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拜足狂”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物恋癖”，即把自然之物作局部抽象的展示乃是资本社会商品的特质，由此来看《F.F.之足》那幅小照，的确双足犹如装在镜框里，目的也完全是商业的。实际上在1920年代的上海，如王儒年《欲望的想象》一书所描绘，《申报》上女性身体的广告琳琅满目，从头部、胸部到腿部，像机器零件一件件细细再现，这种“美的理想”的大众欲望想象，却是促进都市消费社会形成的酵素。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215—251。然而女性的美足常常跑出广告，其消费指符在不断流行，涵义变得更为繁富起来。1922年6月在《影戏杂志》上登刊锄非的《足相学》一文，附有十幅好莱坞当红女星双足的照片。锄非：《足相学》，《影戏杂志》，1卷3号（1922年5月），页24—25、65。作者从心理学原理来说明人的双足与个性大有关系，而明星形象的完美离不开足相。
无独有偶，不久出现了“F.F.之足”的好莱坞翻版。1923年6月《申报》上出现以《中选于电影界之双足》为题的新闻，并有一个美貌女郎及其双足的照片。《中选于电影界之双足》，《申报》，1923年6月3日，第18版。那是美国某影片公司正在拍一部巨片，剧中的女主人公“为巴黎女界之冠”，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演员。制片人访遍欧美各国，终于在巴黎歌舞场中发现一个叫安特兰的绝色女子，尤其她的“双足之丽”“无与伦比”，由是被聘至美国担任该片女主角。嗣后《申报》追踪报道，于8月间两次刊登有关安特兰的消息，包括她和她的美足的照片。《中选于电影界之妙足女郎之最近小影》，《申报》，1923年8月8日，第17版；《电影界妙足女郎安特兰轶事》，《申报》，1923年8月17日，第17版。这只是整个美足叙事中一朵缤纷的浪花，带有当下好莱坞明星传奇的原汁原味，这一回却反过来印证了国人崇拜明星美足的智慧，同时也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一双美足能给一个女子带来怎样的机会！
《申报》上美足中选的新闻
由明星美足激起的欲望想象成为各种历史文化价值的冲汇场域，其中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常常发生吊诡的错位。女足展示不仅仅具商业性质，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还难以完满解释。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这种恋物癖根植于男子的性欲想象。在中国自然勾起“三寸金莲”的历史记忆，如元代文人杨维祯在文酒诗宴之际，把酒斟于青楼女的绣鞋中，传递劝饮，并以之入诗，明清以来传为佳话，这不一定带商业性，却具有某种刺激男性性欲的景观特征。
清末以来缠足跟鸦片、八股文一起被认为国民性腐败的表征而成为过街老鼠，而明星美足以“天足”为前提，是反传统的标志。但在1920年代初的美足风景中，旧文化借尸还魂，也是周瘦鹃在推波助澜。1923年5月他主编的“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推出“美人号”，数十篇文章全由他自撰，收罗了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中有关“美人”的材料，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包括电影明星，如历数几个与卓别灵结过婚的女子——大多是好莱坞明星——如何美貌，或根据美国电影杂志的报道介绍纽约1922年的选美比赛。这一专号把恋物癖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人身体从头到脚被一块一块拆开来细细欣赏。脚无疑是一个特别兴奋点，周氏在《美人足》一文中穷尽形容之余，抄录了三首清人的“沁园春”词作周瘦鹃：《美人足》，《紫兰花片》，第12集（1923年5月），页83—89。，引起他的同人们的倾情回应，纷纷唱和，刊登于也是他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如陈蝶仙（1879—1940）的《新美人足》中，“小立亭亭，碧玉妆成。西方美人，似吴王宫里，偷来响屧”等句将古典的审美记忆附丽于“西方美人”身上。天虚我生：《新美人足》，《申报·自由谈》，1923年7月25日，第1版。稍后又有同题同调之作，如顾佛影：“莹莹六寸，榜帘浅露，楚楚双弓。罗袜从宽，霞裾不碍，束缚何尝到个侬？”顾佛影：《新美人足》，《申报》，1923年8月15日，第2张，第8版。由是以“六寸”天足代替了三寸金莲，随之摆脱了“束缚”，也意味着对于女性的审美转型。又如顾青瑶：“追电身轻，溜冰技稳，舞态偏偏撩眼新。惊鸿影，叹欧风醉化，趋步真神。”顾青瑶：《新美人足》，《申报·自由谈》，1923年8月28日，第2版。同样也赞叹女子在溜冰场里大显矫健身姿，当然是拜“欧风”之赐。虽是旧形式包装，但在内容与美学上传统也因之“翻新”（fashion）。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妥协的吊诡之中，对于明星美足的热捧大行其道，一方面历史地承传着男子的病态欲望，另一方面借外来的东风鼓吹女子解放，蕴涵着自由、健康、民主的现代价值。
“三寸金莲”的幽魂盘踞在现代人脑中，中西古今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韵琴的《电影明星之美足术》一文介绍好莱坞女星格劳莉亚·史璜生（GloriaSwanson，1899—1983）如何保养其美足的秘诀。史璜生属硬派表演一路，以饰演放达泼辣的角色而知名于沪上。文中有趣地说到：“欧美妇女，近亦恒效东方人之以纤足为美观，不以鞋配足，而反以足强纳较足为小之鞋中，致步行艰难，未及数步，已觉神疲力疾。欲求美观，而反受累，其愚诚无及矣。”韵琴：《电影明星之美足术》，《申报》，1923年10月。西洋妇女有中意于东方“纤足”者，中国人也有抱住“小脚”不放的。《北洋画报》上《时髦小姐们的脚》一文，声称“天足固然美观，然而小脚也未必难看，不过习惯罢了”。继而对于“时髦小姐”的“天足”大加挖苦，说她们冬天里“死也不肯换双羊毛袜和棉鞋，照旧的丝袜夹鞋”，以至生了冻疮，“溃烂得流出黄水黑水来”，比小脚还要难看。冻疮药水：《时髦小姐们的脚》，《北洋画报》，1927年2月19日。
《晶报》大小足的漫画
《北洋画报》上漫画
俗话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有趣的是清末以来女性的身体解放始于足下，而扩展到其他部位。1920年代上海跳舞之风大盛，舞场似乎成为最重要的都市生活与文艺想象的公共空间。张爱玲把跳舞称作“脚谈”，不仅指其男女交际功能，也指艺术修养。张爱玲：《谈跳舞》，《流言》（台北：皇冠，1991），页163。这样说来“FF之足”已为之奠定了一种身份与语言的范式。“美足”也是现代“国族想象”的基础，到20年代末南方军政当局朱家骅提倡“天乳”，北方的韩复榘禁止“缠足”，皆诉诸行政命令，大约因为旧思想过于顽固而不得不采取“革命”手段来推进女子身体的解放。
由是大报小报上从外洋运到新式男女皮鞋的讯息到“时髦”脚样的插图见丁悚画：《中国女子之今昔观》，《晶报》，1919年3月21日；张云岩画：《时髦》，《北洋画报》，1927年7月30日。，从风起云涌的跳舞场到“情迷”高跟鞋1920年代后半期舞场风行而“高跟鞋”风行起来，伴随着各种议论，参吴昊：《都会云裳——细说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香港：三联书店，2006），页132—136。，有关美足的文字与图像成为市民生活的现代性宴享，当然也出现在流行文学中。如《脚之爱情》是刊登在《红杂志》上的一个短篇小说何海鸣：《脚之爱情》，《红杂志》，第25期（1923年2月），页17—34。，作者何海鸣（1887—1944），以擅写“倡门”题材见称。故事讲一个皮鞋店里的学徒，每天在地下室里做工，从窗口注视一双经常走过的一双美足，对那个女子梦魂系之，而转化为精神动力。他艰苦创业，十年后成为富豪。一天邂逅一女子，从她的双足认出了他当年的梦中情人，但此时方知道她原来是个妓女。出于同情和报答，他娶她为妻。在这里美足也意味着机会，且是互惠的。由恋物癖导向励志的主题，且以婚姻为结局，有点本土现代性的新意。这里的“爱情”似乎超越了商品而臻至某种普世的境界，实际上营构了一个打工仔建立小家庭的都市梦想，也是一个有关资本累积的寓言。
仅将20年代数年里的零星片段穿缀成文，或许有助于理解上海消费社会的历史形成。在好莱坞群星烘托之中，殷明珠的双足走向水银灯聚照的前台，传来都市脉搏加速的律动。这或许更符合居伊·德波（GuyDebord，1931—1994）所说的“奇观社会”（thesocietyofspectacle）的理论，像周瘦鹃那样在竭力推进都市发展而打造奇观时，已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商品的逻辑，为中产阶级制造甜蜜的梦幻。
但又不那么简单，比方说他在《礼拜六》上的短篇小说《脚》周瘦鹃：《脚》，《礼拜六》，第114期（1921年6月）。，正描写了贫民的血淋淋的“脚”。一个玻璃店学徒狗儿在送货途中被挤下电车，被车碾碎了脚，店老板不但不管，对他呵骂臭打，还要他赔偿打碎玻璃的损失。没有钱，医院进不去，半只脚都烂了，“这半只脚就带着狗儿到枉死城中去了。狗儿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不上一个月，竟发了疯，镇日价抱着一只破凳子脚，在门前哭，说是她儿子的脚”。的确，畸形的十里洋场犹如色彩斑驳的万花筒，有虚幻也有真实，而周氏在绘制奇观世界的调色板上也渗入了血和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