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梁氏笔下，凭借其富于情感的修辞，拿破仑也赋形生动，对读者尤具感染力。并不奇怪，在拿氏受到“小说界革命”召唤前不久，梁氏已愈益关注文学想象及如何表现英雄人物的问题。在《烟士披里纯》一文中说，“刻画英雄之情状，传述英雄之伎俩者”，不可能“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而必须诉诸“灵感”（即英语inspiration，梁译为“烟士披里纯”）。作家处于那种“如电气之触物，如磁石之引铁，有欲离而不能离”的状态，方能使英雄人物刻画生动。《饮冰室自由书·烟士披里纯》，《清议报》，第99号（1901年11月）。此文抄自德富苏峰《インスピーレーシヨン》一文，以至在当时为人诟病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页269—271。德富《インスピーレーシヨン》一文原刊于1888年《国民之友》上，冯自由云刊于辛丑年（1901）《国民新闻》上，或别有所据。，但梁氏既有错将翻译为己立言之处，倒也不妨可将错就错，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表达其对想象重要性的认识。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于想象功能的论述，富于创意地融汇佛理，指出小说能通过“熏”、“浸”、“刺”之力渗入人的“脑筋”，使之无形中进入“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其实这也来自德富《インスピーレーシヨン》一文，文中引卢梭《忏悔录》，即作者在旅途中，在自然的怀抱里，身心摆脱尘世之羁束，思想随蝴蝶而赋形翩翩，尽情享受想象之“天国”。梁氏另在《世界外之世界》一文中，把这种“遁世绝俗”而进入新的思想“世界”者，称为“移情”。《饮冰室自由书·世界外之世界》，《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对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熏”、“浸”、“刺”等功能，用现代“移情”理论作了新的诠释的，参陈俊启：《重估梁启超小说观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页309—338。但德富苏峰虔诚皈依基督教，在日本倡导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参吉田精一：《浪漫主义文学の成立と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58）；笹渊友一：《浪漫主义文学の诞生》（东京：明治书院，1991）。他在强调灵感和想象时，把它们看作相对于“真实”的“虚幻”，这一观念正根植于西欧自柏拉图至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中。而在梁启超的“世界外之世界”的接受和诠释中，并不明确想象的“虚幻”性质，甚至在《惟心》一文中，他认为“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饮冰室自由书·惟心》，《清议报》，第37号（1900年3月）。，或正体现了中西之间对于文学再现（representation）性质的不同文化背景。
然而可注意的是，在德富苏峰所举的人物名单中包括西塞罗、克伦威尔等，而梁氏却增之以华盛顿和拿破仑。德富苏峰：《インスピーレーシヨン》，《国民之友》，2卷22期（1888年5月），页12—13。这两人不仅是梁氏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也几乎家喻户晓。据胡兰畦回忆，她小时候在四川，辛亥革命之后妇女流行剪发，“梳着偏分式，当时这种发式叫拿破仑式。还有一种从头发中间分开，两边梳得一样平的，叫华盛顿式”。可见在中国拿破仑家喻户晓之一斑。见《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页14—15。在华盛顿和拿破仑之间的取舍形成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关于自清末以来华盛顿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参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办），“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再发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5月29日。如邹容（1885—1905）《革命军》（1903）中也有所谓“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独立之表木”的提法邹容：《革命军》，见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页43。，尽管拿破仑与帝制牵在一起，其奇迹般的霸业也使革命派觉得神旺。另方面，梁启超对于华盛顿不是不顶礼膜拜，或许是认为不合国情，远水救不了近火，用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黄克强的话来说，“和我中国的问题更远得很了”《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2、3、7号（1902年11月—1903年8月）；另见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页45。。
如果说梁氏所虚构的“想象共同体”有几分神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却不至于如柏氏要驱逐专事虚构的诗人。像这样全是华盛顿、拿破仑一样英雄的理想国，不免过于单一，想想也挺可怕，难怪夏志清先生说得有趣：“人人自比才子佳人，追求科场与宦途得意，害处倒不大，但如果每个人都要作华盛顿或拿破仑，天下可真要大乱了。”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页77—78。不过对梁氏来说，既担任启蒙国民的光荣角色，以塑造当代英雄为圭臬，当然自己也应当成为出色的小说家。事实上他将小说提高到至尊地位，一个重要理由是，在西方小说出自名公巨硕之手，所以能产生“左右世界之力”。也正是凭着这种认识，梁氏身体力行，酝酿已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终于同“小说界革命”一起出笼了。
在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鼓吹“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还刊出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说明他宣言与创作并行。这部小说仅发表了五回，便中断了。它被标明为“政治小说”，的确也显示了梁氏利用小说干预时政或表达政治理想的功能。虽然这部未完成小说缺乏娱乐性，但在形式上似乎刻意避免传统小说的窠臼，却体现某种与传统决裂的意向。即使其中充斥了议论和实用文体包括详细罗列的会党章程等，但小说毕竟是小说，不仅在于人物和情节的虚构性，即其议论部分，由于受到具体人物和场景等虚拟语境的约制，不一定与作者的意图若合符契。
小说里也出现拿破仑，并非作为小说主人公来描绘，而出现在爱国志士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争辩之中。在几乎占了整个第三回的黄、李之间的长篇“舌战”中，李代表“革命”的激进主义，主张法国革命式的民主，以暴力解决问题。黄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强调中国民智和道德素质一向低落，要实行“民主”毫无基础，且一旦发生法国式的革命，必然带来社会动乱，这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强权砧上之肉的情势下，只会灾上加灾。当李君说到：
再说到拿破仑呢，哥哥你说拿破仑有什么对不住法国人呀？有什么对不住天下人呀？他的本意，要把全个欧洲弄成一个大大的民政国，你看他征服的地方，岂不是都把些自由种子散播下去吗？你看他编纂的法典，岂不是全属民权的精神吗？……
从李君那里，我们仿佛听到的是当时反清“革命”派的论调，而关于拿破仑的说法，也在改良派当中屡见不鲜。根据小说里黄君是后来被国人竖立铜像来纪念的“英雄豪杰”，显然是梁启超所刻意塑造的新小说英雄人物。如果说这一人物应当为梁氏所认同的话，我们读到这里，会预期他将接过李君的话头，对拿破仑也会颂扬一番。但出乎读者意外的是，黄君并未接口，反而作了一通反驳：
就是讲到拿破仑一段，也未免有些强词夺理的了。那拿破仑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交界，正是民族主义极盛的时代，他却逆着这个风潮，要把许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国民扭结做一团，这是做得到的事业吗？就是没有这墨斯科、倭打卢两回败仗，他那帝政底下的大共和国就做得成吗？《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2、3、7号（1902年11月—1903年8月）。
黄君转移了视线，从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兴起的世界格局里，批评了拿破仑的帝国扩张。其实李君和黄君对于拿破仑此扬彼抑，我们并不陌生，如上述《清议报》提到，其实都是梁启超自己的观点。这里我们发现《清议报》与《新中国未来记》之间密切的互文性，当小说人物这么相互诘难时，梁氏似乎意识到自己对拿氏看法的自相矛盾之处，也确乎反映了他对“革命”的怀疑态度，因为在1902下半年，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变得愈益鲜明起来。但小说远不止表明作者的自省，其形式本身则意味着更为自由的言说空间。黄、李毕竟是小说人物，他们的意见不必代表作者的立场，其不确定对读者来说是更富启迪的，即使不像巴赫金（MikhailBakhtin，1895—1950）所说的“众声喧哗”，至少显示了为小说所特具的弹性和开放性。
五、《泰西历史演义》：反英雄之拿破仑
继《新小说》之后，小说杂志层出不已，至1911年为止，如《新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等有十余种范伯群主编：《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页517—519。，一般报刊杂志如《浙江潮》、《大陆报》等都有小说专栏。这一波小说热潮固然呼应了“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不过对梁启超所向而往之的几位“英雄”，似乎反应不大。华盛顿和拿破仑毕竟还是当时的热门人物，仍然不时出现在小说或笔记里，至于孔子和释迦，难免遭冷遇了。其中在1903年《绣像小说》上连载的洗红盦主《泰西历史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却是一部认真表现拿破仑和华盛顿的长篇小说。开头六回描写拿破仑事迹的章回，完全从《泰西新史揽要》一书脱胎而来。从《揽要》对于梁氏——尤其他对于拿破仑与19世纪欧洲史的认识——的深刻影响而言，《演义》的出现的确配合了他的小说“英雄”论。本文勾画拿破仑形象从历史叙述到小说叙述的演变规迹，说明尽管拿破仑由于梁的推毂而成为“小说界革命”的英雄人物，但由于小说的虚构及娱乐特性，在再现“英雄”形象过程中产生种种问题，给梁启超的乐观期望打上了问号。
在叙事的内容和秩序上，《演义》完全依据《揽要》，在整个结构上保存了译作的纪年框架，依次叙述一个个战役，末了像译作一样，说此是某年某月里的事，并且时时表出拿破仑的岁数。小说对译作如此亦步亦趋，看来是一种时髦，后者大概在当时实在受欢迎。另一方面小说见世于1903年，可能它的作者还来不及看到同年出版的从日人那里翻译过来的新的拿破仑传记，但这反而给我们造成方便，作一个个案的比较分析。
这也不妨碍小说作者将《揽要》改造成传统章回小说，在形式上做到了彻头彻尾的小说化。如每回另加对子式的标题；模仿旧时说书者，用“却说”开头；用对仗的韵文结尾，加之以“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叙述中间有时插入习见的唐诗句子，甚至会尽量不放过机会使用套子，如拿破仑打了败仗，就引用大众熟知的典故，说：“古人里头，如楚霸王陔下被围，汉高祖白登受困。”虽然我们不清楚“洗红盦主”是何等样人，从小说的粗俗风格来看，他不一定是个文学修养很高的文士，或许是故意模仿一种通俗的风格，总之这部小说熟练地使用了传统小说的语言和形式。
小说一开始描写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有个做律师的人，生了个儿子。这儿子才落地，他的屋上，祥光万道，瑞气千条”洗红盦主：《泰西历史演义》，《绣像小说》，第1号（1903年5月），页1a—1b。。这是传统小说里常见的套语，预示“真命天子”的降临。果然在稍后，当拿破仑初次在土龙之役打了胜仗，小说写道：“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经此一役，众百姓更加钦服，也是拿破崙命中有九五之尊。”洗红盦主：《泰西历史演义》，《绣像小说》，第1号（1903年5月），页1b—2a。当然在《揽要》中，根本没有这些话，仅说“因民心之推戴，聚众于土龙城，己为渠率，指挥而训练之，每战辄胜，众咸服其智勇”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卷2，页1b。。小说作者在依照译本时，削去了许多细节，为的是使它更简单，通俗易懂。在这样将它改造为小说时，似乎也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一面随手利用常见的小说套路，一面即兴编造。诸如此类的发明比比皆是。又如译文中写到“拿破崙幼而好武，年十一岁，入武备学堂肄业”。而在小说里，“拿破崙十一岁，出落得虎眉豹目，猿臂狼腰，膀宽三停，身高七尺，而且颇有膂力，一味的使枪弄棒”。其形象被改造，或者说被类型化，套入了楚霸王式的“英雄”模子。
的确，《演义》着重刻画拿破仑的形象，一个小说的形象。虽然被局限在译作的编年体的框架里，但作者发挥了充分想象。他利用那些战役作为叙事的重点，大刀阔斧地删去许多情节，依照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他的叙述。小说并不怎么关注译作的思想和道德评判，比方上文引述《揽要》中那段“糜烂百姓而战之”的话，小说干脆不理会。其实《演义》用的是小说语言，很少袭用译作，像上文引述关于“英雄末路”的抒情段落，在小说里也没有出现。其实这位洗红盦主是否仔细阅读《揽要》也颇有疑问，他在第二回中写到拿破仑1799年12月登“九五之尊”，立为法皇。《揽要》中明确写到拿破仑做皇帝是在1805年。多半是小说作者粗心大意，见了“拿破崙总统法国”的小标题，便望文生义。小说既是连载的，也许是作者一边看，一边编，一边拿去发表，到后来即使发现错了，也只能将错就错，反正是小说。
既然一开头就把拿破仑套进楚霸王的类型，其主要性格特征是急躁，所谓“无奈拿破崙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生起气来“鼻端出火，耳后生风”。以这样的英雄作主角，就像京剧里的武打戏，观众要看的是热闹，这正是《演义》的兴味之处。在写到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及其凯旋而归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