看出深意。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于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此外，他的这番话，实是显现了他的文学观。即，同古话说的一致，文如其人，作文前，先要懂得做人。这同儒家所倡导的正心修身观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内心中，文学不止是清雅高洁的，更是神圣的。那么，“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这样的话又从何谈起呢？这还要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来探讨一番。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不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进行，而是伴随着阵痛甚至是屈辱，并牵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分子。因而，他生活的时代，既是传统被颠覆，国难当头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感到迷惘和愤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人，身体的基因里大都浸淫着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立德立言立业的抱负。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的愿望不断得到满足时，他立世的热情就会不断高涨，对生活也就充满着无限的热爱。反之，当一个人处于四处违逆的环境中时，他必会倍感压抑和郁闷，于不满中势必会想方设法地逃避现实。然而，当天下大同都处于危如累卵之中，没有选择逃避的余地时，带给个人的感受也就只能是生活如梦魇了。人，人的思想和由人的思想衍生出的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际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制约。由此，也就造就了王国维两难的人生抉择。一方面，他渴望有世外桃源，能让自己从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现实处处作梗，让他大有风尘肮脏违心愿之触。这后一方面，可以说从他成长伊始就开始，并与生活相始终。
王国维的童年是孤寂的。四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感受不到带有最真挚感情的慈母的抚爱。这可以说造就了他孤独寡言的心性。十六岁那年，他以全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按照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他似乎离跻身官场很近了。然而，他的内心中，并没有读书为了做官的这根弦，他的志趣全在书本本身。1894年的甲午战败，对所有的中国读书人来说，都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的刺激。而当时王国维的内心中最渴望的就是去看看日本这个“蕞尔小邦”是怎样变强的。然而，身为长房长子的他，不得不选择屈从现实，为父亲分担家累，去一户人家做了私塾老师，并于同年结婚成家。1898年2月，他来到上海，给当时的《时务报》做杂务，过起了干得多、拿得少的打工生活……
因而可以说，王国维大都是于大违心愿的时光中煎熬度日的。然而，这恰锲合了人生的一条定律——磨难成就思想。当然，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也就让人看不到条清缕晰的思想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从他的作品中窥知思想。“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无论是从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统览他的作品，谁都承认，他的思想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忧生忧世的烙印。因而，它的思想完全可归于悲观主义的范畴。
可以说，王国维的一生，都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传统教育塑造了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心性和崇尚神圣高雅的人品，但是现实却将他打磨成了忧郁悲观的心性和愤世嫉俗的人品。传统与现实间的不可调和，既阻挠了他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又妨碍了他去布德施业的生命意识和人格情怀。尤其是当看到心中无比圣洁的文学竟沦落为为稻粮谋的工具时，他内心中郁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知，“文学者，游戏的事业者”语，实是王国维的一句愤世之语。这既是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更是表达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如他所说：“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功利性的，就如同玩游戏一样，一切顺乎天性，不能靠它来混饭吃；作文如做人，气节操守永居第一位。这是一种圣贤情结。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执着坚守，更何况古来圣贤皆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