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瘦鹃加以规劝的那种“读者”，我们并不陌生，在上文提到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中都出现过。这类读者深明民族大义，迫切要求变革现状，指斥《礼拜六》之类的小说杂志，口气慷慨激昂，含有无可争辩的道德正义。从周的例子来看，其近乎愤激的反应也是受到压力之故。事实上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且对旧派杂志造成某种压力。这里再举几个杂志之例，并结合白话对于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略作讨论。
在茅盾革新《小说月报》之后，商务方面另外新办《小说世界》周刊，刊登的大多是旧派如林纾、包天笑、李涵秋（1874—1923）等人的作品。茅盾在《回忆录》中因此事大骂新任商务主管的王云五“卑鄙无耻”，说他背地里与旧派勾结。其实商务这么做，一面投资于新文化，一面是应时，因为旧派小说仍有市场，还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并非完全袒护旧派。《小说世界》自1923年1月开张，由叶劲风主编，后来由胡寄尘（1886—1938）继任，至1929年12月停刊。甫见世，《晨报副刊》即出现唐俟的《关于〈小说世界〉》一文，指斥《小说世界》这类东西不过是“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的”。其实唐俟即鲁迅。在新旧之争中，此老不时暗中阻击旧派，如上文提到的《名字》一文即是，而这一次抨击《小说世界》，也是替茅盾打抱不平。
《小说世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是，读者来信特别活跃，或确切地说，是杂志对读者来信的处理方式。在4月里叶劲风在“编辑琐话”说到：“自《小说世界》出世，收到几百封信”，提出增加“通信”栏和加强“编辑琐话”等要求。编者说一时还难以办到，希望今后努力云云。回答不令人满意，然而编者在努力，不断开辟新的管道，除了原先的“编辑琐话”之外，增加了“编者与读者”和“交换”栏，到1924年又增设“通信”和“通讯”栏。这些栏目互相参差，平均每期总有两三个栏目，如此重视与读者沟通，在同类杂志中可谓绝无仅有。但细察之，这多半是形式上的，栏目虽多，而常以篇幅有限为借口，每期限于一两页，至多三页。内容大多空洞，甚至对于如何盖图章之类的事加以讨论。“交换”栏刊登读者的读后感，一般是对于杂志或某作者某小说的溢美之词，以至后来有读者说：栏内刊布的“不是说《小说世界》怎样的完美，便是说《小说世界》怎样的精致，说来说去无非是恭维的话头。这类文字非但没有研究文艺、发表心得的价值，反而使读者见了觉得无谓”《小说世界》，4卷11期（1923年12月）。。
尽管为新派鄙视，《小说世界》却是“旧貌加新颜”参见汤哲声关于《小说世界》“旧貌加新颜”的描述，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页612—616。汤注意到“编者与读者”等栏目，指出“《小说世界》的编辑打破了避而不见的状态”，一般的消闲杂志确是“避而不见”。这一点还是由《小说月报》而来。，叶劲风本人也不新不旧。稿源上依赖旧派，但不一味追逐游戏消闲，如一位读者说它“比旁的小说杂志纯洁些，但没有精致作品，不脱小说界里势力范围的恶习”《小说世界》，4卷8期（1923年4月）。。所谓“纯洁些”，是相对其他旧派杂志而言，而“恶习”云云，其立脚点已是在新文学方面了。在另一位读者眼中，《小说世界》的“内容有的关于理科、地理，有的关于修身、历史，有的关于传记、算术，有的关于手工、图画，有的关于乐歌、游戏等”。《小说世界》，3卷1期（1923年7月）。这样的内容在教育界有市场，据“编者与读者”栏披露的一次调查，上海中学师范的学生，几乎每人定一份《小说世界》，各小学教师喜欢用杂志的附刊作奖品。编者又声称，约在杂志开办后半年间，“所接的稿件，约有五千余封。头三个月，每天平均接到十五件；近三个月每天平均约五十件”。根据列举的一长串名单，这些稿件寄自各地，包括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南洋大学、香港大学等地，大多是顶尖的学府。《小说世界》，2卷12期（1923年6月）。
这些调查和说法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借以做广告，但也反映了某些实情。像《小说月报》一样，《小说世界》也是商务的出版物，发行渠道全国畅通，却更为通俗，更因它半新不旧，能左右逢源，吸引新旧两方的读者，因此来信甚多，也能够理解。编者说：“我们平均每日至少要发几十封答函。”《小说世界》，3卷8期（1923年8月）。来信多是一回事，在那些栏目中是否得到真实反映的是另一回事，即便如此，从“编者和读者”栏里多少可看到新旧观点的碰撞。编者说：“有的读者问为何不用新式标点，同时又写信要求我们取消新式标点。对于这一类的事，我们只得搁置起来。”编者似乎不愿在新旧之间辩一个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了事。然而他又解释道：“我们对于国内艺术的前途，抱一个积极奋进的主义，我们所注意的是精神。不管他是新体裁、旧体裁、新标点、旧标点，我们只要承认他们有艺术的价值，至少有可研究的价值的作品，我们就刊登出来。我们以为艺术的新旧完全不在乎形式上。”《小说世界》，3卷1期（1923年7月）。所谓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的说法，当然是旧派的理论。这种辩护听上去是低调的，但编者又不愿得罪新派。问题还没有完，数月之后，叶劲风又说：“有的读者以为我们里面用新标点的，是新派小说，用旧圈点的是旧派小说。这或者是一点小误会罢。文字的新旧，一点也不在乎标点上，用新旧标点，完全是在乎各作者的习惯。……总之我们的希望，是巴不得这份出版物，能够将我国文字的新精神，都吸收了拢来。世界都新了，我们也很愿意跟着进步呀，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落伍者呢！”《小说世界》，5卷1期（1924年1月）。看来叶氏陷入某种困境，又提出新旧问题，显然读者仍揪住不放，而编者欲罢不能，又不能解决。像林纾的来稿不可能用新标点，他不可能改变，而另一方面用“进步”之类的话来安抚新派。
有一个插曲，多少对旧派不利。1923年底，《小说世界》附送一张票，要求读者填上什么是喜欢的题材。后来编者说，结果使他大为惊讶，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票赞成多增加些“世界瞭望台”栏目与“讽刺画”的比例。这两类本来是他忽视的，或许读者还反映了什么要求，叶氏决定把好几种长篇小说都暂停发表，已经预定好的计划因投票的关系，都推翻了。
七、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与白话文化政治
旧派杂志一般都有编辑按语，不设“通信”栏目，但它们也受到来自“读者”的压力，反应的态度和方式各有不同。1922年5月，由周瘦鹃与赵笤狂合编的《游戏世界》在“编辑琐话”中预告：“下期起，我们采取了大多数读者的意见，作为本位，大大的改革一下。”果然在下一期上首先对目录作了明显改革，一些具旧文化色彩的栏目如“趣海”、“谐林”、“艺府”、“余兴”等就被取消了。这一“改革”确实不小，取消这些旧栏目不仅减弱了“游戏”成分，更主要的是文言改成了白话。这也可看作是应顺“读者”的要求而移向新文学的例子。与此相对照，严独鹤（1889—1968）主编的《红杂志》就不一样。1923年8月杂志开头有编者“对于读者的话”，说编者和作者都在努力改进，不仅“在编制上刷新”，也有“新作品和读者相见”。但接着口气一转说：“如有不完满的地方，依旧很欢迎读者诚意的指教，至于那些盲目的批评，和无谓的谩骂，只有仍当他们是废话，一概不理睬咧。”这里《红杂志》显然继续消闲方针，对于“读者”的态度颇为强硬。有趣的是所谓“编制上刷新”，指的是原来的目录包括“游戏栏”、“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三类，从这一期开始，“游戏栏”消失了。仔细一看，这些游戏作品还在，只是被插入“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两类中，其篇目用小一号字体来标明。尽管这一“刷新”是表面文章，但也颇具象征性。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1922、1923年是关键时刻。由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双管齐下，造成旧派在文学论争中的失语。此后“新”、“旧”含义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分别等同“进步”和“落后”甚或“反动”，也意味着旧派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从大环境来说，无论情愿不情愿，旧派扭不过潮流，白话的政治正确也早就产生。正是在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有过一次自动的“编制上刷新”。《新闻报》是上海最老牌的报纸之一，据说销量超过《申报》。顾名思义，《快活林》以消闲为宗旨，居首的栏目一向是“谐著”，即游戏文章。但在1919年6月至8月间，正当“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民族激情高涨之际，《快活林》的“谐著”被新增“谈话”栏所代替，即意味着书写语言被口语所代替。为“谈话”栏写稿的是周瘦鹃，发表了一系列白话短文。到8月之后，大约运动稍平息，《快活林》故态复萌，又恢复了“谐著”的首席地位。这种情况如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指出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白话小报一时间“突然发生至四百种之多，日报的附张，大多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著”《国语运动史纲》，页72。。《快活林》的栏目改动也是大潮里的小浪花，在民族危机面前，游戏消闲都不得不退避三舍。只是到了1920年代受到新文化的打压，改得有点不情愿，在改革中有抵抗，却也不无自我删检的成分。《快活林》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即自动改为《新园林》，即因为国难深重，表示与“消闲”划清界限了。
最后我想提及的一点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转折”可说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变迁之一，而在白话之于民族国家建制的文化政治中，断断续续地贯穿着一条红线：其起源于五四运动的遗产，即在于动员群众、发动运动的魔力；“运动”由此成为历史开展的重要形式，“群众”被尊为历史叙述的主体，白话被赋予某种政治权威。从30年代瞿秋白（1899—1935）等人提倡“大众语”到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无不以“革命”和“群众”的名义，将白话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结果却造成知识分子自身的边缘化。唐小兵在《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一文中，以周立波为例，分析了他如何在创作《暴风骤雨》这一经典“革命小说”的过程中，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深入生活，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活的知识和活的语言”。该文精辟地指出，《暴风骤雨》“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种实质上否定了写作行为本身的写作方式”。换言之，白话与知识主体之间发生了错位，最经典的莫过于小说中描写群众斗争的场面。一片火山般爆发的“打倒”之声不啻是对于“暴力语言”的衷心礼赞。对于小说家而言，这是历史进步的最佳展示。《二十一世纪》，第11期（1992年6月），页80—91。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勾画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而沦为“边缘化”的历史趋势，发人深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0年10月），页15—25。这一的历史趋势或与“白话”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由本文所述，茅盾以启蒙者自居，排斥“民众”不遗余力，在竭力确立白话的至尊地位之时，却培养了“暴力语言”，从“通信”栏中“恶魔”的谩骂中便见端倪。富于讽刺的是，大多“五四”知识分子到头来被斥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贺麦晓（MichelHockx）认为，在20年代“五四”把鸳蝴派斥为“文丐”富于象征意味，此后现代“文学场域”（theliteraryfield）形成新旧雅俗之分野：前者提倡“严肃”文学，后者失落了“文人”身份而走向“通俗”。MichelHockx，“PlayingtheField：AspectsofChineseLiteraryLifeinthe1920s，”inMichelHockx，ed.TheLiteraryFieldoftheTwentiethCenturyChina（Surrey：Curzon，1999），pp.6178.这是一方面的事实，迄今为止，尽管鸳蝴派被重新评价，但所谓雅俗的二元逻辑仍在延续，其艺术价值上仍被视作“二流”，甚至被斥为“媚俗”，而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旧文学论争中，旧派已觉察到白话的主体问题，可谓已得其先机。事实上如“星期谈话会”体现出某种公共理性，即使在文化上失势之后，坚持文言与白话并用，延续了“文人”的优雅传统。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指出，鸳蝴派一向受到排斥，“并不仅因为它是不道德和没用的，而且还因为它出乎意料地实行着企盼良久的民主社会改革：把阅读能力广泛地普及大众”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1995），页90。。她的书中对于鸳蝴派的“民主社会改革”语焉不详，但这一见解颇富灼见。即从该派“普及大众”的语言策略来看，正蕴涵着“民主社会改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