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现象之世界外，尚有本体之世界，故吾人经验的品性外，亦尚有睿智的品性，而空间时间及因果律，祗能应用于现象之世界，本体之世界则立于此等知识之形式外。故吾人之睿智的品性，自由的非必然的也。”如此，意志论也是对的。也就是说，“同一事实，自现象之方面言之，则可谓之必然，而自本体之方面言之，则可谓之自由”。而对于人的意志是否是自由的，人的行为到底受意志的支配，还是对因果律的被动的服从，长期以来，都是西方哲学争论的焦点。
王国维认为，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命”，大多数是就“宿命论”而说，其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人一生的祸福荣辱是否是前定的。因此，在他看来，除了墨子之外，其他人都相信祸福由命定。而中国哲学家又对“决定论”很少有论述。所以他得出结论，中国哲学史上没有人持“决定论”观点。故而，他转向西方哲学的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上持“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是动机决定了人的一切行为，由不同的动机中，人们对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分辨，认为什么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做，应该如何去做。哪一个动机最强，最后就会遵从最强的那个动机而行事。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其实并没有选择的自由。而对于持“意志自由论”的观点而言，他们则与“决定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在对待种种动机之时，行为主体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其完全可以在那些动机中选择某一个来行事。当然，在选择之前，他们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外界的环境等条件，以一定的标准去做出那样的选择。其实，“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那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负有责任。如，依照“决定论”的观点，人的行为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那么，人就算是做了恶事，也不应该遭受他人的谴责，因为人是不得不去做这件事，如果是行善也没有必要对他表示尊敬，因为他所做的善事并不是出于善念而做出的选择，是因为不得不如此去做。对此，如果持“意志论”的观点，那就是人的行为既然是自由选择的，那就必须为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而且在“意志自由论”面前最普遍的因果律也就破灭了。为了调和二者，便综合二者的观点。
对于康德的观点，王国维并不赞同，他在文章中转述了康德对于自由所下的定义，并且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汗德于是下自由之定义。其消极之定义曰：意志之离感性的冲动而独立。其积极的定义曰：纯粹理性之能现于实践也。然意志之离冲动而独立，与纯粹之现于实践更无原因以决定之欤？汗德亦应之曰：有理性之势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为因果之一种。”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看来，康德所说的自由，不过只是因果律的一种，与自然界中的因果律的性质不太相同罢了。在现象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与外在某一事物有着某种联系，是由他物的存在为其原因的，而本体世界中的必然的原因是内在的精神本身，不是外在的某物。
在《原命》中，王国维对四方哲学争论的“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自由二字，意志之本体，果有此性质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经验之世界中，不过一空虚之概念，终不能有实在之内容也。”
王国维以西方哲学为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重新解读的思路，一方面为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弊端，毕竟中西方在文化传统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纯粹以西方哲学概念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解读，势必会造成中国哲学特质的流失。
柒
王国维眼里的西方艺术哲学
在现代引进西方艺术思想的潮流中，不得不说，王国维是走在时代前列之人。他以深刻的思想，洞见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性欠缺，并依据西方哲学和美学精神，对艺术的地位、目的、动能、来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审视。
其一，艺术的地位。
今人所说的“艺术”在王国维那里，经常用“美术”来称谓。他的“美术”包含：音乐、绘画、建筑、雕刻、文学等。在论述艺术精神时，王国维往往会一并提到哲学精神。可以说，他的艺术精神是从严格的哲学精神中发展而来。他认为，艺术和哲学体现的是同一种宇宙精神，只不过哲学家是发明真理的人，而艺术家则是用符号来对其进行表现而已。
首先，王国维在与功利学术的比较中将艺术的价值和崇高的地位凸现出来。功利学术如政治科学道德等具有实用价值，有治世作用，而哲学和艺术却不同，所以，王国维称哲学和艺术为“无用”的。但在他看来，那并不是它们的缺点，而是其特点，因为“哲学与艺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是“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也就是说，哲学和艺术需求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利益，所以必然不能像政治道德那样有用，“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说二者的本性就是无用。
另外，王国维还从人的需求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功用进行了考察。
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诸哲学即美术不可。”在王国维看来，政治和实业可以满足人的最基本、最低级的需求，而人与动物区别的本质是动物不具备“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纯粹知识”只有哲学能满足，“纯粹感情”只有艺术可以满足，所以二者是人的本性满足所不可或缺的。
其二，艺术的目的。
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目的是解脱人生的痛苦。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艺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对艺术目的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他对艺术的一种功能的理解，那就是艺术可以使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脱离，将人从欲望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使人的内心变得更加平和，从而自痛苦中解脱出来。他的这一认识源自于叔本华哲学中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叔本华的意志论认为，意志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欲望。由于人的欲望无穷尽，因此痛苦也无休止，所以痛苦是人生的本质。这一哲学思想，也是王国维的美学建立的基础。在王国维看来，艺术是通过使人从利害关系中超脱出来而解决欲望带来的痛苦。
那么，艺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呢？
王国维认为：“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因为艺术是以无欲之我静观物之理念，所以摆脱了欲望羁绊。他指出世界是无穷尽的，一种现象是另一种现象的原因，同时它还是另一现象的结果，事物的这种现象无穷尽。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譬诸混混长流，永无辞港之日；譬诸旅行者，数周地球，而曾不得见天之涯、地之角。”而对于这种现象，只有艺术可以超越，因为：“美术……固无往而不得其息肩之所也。彼由理由结论之长流中，拾其静观之对象而使之孤立于吾前，而此特别之对象，其在科学中也，则藐然全体之部分耳。而在美术中，则籧而代表其物之种族之全体，空间时间之形式对此而失其效，关系之法则至此而穷于用，故此时之对象，非个物而但其实念也。吾人于是得下美术之定义曰：美术者，离充足理由之原则，而观物之道也。”艺术的现象只在于其本身，而不在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某一类物的“实念”。艺术家通过对其静观，使得“我”从现象之间的利害关系中摆脱出来，达到解脱。
其三，艺术的功能。
艺术的根本功能是解脱人生之痛苦。除此之外，它还有另一功能，那就是消遣。
关于艺术解脱人生之痛苦，是王国维直接从叔本华那里吸取过来的，而关于艺术的消遣功能，则是他从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中发挥的。在叔本华、尼采等人看来，意志永不会停息，故“人心的活动是不能须臾停息的”，然而人心不可能总有活动的条件，所以空虚的痛苦也在所难免。
“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此种苦痛，非积极的苦痛，而消极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虚的苦痛也。人欲医此苦痛，于是用种种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 kill time’，而在我中国，则名之曰‘消遣’。”从王国维所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消遣”概念，是从叔本华、尼采等人意志哲学的基础上推演而来的。消遣，就是对人心在无法获得活动时的空虚的痛苦的医治。基于此，王国维又提出另一个概念——“嗜好”。它是消遣的直接结果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产生于消遣的需要。
王国维经过考察发现，嗜好的性质虽然与生活之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生活之欲相关。根据叔本华、尼采的学说，他发挥出“势力之欲”的观点：“人类之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上。此势力之欲望，即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
在王国维看来，势力之欲就是“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上”。王国维指出，人的欲望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上”的现实。嗜好不是势力之欲的直接满足，却是满足势力之欲的需要。其源于医治空虚的需要，又在实际上对势力之欲给予了间接满足，因此与生活之欲相关。
通过对人们种种嗜好的考察，王国维指出最高的嗜好也是势力之欲的发表，譬如文学。他认为，文学艺术是成人的精神游戏，可将其看作是艺术的伟大消遣功能。
其四，艺术的来源。
古希腊的权威理论认为，艺术是艺术家摹仿自然的结果，即艺术来自于自然。而王国维根据叔本华哲学提出主观的“美之预想”说，他认为艺术家在观察自然之前，其实内心已经有了对美的预想，而其才是艺术的真正源头，即艺术并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先验。他引自叔本华驳古希腊关于艺术来自于自然之论断：“或有以美术家为模仿自然者。然彼苟无美之预想存於经验之前，则安从取自然中完全之物而模仿之，又以之与不完全相区别哉？”
艺术的美并不在对象本身，所以，他提出艺术美的先验性：“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於此所判断及发现者，乃意志於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
可以说，王国维对艺术来源的观点，来源于叔本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