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显得不无突兀的是我——对于学术的热情首先在于发现和编辑“遗失”的被忽视的文本——应当发觉自己为这些问题所左右。
——亨利·路易士·盖茨：《松弛的典律》SeeHenryLouisGates，Jr.，LooseCanons：NotesontheCultureWars（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xii.说起《申报·自由谈》，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文学史上为“典律”（canon）所排斥的“他者”及探索“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的问题。近年来在北美学界不乏对西方中心主义或“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如《公共文化》（PublicCulture）杂志在1999年刊出“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专号，集中讨论了西方现代性之外各国（主要是第三世界）“本土现代性”的问题。其中谈中国问题的收入李欧梵《上海摩登：回顾中国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一文。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探讨“五四”之外现代性的有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研究（DavidDerweiWang，FindeSiècleSplendor：RepressedModernitiesofLateQingFiction，18481911）；另有DeniseGimpel对民国初期《小说月报》的研究（LostVoicesofModernity：AChinesePopularFictionMagazineinContext〔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1）。一些国际性学术会议也作了另类现代性的专题讨论，就笔者所参与的包括200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反思鸳鸯蝴蝶派小说”研讨会和2002年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反思五四运动”研讨会等。《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数月——停业。《自由谈》是该报文学副刊，创始于1911年8月，也和《申报》、民国相始终。但从5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史上偶尔提到《申报·自由谈》，多半因为30年代初鲁迅（1881—1936）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被认为是犹如掷向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匕首，最能代表后期鲁迅的战斗精神。1931年，他在著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嬉笑怒骂地，对上海滩上的“才子+流氓”即创造社及鸳鸯蝴蝶派等，极挖苦之能事，且追踪他们的根子出在“从前”的《申报》所谓“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文中提到的是“三十年”或“六十年”前的事，那时《申报》还没有《自由谈》，但既指《申报》文艺，则非其文学副刊莫属。见《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4卷，页276。，意味着他对该报的副刊一向没有好感。然而时隔不久，他开始成为《自由谈》的撰稿人，因为在1932年底，《自由谈》的主编换成黎烈文（1904—1972）之后，改弦更张，向“新文学”开放，于是“在鲁迅等作家支持下，成为30年代杂文的一个主要阵地”。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页243。另参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页162—171。
文学史一般不提1932年之前的《自由谈》，即使提到也含贬义。这也跟“典律”的排斥所谓“鸳鸯蝴蝶派”有关，因为《自由谈》的创办者王钝根（1888—1950），以及另外几位主编陈蝶仙（1879—1940）、周瘦鹃（1894—1968）等属于“礼拜六派”，一般视作鸳蝴派作家。近年来“鸳鸯蝴蝶派”（此处暂不论使用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局限性）在市场上走红了一阵，文学史也重新作了评估。近年学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最富收获的当推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尽管见摒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派的文学和现代的“都市意识”（urbanmentality）有很大关系，如果单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市文学，似难以深入。如果不将其文学内容放到都市日常生活与民国的意识形态的境遇中加以观察，就像鱼脱离了水；反过来说，研究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学、印刷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果忽视了那些鸳蝶派文学，亦会失去一大块风水宝地。
所谓旧派的《申报·自由谈》确实以消闲为主导，然而同今天那些包装亮丽取媚白领的消费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从1911年到20年代末，尽管连年混战，政府腐败，共和政体徒具空名，然而宪政的躯壳尚存，其精神尚未完全泯灭，国事尚未沦于非红即白、你死我活的“革命”旋涡中。《申报》作为私营企业，仍在印刷资产主义的机制中运作，表现了相对的独立形态。其所“享”有的新闻自由即使有限，对于后继者而言，也成为可望而难及之物，在中国现代史上亦弥足珍视。如王钝根、周瘦鹃等，固然遵循报社的商业路线，却身为“报人”，也有一定政治立场和道德守则，在使报纸副刊发挥现代都市消闲功能的同时，时时切入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课题，同民国初期的政坛风云、欧美摩登新潮或市井风尚息息相关。尤其是他们大多接续了晚清改革派的思想底线，对于实现民主立宪的方面仍怀着梦想，所以在连续不断的危机中，在权奸窃国，祸乱相寻，军阀相争，革命横流之际，《自由谈》中的言论，或直言诛伐，或冷嘲热讽，或明或晦地传达了某种“民意”，而王、周等人的言行及编辑方针，既同《申报》的政治倾向及其公众舆论的操纵密切联系，却也透射出他们自己的价值认同与性情趣味。近时冯并在《中国文艺副刊史》中，对“五四”前的《申报·自由谈》作了专节介绍，论述了王钝根、陈蝶仙等人的不同编辑风格，并指出“他们是一批具有现代修养与意识的副刊编辑者”。他认为《自由谈》“基调平和，绝不触动时局，更谈不到针砭时弊”，与本文的意见不同。见《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页154—159。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在中国境遇中，《自由谈》基于一个独立商报的立场，尝试了某种公民能够自由言说、自由运用理性的“公共空间”，而与此同时，其中所反映的都市日常欲望与现代性之间的吊诡和抗拒，在今天的全球化风景里，亦不乏历史考镜的价值。李欧梵先生曾在那篇很有影响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中，对《自由谈》初期的“游戏文章”的风格及其自由言说之间的关系作过精彩的分析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汪晖、余国良主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页151—170。，本文顺着这一思路，集中探讨民国初年《自由谈》中“自由谈话会”这一专栏，就其文学批评和政治的关系作粗略的勾画，向大家讨教。
一、“自由谈话会”的“中立”立场
1911年8月24日《自由谈》创刊，时机的选择似顺着“革命”的势头，数月之后对于民国的诞生表达了欢忭之情，也为自己的生命涂上了喜色。它一开始便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而精神上接续的是晚清以来的改良立宪的传统。远的不说，值得一提的是在1909年初，副刊颇不寻常地突然介入时事——地方选举。其时清廷实行“新政”，在多般磨蹭之后，终于宣布实行预备立宪。1月里，清廷颁布地方自治章程，3月上海县进行初选。副刊连续刊出有关选举的作品，如小说《初选举之丑历史》、《选举鉴》等，揭露和讽刺大小乡绅在选举过程中不法操纵，营私舞弊的种种劣迹。其他如“清谈”、“记事”、“游戏文”、“谐著”等栏目中所发表的，也都和选举有关，发挥了不同文类的效能。整个事件的意义，如一篇文章点到的：“此次初选举，系数千年来第一次创举”，这些作品所共同关注的，不光是宣泄了选民的愤慨和不满，更强调了选举中程序和规则的重要。如《选举运动法》一文在揭露选举事务所某人利用他的儿子、学生为他制造舆论时说：“宣讲员者，宣讲选举之权利及一切投票方法而已。至何人当选何人不当选，应听一般公民自择。”《选举运动法》，《申报》，1909年3月13日，2张4版。某种意义上这像是一次宪政的普及教育；而对选举作出这样及时的反应，似乎反映了副刊编者的对于“宪政”的热情，但作为报纸的文学专页，起到与民意直接沟通、交流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如“清谈”栏《所希望于新议员》一文中的“记者”，在向新任议员提出一连串希望时，蕴涵了这一身份的特殊意义。
这样延续了约两个月，到5月底，编者登了一则“告读者”，说明当初中止了连载翻译小说《潘杰小史》，因为初选开展之后，发生了各种情况，报刊不得已卷入事态，所刊出的文章，正如“《选举琐谈》、《运动新法》种种问题，箴恶励善，指事举劾，亦当务之急”《敬告阅〈潘杰小史〉者》，《申报》，1909年5月25日，2张4版。。如今既已“事竣”，译文也继续刊登，意味着这一临时插入的特别节目告一段落。
在“新政”时期，《申报》“报屁股”版面上的文学空间渐渐扩展，类目也趋于多样活泼，尽管如此，仍和非文学的栏目同占一个版面，因此《自由谈》的命名则意味着文学名正言顺地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另一层联系是，1907年席子佩接办《申报》之后，为报纸作了一些改革，这回他起用其青浦同乡王钝根。钝根原名晦，桐城派古文家王鸿烈的孙子，曾在家乡办过《自治旬刊》，鼓吹推翻清廷，倾向民主共和。参栾梅健：《〈礼拜六〉派大本营的重要营造者——王钝根评传》，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第五册，页212。《自由谈》开张，头条栏目“游戏文章”因袭了“游戏文”和“谐著”，除了常设的小说、戏曲、诗词之外，另辟了一些新栏目，如“心直口快”、“海外奇谈”、“千金一笑”等，含有明显的娱乐取向。“自由谈话会”这一专栏，从1912年10月23日开始设置，到1914年9月29日为止，维持了二年左右。从1914年9月起，“自由谈话会”的栏目名改成“谈话会”，之后又出现“自由谈之自由谈”，不久也完全消失。这里指最初出现“自由谈之自由谈”作为“自由谈话会”栏目的告终。由王钝根直接主持，园地开放，以“扶掖国家，诱导社会为宗旨”《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3月16日，第10版。关于“自由谈话会”的宗旨，其作者同人发表过许多文章，这里出自张刚作为读者的评语。。出现在400余期《自由谈》中，每次刊登数则至十数则不等，或片言只语，或专题论述，无不涉及时事，共有二百余位作者为之投稿，作者包括市井中各色人等，有的仅十五岁，也有数位年轻女子。这样参与的广泛性，或许编者的意图乃在《自由谈》中开一扇“言论自由”的窗口，通过某种“来者不拒”的方式给读者提供沟通机会，对于眼下即刻发生的事情，上至政局公卿，下至时尚弊端，发表一己的感想或批评，意在反映“民意”。
作为上海的大报之一，《申报》对于市民的舆论导向起重要作用且具有代表性。在国事历经危亡之际，该报沉浮于政治风浪中，不免游移在新旧之间，体现出复杂的政治取向。由于经营上以广告与销路为主，它在政治上能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如赵建国提出的，辛亥革命之后，《申报》“对革命的态度由非议到同情到同盟再到中立和背弃”朱英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320—351。另见马光仁主编：《中国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页417—422。。的确，《自由谈》的政治取向和《申报》大体上是一致的。民国伊始，它对于革命的热情拥戴，从发表《十不可和》和《北伐十宜》两文可以看出。《申报》，1911年12月26日，第8版；1912年1月30日，第8版。主张北伐和反对南北和议，表明了对清廷或袁世凯毫不妥协的态度。所谓“游戏文章”大多借旧文体的躯壳，而在子序所作的《新四书》写道：“袁慰公谲而不正，孙中公正而不谲”，褒孙抑袁，旗帜分明。《申报》，1912年2月29日，第8版。袁氏的鄙陋形象，在琐尾的《拟梅特涅致袁世凯书》中，所谓“倘足下亦不明大势，欲奋兹臂以挡车，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千刀剸王莽，万冢烁蚩尤，恐受祸之惨，更将百倍于老夫也”《申报》，1912年1月30日，第8版。。借臭名昭著的梅特涅之口，着实把袁氏奚落了一番。
然而袁世凯反戈一击葬送了清朝，成为民国的元首和国民希望的载体。孙中山在外蒙独立、大借外款等一系列决策上显示其荏弱，民众在失望之余，更希望出现首先能捍卫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强人政权。袁氏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形势对他看好。至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宣言反袁并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之后，“自由谈话会”对革命派的态度急转直下，怒詈愤斥形见于色。战祸殃及平民，破坏市场，连日来《自由谈》中各种诗文篇什描绘了市民流离失所，尸骸枕藉，秽气熏天的惨状，而“自由谈话会”更直接咒骂那些革命“伟人”，当然指的是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指责他们轻启战端，事败他们自己则逃往国外，一走了之。仲琴说：“今之所谓伟人，吾知之矣。得志则睥睨一切，气焰逼人；一经失志，则主张破坏，无所不为。呜呼，今之所谓伟人，古之所谓民贼也。”《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5月14日，第10版。对革命派一片咒骂声，其他所谓“伟人之所最喜者，金钱与美人。伟人之所最惧者，手枪与炸弹”等《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7月4日，第10版。，不一而足，极个别的甚至称之为“叛党”，要求“执政诸君，筹定方略，陈师鞠旅，速灭此辈以谢天下”。《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8月5日，第10版。那就完全在帮政府说话了。
表面上“自由谈话会”跟着权势走，屈从袁氏的淫威，但事实上并没有“背弃”革命的理念。《自由谈》尽管处于报末副刊，纠夹着正经和余兴，既是情绪的晴雨表，又像价值的天平秤，其影响固然不及正版要闻，但在意蕴与功能方面却更为复杂。如果对“自由谈话会”的“革命”态度转变过程再作些考察，可发现无论是支持革命或偏向北京，它既不姓孙也不姓袁，其中始终贯穿、活跃着一种批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