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初时期文学与文化转型
33504800000057

第57章 质疑理性、反讽自我(4)

结果她没有回去,有关老家的记忆传染了玻璃球的冰凉和沉淀,家里的一切可爱而寒碜。于是“薇龙突然起了疑窦——她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这正应了梁太太的话:“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同上书,页330。这篇小说也可看作有关都市青年成长的题材,对葛薇龙这样一个“回不去了”的现代性主体表现颇具寓言性。这类题材似乎由《海上花》中的赵二宝启其端,而《第一炉香》里不是上海,是香港。现代文学里,无论新派旧派小说都不乏这样的题材,比如丁玲的《阿毛姑娘》中都市商品社会被视作罪恶的渊薮,而女主人公似乎命定地成为受害者。至于茅盾的《虹》里的梅女士,则成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女斗士。在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等于是对丁玲《梦珂》中某些段落的戏仿小说开头部分写梦珂从酉阳到上海她的姑妈家里,那种初至繁华世界的感受:“客厅、地毯、瘦长的花旗袍、红嘴唇……便都在眼前舞蹈起来。”以及当晚在自己房里的兴奋情状,与葛薇龙的处境略同。见丁玲《在黑暗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页10—12。,而运用奇幻手法塑造的主体,远较写实主义小说来得生动而复杂。在作品里,薇龙作为受现代教育的新女性,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在她逐步认同这个“鬼”世界的过程中,作者处处突出了她的自洁与自省。但作为“不可靠叙事者”(unreliablenarrator)用布思(WayneC.Booth)的术语。“可靠叙述者”(reliablenarrator)诉诸事实,如古典小说中“看官听说”之类,读者易于把握作者的意图。与此相对,所谓“不可靠叙述者”,如詹姆斯(HenryJames)的多数小说中,从人物的内心或视角描述事件,而作者的意图由是捉摸不定,这与巴赫金所说的“多重视域”有相通之处。见RhetoricofFiction.SecondEdi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pp.339364。,常常造成“多重视域”的融合,如那段有名的有关梁太太“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的叙述,却出之于薇龙的视角:“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张爱玲小说集》,页293。,将某种历史观照的批评意识移位于主人公,这就使她的“堕落”似乎更无可理喻。由于奇幻的媒介,主体的成长或蜕变呈现为美学的“错位”过程,造成真实与虚幻、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界限模糊,不仅与作者的意图产生距离,也给诠释制造困难。

小说结尾是闹剧式的,五光十色的喧嚣,更衬出薇龙的“寒冷与黑暗”。她疑真为幻、认幻为真,“疑虑”的主题萦回不息,伴随着恐惧、无奈与快乐,但在同情的笔调里,启悟得之于象外:更真实的这揭示了一种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如一个堕落天使,吞饮其欲望筛选的苦果,仍不断以虚构的幻美充填真实。她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却生活在皇朝的世纪末——多半也是她的未来世界。

2.佟振保:“砸不掉他自造的家”

《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称《红与白》)中的佟振保出身寒微,好不容易挣得机会在英国学纺织工程,得了学位元元,回沪后在一家外商染织公司做工程师。于是立业成家,一个体面的小家庭,他的太太“身家清白、面目佼好、性情温和”,从“一个女儿才九岁,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这一点来看,她多半出自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对于振保来说,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是他努力打拼的结果。的确如果他没有“超人的铁一般”的意志,恐怕难以达到这般田地,在外表上他处处循规蹈矩,为人方面无可挑剔:

事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那么火暴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张爱玲小说集》,页57—58。

这是一个新型绅士的典范,当代青年的榜样,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可说是中产阶级价值伦理的体现,实现都市现代化的中坚。小说一开头称道振保“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之时,所勾画的振保正代表一种类型,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的世界,和他的世界观。“照现在,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视窗,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人。”但“自由”很快变成一种揶揄。小说写的却是振保的“另类”世界,写他在这十余年里他和四个女人的关系,即他的情感世界,充满挫折、混乱、疯狂,同他那个表面的理性世界相对照,方显现出红白玫瑰的意义。

振保的情史也具有都市青年成长的典型性。第一次性经验,是与巴黎街头的一个妓女,尽管龌龊不堪,但上了一堂性的启蒙课。第二次在英国读书时,和一个叫“玫瑰”的姑娘,一场夭折于豆蔻的爱恋,倒是纯情无瑕的“初恋”。第三个是王娇蕊,在回沪后不久,等于与一个有夫之妇的不伦之恋,但娇蕊却是小说里真正的“红玫瑰”。第四个是他明媒正娶的孟烟鹂,即“白玫瑰”。

振保先后放弃了两朵红玫瑰,因他早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张爱玲小说集》,页68。,而她们都不符合这个“对”的标准。在拒绝王娇蕊时,他说:“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况且他是个孝子,做什么事必须遵循他母亲的“逻辑”,“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然而,说也奇怪,这两次恋爱,虽然小说里并没有用“刻骨铭心”之类的话,却给振保的生命带来永久的创伤,时时在他心中作祟。他后悔,尤其是对于娇蕊,她真爱振保,且给他爱的满足,使他知道什么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明知对她的背弃是有违其本心的。

这篇小说暗用了来自中国传统小说的鬼魂报复的套路,也是奇幻笔法的匠心独具之处。振保初见娇蕊时,即意识到自己受了诱惑,“他心里着实烦恼。才同玫瑰永诀了,她又借尸还魂,而且做了人家的妻”。后来毕竟坠入爱河,热恋了一场。和孟烟鹂结婚后,他没有爱情,越来越觉得感情空虚,于是常常外出嫖妓。嫖妓的时候仍是玫瑰附体,他“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辱屈。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某天他回家,发觉烟鹂与别的男人偷情,潜意识里觉得这是对他从前勾引娇蕊的报复,“他心里砰的一跳,仿佛十年前的事又重新活了过来。……有一种奇异的命里注定的感觉”。同上书,页102。此后振保每况愈下,喝得醉醺醺回家,无非是生气,砸东西。在外胡搞,甚至“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同上书,页107。他自己一手建造的“对”的世界崩陷了。

佟振保的情感悲剧起因于真情的失落,在热情和道德的冲突夹攻中,他甘作后者的牺牲,却始终摆脱不了前者梦魇的追迫。但在张爱玲笔下,振保表现为一个“无可理喻”的现代性主体,表现为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分裂,无论他真情的悔恨或骚动,都在他的潜意识层面上展开。这篇小说里几个奇幻的插曲极其精彩,都涉及振保理性世界的质疑或倾覆。

刚搬进他朋友王士洪家那一天,见到王娇蕊在浴室里洗头发,点燃振保内心的情欲,如一团乱麻,在“屋子里水气蒸腾”的氛围里,从振保看去,“地下的头发成团飘逐如同鬼影”。“看她的头发!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她,牵牵绊绊的。”小说继续窥视那种男子“狂想”的情状,十分传神:

振保洗完了澡,蹲下地去,把磁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捡了起来,集成一股儿。烫过的头发,梢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进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张爱玲小说集》,页66。

振保不能忘情,像是传统小说里的“情种”,但并非那种多情伤感的类型,他对于爱情并没有什么理解,不像《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还能背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类的经典。振保多半出自“肉”的生理本能,他喜欢娇蕊,因为她“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其实在《红与白》里,振保的描写是被客体化的,他的深层心理被置于女性的窥视中。对他的报复更多于怜悯,即使怜悯,也充满讽嘲。

八年后在车中与娇蕊邂逅,是小说中关键一刻。娇蕊过得并不好,与王士洪离婚后,又结婚,生了孩子,人也变得憔悴了,但她坦然夷然,天真如故。这更挫伤了振保,更使他自责自怜。这触动他回忆里的“神圣而感伤的一角”,当初“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同上书,页94。虽然这篇小说对娇蕊着墨不多,她却是个带有“妇人性”的人物,是全局的主脑;事实上“红玫瑰”始终像幽灵一般威胁、操纵着振保的情感生活,象征着他的精神世界永远的缺失。这时他从车中的一面小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面镜子作为奇幻手法的绝妙例证,近乎恶作剧的尖刻讽刺,却不着痕迹。当读者从镜子里看到振保的“眼泪淘淘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同上书,页97。,其情绪的反常发泄隔着一层距离,似乎是更为酣畅的;然而振保的内心危机走向高潮,在当众流露久遭压抑的莫名哀伤里,意味着自信力的彻底幻灭。由此窥见主人公的精神病态,为接下来一段超现实奇幻描写作了铺垫。振保下了车,走到他的家门前:

他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库门弄堂房子,可是临街,一长排都是一样,浅灰水门汀的墙,棺材板一般的滑泽的长方块,墙头露出夹竹桃,正开着花。……蓝天上飘着小白云,街上卖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一扭一扭出来了,像绣像小说插图里画的梦,一缕白气,从帐子里出来,涨大了,内中有种种幻境,像懒蛇一般地舒展开来,后来因为太瞌睡,终于连梦也睡着了。

这一段“诡异效果”的美学呈现直接处理“家”的母题。据弗洛伊德对“诡异”的解说,生活经验中最为熟悉之物,莫过于“家”或“居屋”。SigmundFreud,“The‘Uncanny,’”inOnCreativityandtheUnconscious:PapersonthePsychologyofArt,Literature,Love,Religion,pp.123124.此刻在振保眼中,他的家在恍惚间变成鬼窟,其惊恐无可言喻,更具“乡愁”典型。这也体现了张爱玲的奇幻叙事学的基本特征:写实与奇幻手法相交织,使都市日常生活与白日梦、呓语、幻境或潜意识之间的界限模糊,而读者在迷楼式幻美的沉溺中直面启悟。这一奇诡也隐喻振保的“盲目”,家的幻灭引起他新的恐惧与怨恨,如今他“砸不掉他自造的家”,这一切意味着现代主体的盲目,作不了自己的“主人”。

这“白蛇”的意象,在小说的符号系统里,则非孟烟鹂莫属。《红与白》通篇充斥白色意象,与玫瑰红相映照,而“参差的对照”地织入振保的空虚世界。烟鹂“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她缺乏个性,脸上总是罩着“白色的膜”,“白蚕似的身躯”也缺乏女性的风致,连“最好的户内运动也不喜欢”。“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张爱玲小说集》,页93—94。她本来就是既成社会规范的牺牲品,在振保的空虚世界里徒增其苍白。小说里凡有关烟鹂的描写,白色的意象比比皆在,总共不下二十处,事实上成为一种“过分”(excessive)的修辞策略,影射出作者构思这一角色及其与整体的寓意。这白色的使用至少起两种功能:在制作更为精巧的奇幻文本的同时,诉诸一般读者的欣赏心理。在中国,红白两色与婚丧喜庆的情感结构是深入大众骨髓的。

最后有关烟鹂的白色意象,在振保眼中产生疑惑和恐怖,当他对妻子不贞的怀疑本身也“疑疑惑惑起来”:

仿佛她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张爱玲小说集》,页105。

这一段奇幻文字将振保的心理悲剧推进至高潮,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家”的“诡异效果”的处理。其中所含的讽刺,不仅是针对振保的,从更普遍意义上亦是对现代家庭的。小说将结束时“可怕”在延续,振保经常处于“自我”(ego)和“本能”(id)之间激烈冲突的精神状态中:

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但同时,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的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同上书,页107。

“非砸碎他不可!”传达出冲突的紧张性,但最后两句不用引号,第三人称的叙事口吻转换成第一人称口吻,意味着叙事者对主人公由讽刺转换成同情,给自身投下疑窦的阴影,使我们难以窥测作者的真正意图。事实上,至上述的“白门”意象为止,小说一直依循既定的调子,即表现了振保一心营造的理性世界的脆弱及其自我的崩溃,但诡谲万端的是,这白门没有带来一种封闭性结局,反而门被打开,却一无所有。比那种给予主人公以悲剧性结论更具启示的是,振保被置于将信将疑的精神状态中,忍受日常的折磨,与黑白分明的认识相比,这当然更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