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家》没有接触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接触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很难。靠一个剧本去写社会根本问题，这就更难。从创作规律上看，应该是熟悉什么写什么，爱写什么写什么，创作是不能有任何禁区的。我是赞成“惟陈言之务去”的，写戏不能老是那么一条路子一个套子，什么东西搞久了也会变成陈言的。我当时确实想创新，但革命觉悟低，也只能写成那样。
创新是好事，连古人都反对守旧的。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我佩服这种精神。
我的剧本的确写了不少妇女形象。你问我对妇女有什么见解，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平等。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和斯特林堡不一样，他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又仇视女人。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说来，也是妇女来念的。在旧社会，妇女一般要做许多家务事，生孩子，养孩子，三从四德，劳苦一生。那时，妇女社会地位又低，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更为可怜了。贫穷家庭中的妇女就更惨痛了。当然妇女中也有坏的，像郭老《屈原》中的南后那种人，这是少数。我也写了像《北京人》中的思懿那样不可爱的女人，还有《家》里的陈姨太、沈氏那样一些卑微人物。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
六
一个批评家评论作者的创作时，有时可以说出作家在创作时都没有想到的东西，这是批评家的好处。他运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他就可能创作不出来了。这使我想起《孟子》上的一段故事。有一次齐宣王让孟子讲讲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孟子是个很会讲话的人，他说，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的。孟子又说，你齐宣王是能够使百姓生活安定并能统一天下的。齐宣王说，你怎样知道我能够呢？孟子说，我听别人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有人牵着牛从你殿下走过，你知道它是准备受宰杀了。你就说，把它放了吧！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它毫无罪过，我实在于心不忍啊！孟子说，就凭你这种好心肠，我觉得你可以统一天下了。孟子又借此发挥，说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术”，也就是仁爱之道。说得齐宣王很高兴。于是齐宣王便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齐宣王借用《诗经》中《巧言篇》里的两句诗表达了他的心情，意思是说，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从这个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它。一个作家进行创作，他反映真实的生活，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在他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中，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预定的观念，不管自己懂不懂，消化没有消化，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和修改许多形象，让那些形象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搞出来也是不真实的，甚至是假的。用马列主义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从生活中来的。
无论是写戏、写小说，一定要有思想性。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值得研究。譬如写一部反特权的戏，一种人物是官僚主义者，还有一批人是正面人物，是坚决执行法制的。于是乎按正反两种形象写成两种人物，展开两种思想的斗争，写这样一部戏确是很费心思的。构思很困难，人物很难摆得那样恰当，语言又要写得有鲜明的个性，布局又要有强烈的矛盾。剧中还要有含蓄的使人信服的道理，真是到处都是难题。如果写得不够好，生活认识不深，那便容易落套。结尾，一方代表真理和正义，一方代表反动或错误，“正的”压倒了“邪的”。这是社会问题剧，是针对着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某些问题某种现象而写的。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很需要。有时演出来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觉得很有些道理，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现在的艺术民主是逐渐地发扬起来了，过去写戏，批评个生产队长还可以，批评个生产大队长就有些问题，牵扯到公社领导就更成问题，牵扯到县委、省委那就不得了了。现在，的确好多了，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以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物。这表现出我们的民主，表现出思想的解放。我们不妨研究一下文学发展的历史，研究一下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研究一些伟大作家的创作道路；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按照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一个什么问题，有哪些问题就解决哪些问题，只是这样写下去行不行？恐怕这样的文学道路反而变得狭窄了。社会问题剧好像容易写成在剧本结束时把问题解决了，就像是很解气。这样一个路子，自然有道理，有助于社会主义，有助于四个现代化。但这只是文学发展的一方面。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
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狭小的社会问题限制住的。《红楼梦》就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它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至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等，也不是那么具体地提到某个社会问题，这些作品反映得很深刻很广泛。文学反映生活，可以更广阔，更深厚的，应该看得广泛，把整个的社会看过，经过深入的思索，看到许许多多的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再写。作品是要真正的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叫人顺着作家预先规定的思路去“思”，按着作家已经圈定的道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地广阔地去思索，去思索你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思索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去思索人类。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自己，在创作上不要走一条轻松而容易的道路。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这容易降低要求。要写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是感情充沛的东西。我说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叫人看了那么直来直去，一览无余，不应该是那么窄狭，那么简单，一看就知道是反封建，反这，反那。这样的作品，当然对社会主义也有益处，也可能感动人，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使人深深地感动。我并不是说一写出来就要名垂千古，只不过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得更深些更广些。让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又有创作才能的人，能够从更高的地方，从更广阔的领域里来反映社会。
现在不大提作家的良心了，良是好的意思，良心就是作家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党的高度的责任心。因此，提倡“良心”这个词，也没有什么大错误。我是不同意这样一种写法，似乎把社会的什么黑暗和问题都搞出来展览，就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发挥了作家的正义感。如果这样搞下去，那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又有多大的不同呢？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抓住一个事件就死抠，听到一点风声就紧跟，思想不沉实，艺术不考究。也许可以受称许于一时，但过不了多久，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真是岁月如流啊，我似乎搞了一辈子社会问题剧，得失成败，教训不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写，是不行的。然而我是十分希望多多写一些问题剧本，但它的思想性要深厚，经得起仔细寻味。不要就“问题”讲“问题”。真要有点“后劲”！易卜生（1828—1906）是剧作家，也是思想家。他早年写了许多历史诗剧，又写了两本诗剧：《布朗德》（1866）与《彼尔·金特》（1867），表现“人的精神反抗”，后才转入写社会问题剧，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到了晚年，他又探索新的境域，社会问题剧本他写不下去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十分广阔的，新中国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革命文学的后继者大有人在，他们已经露出峥嵘头角，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出现高尔基、鲁迅那样伟大，或者比他们更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一定会在将来的中国出现的，但必然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道路。
附记
今年2月，我把《曹禺剧作论》的书稿给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社的杨景辉同志建议我把书稿寄给曹禺同志，征求一下他的批评意见。我早就想向曹禺同志请教了，因为在我研究他的剧作过程中，不但在若干史实上还留下一些疑难，而且在对一些剧本的理解上也有把握不定的地方。但是，我总觉得书稿还没有写完，很不成熟，并且知道他工作很忙，过早地去麻烦他不大合适，就这样延宕下来了。杨景辉同志十分热情恳切，他说这样做对提高书稿的质量是大有裨益的，并且答应把书稿转给曹禺同志。于是，我便写了一封信连同书稿一起，由景辉同志送去了。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曹禺同志于3月8日写给我的信。当时，他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去美国访问，在百忙中把十几万字的稿子看过了。这使我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并约我在他访美回来后作一次长谈。5月23日，曹禺同志访美回到北京不久，我和杨景辉同志就去访问了，他整整同我们谈了一下午。当天晚上他还要去接待外宾，只好再另找时间了。
6月22日，我们又去，还有几位文艺界的朋友也闻讯赶来，又谈了一个下午。这两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活动，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谈话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对研究曹禺的生平和创作提供了若干新鲜的材料，而且所涉及的戏剧创作问题对当前的话剧创作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于是，我大体按照谈话的顺序也兼顾到问题，把有关内容整理出来，请曹禺同志亲自作了审订修改，并征得他的同意发表出来，以飨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