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通话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堂妹最后告诉他有个湖南的朋友在找鹿原，好像跟欠债跑路的那家伙有关，还留了电话，让鹿原务必联系他。当天晚上，鹿原一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有了债务人的踪迹和湖南那边请他过去共襄盛举的要约，而是因为堂妹那张淡绿色的邮政汇款单。他很久以前也收到过一两次汇款单，是他自己的稿费，金额远没达到能扣税的标准。现在连自己的小妹妹也成功了，踏出了第一步，而他两年来的唯一进展是原地踏步。如果不是要靠着堂妹的汇款生存，他肯定会告诫她，不要向商业和世俗投降，不要做别人都在做的，在消极的狂热和积极的狂热之间，只有前者能永世留存。但他那条真实的舌头被汇款单锋利的边缘给割断了，虚伪的舌头用沉默表示妥协。
鹿原枕着自己的胳膊，想数一下从离家到现在已经投过多少篇失败的稿子，这和数绵羊催眠很像，不同的是绵羊越数越迷糊，稿子越数越亢奋，失落的亢奋。有了一个大概数目之后，鹿原对着天花板长叹一声，忽然起身下床，拧亮岑老桌子上的台灯，从书包里取出一摞稿子来。他寄到杂志社的都是复印件，底稿都留在自己身边。在外漂泊月复一月，这种没有杂志愿意要的文章底稿越积越多，像黏在远洋轮船身上的藤壶，书包里很大一部分空间就是被它们所占。
鹿原坐在床沿上，一篇篇翻着这些作品，每个题目都和刚才心里的数字对上号。等他翻完，心里空落落的，这就是他两年人生的全部了。他宁可自己是作家中的莫扎特，用短暂的寿命换取凡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可他是作家中的鹿原，无名小卒鹿原，这两年的结晶更适合留在他身后的三排书架上。他转身看看它们仨，黑黝黝，冷冰冰，四四方方，默不作声。鹿原忙于创作，没有精力去翻遍这里的书架，找到他觉得最差劲的文章。这样看来，他理应给它们一些东西。
年轻小说家把自己的稿子扔到枕头上，向这三个善于沉默的铁家伙发问：
“你们……谁要这个？”
五
老先生看上去对鹿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心里却不含糊，回家之后就把他要离开绍兴的消息告诉了儿子。岑老师这天过了晚饭时间赶来老屋，跟鹿原结了一个月的工资，问明了他坐火车离开的日期，再客套了几句便走了。不知道接替他的岗位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他甚至怀疑父子俩还能不能找到新的图书馆帮手，因为岑老师刚才一直在嗟叹，这年头靠得住的人手真难找。
三酒此时已经出差去了四川，无法替他送行。动身的前一天，鹿原在岑老师问人家借来的这张行军床上睡了最后一晚，天不亮就起来了。洗漱、如厕、整理、归置，努力把一切恢复成好像他从没来过一样。只有一样和以前不同，他的几份手稿现在正绝望地躺在某个书架上，用红绳子扎好，等着坠入岁月的深渊。
火车九点钟开，现在七点半，绍兴市区不大，车站离这里没多远，他有的是时间。他正犹豫是不是要再最后一次翻看那些文章，楼梯上响起了岑老特有的那种缓慢的脚步声。老人比平时早了一个多小时过来，似乎是为他送行，但鹿原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岑老师让父亲早点过来，好从自己手里拿回屋门钥匙。老头一生经历过的告别肯定林林总总、数不胜数，有对人的，有对文字的，有对时代的。而鹿原不过是个在他屋檐下寄居了一段时间的无名小辈，一个只比路人熟一点的过客，凭什么有优待呢？
不出所料，岑老和他打了个招呼，说：“你都打理好了？那把钥匙给我吧。”鹿原交过去，老头收进口袋，坐回自己的桌子前，发现装了烟蒂的脏杯子和以往一样已经被鹿原倒空了，却没掏出烟，问道：“闻老师送你的那本书，还在吧？”
“在的。”
岑老点点头：“我们做个交换吧，你把书留下，这个你带走。”说着从桌子里拿出一整条香烟来，是他常抽的那种金壳的白沙。鹿原没反应过来，愣着没动。老头说：“我每天早上一来就能闻到你前一晚抽的什么烟，那烟太差了，对身体不好，抽这个……把书给我吧。”
鹿原打开书包，翻出闻老师的书交给他，拿起桌上的香烟，不知道说什么，只有向老头微微鞠了一躬。
对方像厌倦了刚才的温情时刻，或者，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个举动含有温情，对鹿原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
鹿原背起包，一手拿着旅行袋，一手拿着那条烟，走下楼梯，已经熟练到不需要扶着把手来维持平衡。走到巷子口，他回头望了一眼屋子的二楼，岑老并没有站在窗后面看下来，倒是窗户本身给完全地关上了，让鹿原以为产生了幻觉——昨晚睡前他还最后一次试过合上缝隙，结果当然又失败了。
也许只有岑老才能做到吧。鹿原摇摇头，转身往东走去。路过那家音像店时，卷帘门还拉着，没能瞥见老板最后一面。鹿原现在一点也不讨厌他了，倒是想起来有一次这个老板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不放蔡依林、周杰伦，而是放了一整天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鹿原都快背出歌词了。大概那天老板经历了什么感情上的波动吧，也算是个有趣的人。
直到坐上开往绍兴站的公交车，一切都很平静，他臆想中的那个不知何时会突然冒出来的黑眼袋马脸男人终究没有出现在视野里，他们俩大概永远都不会再相遇了。下了公交车，八点钟的火车站已经展露出嘈杂的生机，卖早点的、卖水果的、黑车司机、大包小包下火车的、席地而坐等火车的、脚步匆匆赶火车的，和五脂巷截然两个世界，但哪个世界都不太真实。
有些事情就是自己吓自己，他心想，然后感到肚子饿了。过了安检口，走进候车大厅，谁也不会注意到他，谁也不在乎他。没有岑老，没有马脸男人，没有弥漫在空气里的烟味，没有故纸堆发霉的气息，倒是有股浓烈的方便面的香味。鹿原仿佛从一个持续了好多天的迷梦里醒来，梦里有光，也有飓风。
两个月后，鹿原奔赴西安谈事情，长沙的合伙人借给他一部很旧的摩托罗拉手机。晚上在招待所休息时，堂妹打电话过来，问：“上次那张八百四十三元的汇款单，你后来没去邮局领钱？杂志社编辑找过我，说单子过了取款期被退回来了。”鹿原摸摸下巴，讲：“是没去领，我想这钱还是你留着用吧，我这不是挺过来了吗？”堂妹知道他的脾气，没再坚持，说：“还有件事，我前几天收到你的一封退稿信，《炉边》杂志的。”
他有些迷惑，说：“我好像没投过这家杂志啊，什么文章？”堂妹说：“是《孑孓》，而且投的是手写稿，编辑说你要是想拿回底稿，可以帮你寄个收信人付费的挂号信。我记得这篇文章你很早以前投过好几次了，不是说不准备再投稿了吗？反正我请他们寄回来了，稿子作者是写着你的笔名，但上面有很多蓝笔修改的痕迹，我问了编辑，他们说是寄来时就有的，不是他们修改的。”
鹿原忽然明白了，讲：“我知道了，先放你那里。我先挂了，有事回头说。”
他跳下床，从包里翻出通信本，找到三酒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自从离开绍兴，他还没跟对方联络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内。幸而，电话通了，三酒“喂”了一声，得知是偶像作家打来的，分外激动：“哟，你买手机啦！我以前说送你一台，你不要……嗯？岑老先生？唉，一直没机会告诉你，他前段时间人走掉啦！”
“啊？！”三酒说：“你是不知道，你走后，那个书法家的儿媳妇又去找过岑老两次，有一次直接冲到他家里闹，被岑家父子轰了出去。谁能想到隔了几天她带着一伙人冲进图书馆，又是砸又是摔，弄得来一塌糊涂，书架推倒咯，桌子掀翻掉，柜子砸坏掉，那个稿子啊漫天飞舞啊，这帮人连玻璃窗都给砸碎了，穷凶极恶啊！吓得邻居赶快报警……老先生？哦，老先生当时倒是没伤着，就是受了惊吓，病倒了。你说也挺奇怪吧，本来身子骨这么硬朗一人，看上去能活到九十的样子，被这么一吓，身体居然越来越差，一直就没有下床，半个月前忽然就那么走了。打官司？当然打！公安局已经立案了，肯定不能放过那帮王八蛋，最好判他个几十年，妈的。不过最新的消息我还不太清楚，我现在人在北京，太忙了，岑老的追悼会都没去成。”
鹿原在电话这头缓了很久。三酒说：“喂，喂，你在听吗？”鹿原说：“在，在，那那些稿子怎么办？”三酒说：“都叫小岑老师装在箱子里啦，书架也拆掉卖废铁了，现在那个屋子一直空着，据说处理完这个案子就要租出去。唉，可惜了岑老那么多稿子，也不知道他儿子是打算扔掉，还是还给作者，但好多作者都不在了，怎么还？看来只好扔掉了，可惜可惜。”
鹿原觉得口干舌燥，换了只手拿电话，一个想法同时闪过脑海：“你什么时候回绍兴？能不能跟岑老师说一下，找不到作者的那些旧稿子，我出钱收了。”
“你？你收这个干什么用？”“没用，就是，嗯，留个纪念吧。”“你有地方放吗？”三酒话一出口就觉得冒犯了，趁对方没接话，赶紧补充说，“钱，我估计小岑老师是不会问你要的，你这是在帮他减轻负担，但肯定会让你出邮递费。这样，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吧，过会儿给你消息。”
“好的，麻烦你了，下次请你喝酒。”“哈哈，没问题！”
鹿原挂了电话，人往后一仰，头靠墙壁，从床头柜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支。岑老当初给他的那条烟，很快就分掉、抽掉了，他又抽回了三块钱的牡丹烟。他把烟放在嘴里，过了会儿取下，捏住滤嘴一拧，烟纸完好无损，达到了岑老生前的水准。两个月来，他终于慢慢摸索出了里面的窍门——烟叼在嘴里时，让唾沫慢慢浸湿过滤嘴，这样就很好分离了。
“您看，我学会了。”他心里嘀咕，“可您呢，也说对了，说没就没。”
鹿原其实根本没想好，岑老的馆藏寄过来该放在哪里，还有那笔邮递费会是多少钱？朋友合伙做的公司刚起步，投钱的老板又特别抠门，工资很低，只能让鹿原勉强糊口，不至于再问家里和堂妹要钱。每个月快结束时他就要数着钢镚过日子，更怕房东哪天宣布下个月涨房租。
但他总能想到办法，他相信，尝试比恐惧更重要。岑老在那堆稿子里找到了鹿原的作品，帮他修改，帮他投递，也是在用尝试挑战恐惧。他仿佛能看到小老头一手攥着烟，一手拿着蓝色水笔，在自己的稿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然后把烟灰误弹进水杯里，咕嘟咕嘟几口喝下去，抹下嘴角。最终，老先生被另一种形式的恐惧击中了，他的书架倒了、被拆了，玻璃窗被敲破了，干净的杯子和肮脏的杯子被摔碎了，稿纸被践踏了。但这座没有书的图书馆没有被摧毁，也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就和鹿原一样。鹿原换了那么多地方，他并没有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