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
旧军队拖着革命的步伐
或许也打这里走过
或许落伍的游兵散勇
远远绕开还在幸福的家庭
活到了，活着了，活过了，活完了
——《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节选）
孟浪
本名孟俊良，浙江绍兴人，1961年8月生于上海吴淞。著有诗集《本世纪的一个生者》、《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个孩子在天上》、《南京路上，两匹奔马》等。1988年与徐敬亚等人合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现旅居美国波士顿和中国香港。
相信关注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人们没有几个没听说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本“红皮书”。
大部分诗人在提到这本书时，首先想起的是排在编者第一位的徐敬亚。有意思的是，我首先想起的是孟浪。因为他那放浪不羁的大胡子，因为他是比“朦胧诗人”离我更近的“第三代诗人”。“红皮书”编撰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孟浪和徐敬亚等人一起承担的。
想起孟浪，还因为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曾被他的长诗《凶年之畔》“吓唬”过。
那是1993年，我还在四川读书，尽管喜欢诗歌已有多年，但心智和生活远未赋予我理解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的能力。因此，当我打开《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唐晓渡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时，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海子、韩东、李亚伟的诗篇上。最后，《凶年之畔》成了那本厚达三百页的诗选中唯一没有读完的长诗。“虚无，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另一颗更贵重的宝石里”（孟浪：《大地的概念》），而我还年轻，不懂得什么叫“虚无”，什么是真正的“宝石”。直到2000年以后，我的阅读视野从单一的文学作品拓展到历史、哲学和思想领域，才领会到这首诗中暗含的感伤、失落与愤怒。看来《圣经》说得没错：“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一
1978年，孟浪考入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学习精密仪器工程专业。在这所工科大学里，一大批与专业无关的人文读物，特别是哲学和语言学类图书，深刻地影响了孟浪后来的诗歌创作。1982年，孟浪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两年后，任该厂下属一个小厂的副厂长，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先锋诗人了，而当他以“副厂长”身份出现在歌圈时，诗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可以给民刊带来赞助的大老板。其实当时孟浪的工资也只是七八十元人民币，而且是唯一的收入。
20世纪80年代前期，孟浪曾经扮演过诗歌旗手的角色，他走南闯北，联系了大批诗人。西川在《面对一架摄像机》一文里，谈到过孟浪当年的“孟浪”：
到了80年代整个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我可以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只要是有人写诗的地方，就有朋友。我这儿也接待过好多人，后来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个条：“自备饮食”，“谈话不得超过一个钟头”。那些来的人里，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如说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孟浪，现在去美国了，还有一个叫默默，一个叫郁郁，他们三个人在全国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写诗的人，他们这么一旅行就把诗人全串起来了。这个地址呀、电话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比如陈东东呵，就建立联系了，有些还是很久以后才见的面。一开始都是写信，互相寄各自办的小刊物小杂志。而且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呵，是一路走一路偷，偷书呵，各个书店里偷书。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一个叫什么的书店，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我老去这个书店，都认识人家了，可孟浪在里面撅着屁股，把书架底下的柜子门打开，直接把书从领口蓄进衬衫里，别人在后头还看不见他。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常来这个书店，我怕人家抓着他。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图书馆看到一套当时特别难找的书，就是弗洛伊德的一套书，郁郁想我明天就去把这套书偷来。结果呢，第二天他一去，发现这套书已经没了，回到旅馆一看这套书已经放到孟浪枕头边了，他已经事先给偷回来了。
1993年，孟浪从上海赴大连，担任大连一行广告公司、一行影视公司文字总监。
真正改变孟浪的人生道路的是1995年。那年秋天，孟浪接到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去该校担任驻校作家。三年驻校作家项目结束后，孟浪搬到波士顿，在一家剧场兼画廊工作。从2003年开始，孟浪在波士顿和香港之间来回居住、写作，也继续做一些文学编辑方面的事务。
从1995年至今，孟浪已经在海外“浪荡”了十多年，长期远离母语环境，自然会给人一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如果用孟浪的作品来说明他的诗歌精神状况，下面这些句子可以当作风向标：
由母亲陪着练琴的孩子们
由母亲送到世上的孩子们
琴房太远太远了
在世上看不见了
——《一生的琴》
在这里，“琴”无疑是美好事物的指代，“琴房”自然是美的载体，承载美好事物的土壤“太远太远了，在世上看不见了”。因失落而导致的复杂心理蔓延开来。
但孟浪又充满了梦想和激情，他要对一个时代发言，说出自己的心声：“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他是那唯一的声音。”（《诗人》）诗人太天真了，以为能够唤醒另一些心灵，然而这个时代虽然“人山人海”，却没人响应，呼号的结果是“一阵阵空寂”，“唯一的声音”只是自己的回声，诗人无法不孤单、失望，平静的表情下自然难以掩饰内心汹涌的愤怒。记得同为上海诗人的王寅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闯入者》的短诗，表达了某种精神重压下的心理状况。事实上，在国内不少诗人的作品里，同样不缺乏“闯入者”这一意象，只是有人直接表达出来，有人相对含蓄，有人用沉默来应对，有人则几种状况兼而有之。“有人问‘诗人你为何不愤怒’，孟浪恰好属于已经十分罕见的愤怒的诗人。他的诗风极其硬朗，每一句诗都像铁锤打在铁砧上，沉重有力，火星四溅。”（庄周：《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基于以上见解，庄周只说对了三分之一。诗歌评论家陈超的话可以与之互补：“毋庸置疑，孟浪的这首诗是悲观主义的，但这种悲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浅层的绝望情绪……诗人清醒地理解了生命的真相，他不回避也不萎缩，而是将它揭示出来，体现了现代人对生命的觉悟和对命运的把握。”（《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远在美国波士顿的孟浪深受震撼，将《当天空已然生锈》和《教育诗篇》发到朋友的邮箱，并委托朋友发表在祖国大陆的诗歌网站上，以表哀悼之情。重读这两首诗，我对孟浪的理解更为深刻。我想起了黄灿然对孟浪的评价：“多年来，孟浪以其克制、清苦和执著，证明自己是一位纯粹而自重的抒情诗人，保持缄默和低调，同时坚持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他还是一位坚持到底的现代主义者，服膺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切美德和献身精神。”请注意“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这行字。
与那些地震发生后匆忙作诗的同行不同的是，孟浪对中国社会现实早有深刻洞见，《当天空已然生锈》写于1993年，《教育诗篇》写于1996年，可是，现在读来，它们是多么深刻而有远见！这里列举一首《教育诗篇》，供读者参考：
危房里的小学生寂静
一块旧黑板兀立
将提供他们一生的远景——
黑板的黑呀
攫住他们的全部纯洁
新来的老师是你
第一课，可能直接就是未来
所以，孩子们在黑板上使劲擦
黑板的黑呀，能不能更黑
为了，仅仅为了
多一点儿、多一点儿光明
但从房顶的裂缝投下了
这个世界，天空的所有阴影
你没有出现
课堂本身说话了
它不忍心自己预言一座废墟
危房里的小学生寂静
寂静，打开了它年轻的内脏
二
孟浪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短诗《这一阵乌鸦刮过来》是一首在艺术成就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作品：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纷飞的弹片
我还是迎了上去
我的年轻的脸
在这片土地上
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敢用完
我不带一丝畏惧的眼瞳里
只有小小的天空在盘旋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
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
我是伏在土地上死去的农民
小小的天空在我头顶盘旋
永不消散
在诗歌民刊《诗参考》评选出来的“1991—2000诗参考十年奖”中，这首诗是十首获奖诗歌之一。尽管没有奖金，但因为《诗参考》在民间诗界的巨大影响，这个奖项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一阵乌鸦刮过来/像纷飞的弹片。”“乌鸦”自然不会是真正的乌鸦，而是比乌鸦更“黑”的东西。诗人毫不回避，坦然“迎了上去”，用他“年轻的脸”。那么，结局将会如何呢？一些“重大事件”的经历者细想之后，也许会不寒而栗。
比之《凶年之畔》，《这一阵乌鸦刮过来》简洁而凛冽，短小而意味深长。其思想的成分并未减弱，且更为纯正，不像前者那么庞杂。那种平静后的坚毅，好像“愤怒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战前教育》）。而事实上诗人是在加深这种感受：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诗人》
这是诗人的自矜、自信，对命运的质疑与对道义的担当，错落有致的诗句如同一把锋利的电锯，剖开了这个时代坚硬的内核。在众人唯唯诺诺的时候，诗人喊出了第一声；在众人默默忍受、被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的时候，诗人大胆地流露真情，为美与正义的流失而哭泣。这哭泣，是哀悼，也是反抗和激励，“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多么悲怆，又多么光荣。而当一个时代都噤若寒蝉的时候，诗人站起来说话，成为“唯一的声音”。《诗人》洋溢着一种傲慢之气，这傲慢不是骄傲，而是直面社会与人生的不屈不挠。《诗人》与《这一阵乌鸦刮过来》都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励志诗”。
在诗歌写作中，无论技巧还是精神向度，做好“加法”不易，做好“减法”更不易。披沙拣金，水落石出，是写作的理想境界。正如孟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技巧隐匿，但目标凸现。技巧是首先的，基本的，接下去就不是，根本不是。是语言，是生命。”（《海上诗群艺术自释》）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一掠而过，这句话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我的脑海中。“朦胧诗”以后，中国诗人的技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许多诗人因此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诗歌是纯语言的艺术，只在乎语言的优美或新奇。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也应该看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品，它更应该与汗，与泪，与血液和灵魂相关。无论哪个时代，关注人类疾苦和精神状况的诗人的位置都要超过那些玩弄语言和技巧的诗人。那些技巧新奇的诗人，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孟浪虽然还称不上伟大，但从他的一些诗看，他具有向伟大前进的潜质。比如《简单的悲歌》：
为丰收准备打谷场吧
为打谷场准备农夫吧
为农夫准备土地吧
为土地准备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为丰收多准备些喜悦吧
为打谷场多准备些喧闹吧
为农夫多准备些汗珠和笑容吧
为土地多准备些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这些苍凉的诗句曾在很多个夜晚折磨着我的内心，让我总是想起诗人徐敬亚的一句话：“二十多年来，孟浪的诗一直显露出一种救赎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现代汉诗的编年史中，孟浪的感觉显得更尖锐、更轻灵、更犀利。他的诗之针更细，更尖，更接近黑暗与鲜血。孟浪独创了一种抽象、递进、不断强化的语感，并以此直刺人类的痛点。”
然而令人稍稍遗憾的是，因为能够读到的新作很少，出国多年的孟浪的身影曾一度在我心目中日趋模糊。在《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诗中，孟浪这样写道：“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这是否代表着诗人面对生活和写作的新的焦虑？除了孟浪本人，旁人不得而知。记得在2005年的某个夜晚，在和鲁迅研究专家、诗人林贤治先生的一次通话中，我从王寅、周伦佑谈到了孟浪。当时林贤治刚刚策划的“忍冬花诗丛”推出了王寅和多多的诗选。我对他说，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孟浪的作品，里面有令人震动的东西。林贤治表示同意。2006年年底，林贤治又策划出版了周伦佑的诗选。我相信，只要“忍冬花诗丛”持续出版下去，终有一天会出现孟浪的名字。
令人高兴的是，2006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就出版了孟浪的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从书中可以看到，孟浪不但没有停止创作，而且每一年的作品还不算少。用作书名的《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一诗读了令人感到既温暖又苍凉：
两匹奔马，面对面会意一笑
哦，她们拥有幸福的不同来源
母亲，食品，与生俱来满足的疲惫
——我是主人，并无理解她们的权力
她们可能在生长中互相撕咬
可能一起奔进天上，那空中的厩房
静止中呵，绝美的鬃毛扬得更高
八只马蹄已驰往八个方向
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与我重逢
三
1984年12月，孟浪编辑了自己的两本薄薄的诗集《生命发育史》和《灵魂的质感》，1985年，又悄悄地在上海和北京印刷，前者只有19页，后者26页，这是孟浪最早的个人诗集。《生命发育史》的第一页是一首题为《生日》的诗，这首诗没有一个字，除了标题，下面就是写作日期：×月×日。当时孟浪认为，这首诗是“对生命的虚无感、空无感的表现，也是对书写与文本的形式意义的终极性怀疑”。在同一本集子里，还有一首《戛纳标点》的诗作。将读报时看到戛纳电影节某个重要奖项历届获奖影片片名依年序排列成行后，再用标点符号予以勾连或断开，“形成阅读上连续的意群和意象组合，结果也成了一首似乎完全自足自洽的现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