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由和因果关系时，他说：“故汗德以自由为因果之一种。但自由之因果，与自然之因果，其性质异耳。然既有原因以决定之矣，则虽欲谓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谓之自由者，则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势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康德思想是有准确认识的，康德的主张可以说是宿命论的。
在介绍叔本华动机律的说法后，王国维说行为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他不同意自由意志说，而更赞同宿命论的观点。
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离不弃的一对兄弟，从《原命》的结果看，王国维再一次陷入了悲观主义的论调中了。在他看来，善恶一直处于争斗中，而人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人的祸福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这是定命。从他对“性”“命”“论”这几个中西哲学传统问题的考察结果来看，全都指向了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
《〈红楼梦〉评论》充分体现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他对宇宙人生的本质是这样界定的：“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他认为，人生不断产生欲望，不断想尽办法去满足欲望，此欲望被满足后，再产生新的欲望，去为之苦恼，如此周而往复，所以人生苦多乐少，需要寻求解脱之路。但王国维的悲剧是，他寻不到这样的路，他说：“解脱之事，终不可能。”对此，不能不说，他对人生的理论态度是悲观的。由于他拒绝解脱道路，他的悲观主义就成了完全没有出路的令人迷惘的主张了。找不到人生路向和主张，这才是他思想上最大的悲剧。
其实，王国维也曾试图摆脱悲观哲学的影响，摆脱士大夫灰暗没落的情绪，所以他从不同方向进行理论学术探讨，但终无法逃出来。而他的解脱方式，恰恰也不是他认为的“存于世，而不存于自杀”。
1927年，王国维还是在留下了一封遗书后，纵身投向了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叁
王国维有着怎样的哲学与宗教观念？
何为人生是哲学试图解决的话题，而人生何往则是宗教想要解决的话题。如此，“人生”便成了哲学与宗教共同关注的话题。关注人生问题的王国维，希望从哲学上找到他所要的答案，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与宗教也不期而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哲学的憧憬，宗教只是他在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王国维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关注人生问题，这也与他的天性有一定的关系。他曾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对于“人生之问题”如何？王国维并没有在此作出回答。但他在曾经翻译过的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中说：“呜呼！悠悠之天壤，果有始终无始终乎？渺焉七尺之躯，生其中，死其中，其生也何自来？又何所为而生乎？其死也何所归？又何所赉而往乎？以吾之生活为与天地无关系，则炁倏忽之生存亦太无意义；以天地之变化全为顽冥不灵之运动，则其整然之秩序与规律又太不可思议。于是稍通理者，强于此间求联缘而说明之；即昧于理者，亦构成一种之信仰以代之。”
这段话可以当做王国维对于“人生之问题”的一个解释。他因为身体羸弱，所以无法“锐进而学”，但是这让他对生命产生了更多的关切，因为性格忧郁，也使得他对人生的关切更偏向于困苦与困境。
王国维曾几次提到过自己身体羸弱，性格忧郁，而他的忧郁除了与身体羸弱有关，与他的现实处境也有很大关系。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正是这种种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的。
大凡天性忧郁、身体羸弱之人都会比较关注人生，王国维也是如此。所以，他研究哲学，试图从哲学层面对其加以探讨，参透人生的本质，以缓解内心的焦虑之感。可惜，在通过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研习之后，虽曾获得过短暂的慰藉，但还是无法寻求到真正的解决之道。“旋悟书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性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所以他懒得再向哲学求索答案，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文学。
从哲学转向文学研究的王国维，依然在思考着人生究竟如何。他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尤其在《<；红楼梦>；评论》中更有着充分地表达：“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人生之所欲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因为人生有无穷的欲望，故，痛苦无止境，而因为一个欲望得以满足后，人会逐渐陷入倦厌中，周而往复，所以痛苦无尽头。对于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王国维是认同的。哲学试图通过在对人生本质还原的基础上，对人生给出合理的解释，并拿出相应的方法缓解人们对于人生的失望甚至绝望之感；宗教则以来世作为今世一切苦难得以解脱的寄存之处，用虚无的来世让人们将现世的苦痛忽略。哲学与宗教在对理解人生的宗旨上，存在今世和来世的区别，但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苦难的解脱上。王国维对人生的认识及解脱之说与佛教有相近之处。而叔本华的思想也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并认为超越于功利的纯粹的美术可以使人们的苦痛得以缓解，因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这里“美术”的价值是在于超越人生，因此它就带有了一层宗教色彩。
王国维认为，解脱分两类：美术的与宗教的。美术的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而超自然的、神明的解脱法是宗教的。美术之解脱是常人的解脱方式，当某一个生命体，因为没有办法满足生活的欲望而陷于苦痛，在一系列的苦痛反复循环以致陷于失望的境地后，“遂悟宇宙人生之真象，遽而求其息肩之所”。这是平常人的解脱方式。宗教的解脱方式与这个是有区别的，它往往与对人生本质的看法有关，而与个人的痛苦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徒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所以，以美术为之解脱方式，多为个人；而以宗教为解脱方式，则可以让众生达到解脱之目的。
其实，王国维推崇的叔本华、尼采等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从宗教中汲取了很多元素，但他们又是反宗教的。不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都曾对基督教予以过严厉抨击。在他们的影响下，王国维对宗教的基本立场自不必多说。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还是有着一定的宗教情怀。“于人生观念的诉说中，脉动着一种几近宗教情感的元素”。
王国维说自己是一个“不信宗教者”，也无意成为一个宗教家，但他也估量了宗教对解脱人生之苦的作用。
王国维虽然不想成为宗教人士，但对于宗教他也持有期待。他曾说：“……苟有本其教主度世之本意，而能造国民之希望与慰藉者，则其贡献于国民之功绩，虽吾侪之不信宗教者，亦固宜尸祝而社稷之者也”。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的内心里对于宗教的本质并不是反对的，只是当时的宗教发展状况，让他对宗教作用产生了怀疑而已。
对于王国维而言，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的体悟，使得他迷恋上了追寻人生意义的哲学，继而又对宗教有所涉猎，使其哲学研究中着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肆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的国学大师，在史学、美学、文学乃至哲学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他很早就接触和研究的学科就是哲学，甚至可以说，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不亚于他对文学的贡献。其在哲学上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为哲学正名。
王国维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很倾心，这也使他的哲学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他在进入哲学领域后，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哲学正名。
1901年，王国维开始了对哲学的接触。他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年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之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彼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政权濒于倾塌前夜，大清腐朽统治集团对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极力抵制，甚至说哲学“有害且无用”，必须“弃绝哲学”，甚至连“哲学”的词汇都不能提及。在不得不提及的情况下，只能以“名学”而代之，而由大臣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大学章程中，还砍掉了哲学这一科。由于当权者对哲学的态度，“海内外人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针对国人这一错误的认识，王国维发表了《哲学辨惑》《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文章，全力为哲学“正名”。
首先，王国维指出哲学是无害的学术（这里的“害”指的是对君主统治的危害）。王国维认为，今人对哲学的诟病乃至弃绝，源于他们误以为自由平等民权等思想来源于哲学，而实际上这些思想“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而哲学“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成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日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此实为学术认识上的误解，因此“不研究哲学则已，苟研究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既然哲学追求的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真理的学说，那么开展对它的研究和教育是对社会无害的，相反还大有益处，只是哲学的有用不是微观的用处。王国维说：“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当时的王国维，虽然从维护王权政治的角度来诠释哲学本身的内涵，而且在现在看来它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那时，他这样做，确实向统治者澄清了哲学这门学科。
其次，哲学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学科，而且对它的学习研究十分有必要。他说：“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时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
在王国维看来，如果弃绝哲学的话，那传统的六经宋儒之学也当在弃绝之列，这显然不符合社会的文化传统。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而对民众的教育目的也在于此，所以教育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同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业，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一个国家既然以教育为本，就离不开哲学，否则，其无法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
再次，哲学不是空谈的学术。当时虽然有人不认为哲学有害，但将其归为“非叩虚课寂之谈，即鹜广志荒之论”。对此，王国维说：“此说不独我国为然，虽东西洋亦有之。”“夫彼所谓无益者，岂不以哲学之于人生日用之生活无关乎？夫但就人生日用之生活言，则岂徒哲学为无益，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凡所谓纯粹科学，皆与吾人日用之生活无丝毫关系。”但这些之于人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王国维说：“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哲学之于人们的作用是，为人们解释“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如果人们“不得其解，则心不宁”。王国维是想人们明白，哲学是解决人们意识疑惑的，因此对人们的帮助很大。
其二，初步建构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
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形成于何时，至今存在争议，但不能不说，在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建构上，王国维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