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么多话来解释revolution一词，看似可笑，但译文努力在“反”或“叛”之间作区别时，也用心良苦。在当时，如上文指出的，通过王韬对日人著作的译介，“法国革命”的译名已在中土流传，且被改良派人士普遍接受，但对李提摩太等人而言，也有可能是译者确实没想到或不知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因此给翻译过程带来种种困难。关于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与revolution一词翻译问题的讨论，参陈建华：《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中国学术》，第6辑（2000年6月），页81—91。但从《十九世纪史》原文来看，在当时的英语世界revolution已含有现代意义，与revolt（叛乱）之义有性质上的区别。而李和蔡将revolution和revolt相混淆，同样译成“民叛”，看来是故意曲解revolution，多半基于基督教的仁爱立场，而否定其中的暴力成分。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他们知道revolution可被译成“革命”的话，也会避免使用此词。
书中凡涉及“革命”之处，无不译为“乱”、“叛”等词，当然也减弱甚至遮蔽了麦肯齐的进化史观，这和基督教义也不造成冲突。对于拿破仑的叙述，第二卷的《法皇拿坡仑行状》基本上照原书译出。如果说《十九世纪史》已经难免英国人的偏见，那么在《揽要》中，对法国革命的抹黑倾向更波及到拿破仑。最明显的莫过于叙述拿氏出生一节，原文为：
Induetimetheyhadtheirrevenge—thestrangest，themostsignalwhichawrongedpeopleeverenjoyed.TheyfurnishedtoFranceadespotwhopouredoutherbloodandtreasureduringtwentylongyearstoservetheendsofhisownambition；wholedhertodepthsofhumiliationandmiseryunknownbeforeinmodernEurope.RobertMackenzie，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p.30.《揽要》译文：
科西嘉以弹丸蕞尔之地，初无名山大川足以钟灵毓秀，乃不谓崛生奇杰，为法国之主者二十年，糜烂法民而战之，虽奴隶不啻也。其浪掷法金也，如泥沙，如瓦砾，遂使法兰西变为欧洲最疲最弱一无所能之国。呜呼！此其中盖有天焉。《泰西新史揽要》，卷2，页1a—1b。
原文的春秋笔法已够严厉，在译文中有关科西嘉岛人素受法国欺负、而拿破仑使他们出了一口冤气的挖苦之处被略去。所谓“糜烂法民而战之，虽奴隶不啻也”，显然是对blood一词的想象诠释，更以贬损拿氏为能事，颇有落井下石的意味。加强拿破仑的专制意味也见于另一处，叙到他出征埃及后返国而独揽朝政时，译文云：“拿坡仑遂专国政，朝野间事无大小皆一人独断独行，盖自法兰西立国以来虽大有才力之主，从未有如拿坡仑专擅之甚者也。”同上书，卷2，页5a。原文说拿破仑quicklybecamedespotismasabsoluteaseverFrancehadenduredbefore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p.34.，把他同过去的法国专制君主相提并论，而译文里却变成法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
“呜呼！此其中盖有天焉。”一句为原文所无，给译文注入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多半出于蔡尔康的润饰。由于前面说拿破仑出世乃科西嘉人对法国的“最奇特”的“报复”那一句被舍去不译，这句归诸天意的慨叹，可起某种补偿作用。然而把历史跟天命相联系，对于麦肯齐这位19世纪的欧洲史学家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习见的情感表达方式。这种情绪渲染的修辞，尤其当拿破仑大胜或大败时，即从译者的笔端流出。精彩的一段是在拿破仑被流放到圣海伦纳岛上：
偶一回首，则宫花冷落，禁树婆娑；偶一凝眸，则海水苍茫，山云黯淡，英雄末路，涕泗沾襟，自知恢复无期，不觉毫无生气。《泰西新史揽要》，卷2，页28a。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p.61。
这段话据原书中一句——hewassubjecttodeepandprolongeddepressionofmind——演绎而成，然而这样的生花妙词增强了这部历史著作的文学性，令中国读者想起文学中的李后主或唐明皇。事实上这一“英雄末路”的形象在民国初期出现的拿破仑文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不少例证可说明《揽要》中的小说化企图，即常常将第三人称的叙述转换为第一人称的直接言说。如拿破仑在征服埃及时对当地人所讲的一番话：“凡我所以来，非利汝之土地也。与为汝等除暴虐之君也，整顿汝等之教化，使尽皈依回回真教也。”《泰西新史揽要》，卷2，页2b—3a。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p.32。即为显例，且不免添油加醋。这个文言译本能在当时广泛传播，是和其叙述体的通俗化、小说化倾向分不开的。
在《揽要》中，尽管拿破仑形象和原著有出入，但在表彰其德政之处大致遵从原作。值得注意的是叙及拿破仑之死，改写了一段评语。原文简略地说拿氏一生辉煌，对世界事务之改变影响深巨云，而译文使之具体化，所谓“拿坡仑在位时，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训，因念昔日之民，大半受困于上，遂与使各国悉改旧章，皆变为民主之国。各国不甘听命，而流弊所至，……卒至兵败国丧，力竭身亡，以可惜也”《泰西新史揽要》，卷2，页28a。。这样的措辞更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而且放到当时的变革风潮当中看，恐怕不是无的放矢。
在戊戌之前，《法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都被维新派人士列为必读书目。拿破仑形象变得丰富起来，他称霸欧洲，不可一世，然而好战喜功，一意孤行，结果四面楚歌，下场悲惨。同时他的命运与法国革命及19世纪欧洲史连在一起，似乎代表自由、民主和历史进步等价值观念，虽然法国革命被描绘成血流满地，面目狰狞。在改良主义者的接受方面，大致可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有的害怕法国式革命，如章炳麟（1868—1936）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文章，惊呼“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因此警告清廷当局“以革政挽革命”，即应及时实行变法，否则将大祸临头。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号（1897年3月）。有些具激进思想的，如唐才常（1867—1900）写道：“萌欧洲之新化者，拿破仑也”唐才常：《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湘学新报》，第5号（1897年5月）。，已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理解拿氏。而谭嗣同（1865—1898）在《仁学》中极端地表示：“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且引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传统经典，高喊：“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谭嗣同：《仁学》，《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在这里，拿破仑被当作新时代的“圣人”而受到召唤，且以“革命的名义”，正说明拿氏令人醉心，而产生新的想象。此时的拿破仑传奇已经参与中国的历史真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被不断地阅读和改写。
三、梁启超和《清议报》：拿破仑“革命”记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最初数年中，改良主义者热烈崇拜拿破仑，不无反讽地其英雄传奇被“革命”化。因为这位欧洲的新式皇帝——形式上维持帝制，实质上完成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正合乎改良主义者的需要，且在梦想富强中国的意义上，拿氏更能诉诸民族的普遍认同。这期间在梁氏主编的《清议报》中，频频出现有关拿破仑的言论，体裁不限于论文，还包括诗、文、小说，不少来自日人著述。但有趣的是，如果对《清议报》作顺时序考察，可见梁氏本人对拿破仑有个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他倾向“革命”的暧昧立场。最初在梁启超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即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中，波宁流女史在东海散士面前纵论19世纪世界大势时，神往地说：“拿破仑者自一孤岛起，即佛国帝位，其用兵如神，席卷欧洲，威震四海。欧之君相，纳降惟恐后。”《清议报》，第9号（1899年3月）。这一武功赫赫的拿氏，也是一般的读者印象。1899年10月，梁氏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说：
今夫秦始皇也，亚历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坡仑也，古今东西史乘所称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战也，皆出自封豖长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异志，眈眈逐逐，不复可制，遂不惜驱一国之人以殉之。其战也，一人之战，非一国之战也。《清议报》，第30号（1899年10月）。
把拿破仑视作专横独裁的好战之徒，多半受了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的影响。尽管在戊戌期间谭嗣同、唐才常等已正面接受拿破仑，映照之下，可见梁氏的保守姿态。与此相关的是，此时他对“革命”也持根本否定态度。《清议报》第一、二号刊出他的《续变法通议》，认为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民智低劣之时，如果“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则国势更危急，将“永永沉沦，永永糜烂”，“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任公：《续变法通议》，《清议报》，第1号（1898年12月）；《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第2号（1898年12月）。。这也和戊戌期间章炳麟对“革命”的恐惧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彼时章氏忠告清廷，而此刻梁氏则针对揭竿而起的反清革命势力。
令人瞩目的是1900年3月刊出日人有贺长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一文，出现一个代表“革命”精神的拿破仑，在当时的中国人听来，颇为新鲜。文中说：
追忆一百年前之欧洲，法国拿破仑以自由民权之精神，统揽内外。集国中之学士，编纂民法，而已亦逐条讨论之。以深远明爽之智力，身率国人，倾注武功。对于外则以革命自由之大义，布告天下，务使专制独断之君主，绝迹于世界。法国之权势，弥漫于欧洲中原。即彼自一千八百四年即帝位，至一千八百十二年，而欧洲大陆，悉伏其腕下矣。《清议报》，第39号（1900年3月）。
这里拿破仑成为明确代表“自由民权”的“革命”形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似为此后《清议报》上拿氏传奇的发展定下了“革命”调子。既将他等同革命，即可视为文明的救星、历史的动力。这一“革命”神话不时通过“时论译录”而得到加强，如《两世纪之大观》称道拿氏“破坏其封建之制，与人民以自由平等之权利”《清议报》，第60号（1900年10月）。。所谓“时论译录”，即“译”自海外文献，虽然常常出处不明。这一则对于拿氏“破坏其封建之制”略含惋叹，却突出他独具帝威，改造旧制度，也传达了历史进化的信息。这样的拿氏形象自然激起改良派的热情反应，嗣后出现振素庵主《感怀十首即示饮冰子》，第二首云：
共主追缘起，欧西拿破仑。文明光宇宙，功业盖乾坤。斯世平权贵，同胞独立尊。即今人海里，孰不竞生存？《清议报》，第47号（1900年6月）。
虽然他们通过拿破仑接受某些自由、民主的价值，但拿氏实行帝制这一点，对某些改良主义者来说独具魅力，因与法国革命终究隔了一层，却为他们的保皇宗旨暗送秋波，其英雄传奇更点燃了中华帝国的狂想。在衡南刦火仙《英雄国》曰：
呜呼！英雄国自英雄造之者也。拿破仑造英雄之法兰西，法兰西人口仅四千万耳。驱四千万国民足以敌全欧，驱十倍法国之国民，岂不足以敌全世界耶？昔英国魏斯勒将军曾谓中国有蹂踏天下之资格。虽然，吾闻其语矣，英雄出而实之可也。《瀛海纵谈·英雄国》，《清议报》，第72号（1901年2月）。
言下之意，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只消出现一个拿破仑，就能“蹂踏天下”！他更崇拜拿氏“心力之雄大，才力之宏博，独具高立须弥，俯视群氓之态”衡南刦火仙：《瀛海纵谈·拿破仑》，《清议报》，第64号（1900年11月）。，这样的拿破仑当然不那么“革命”，却成为投射某种帝王心态的镜面。当《清议报》中崇扬拿氏已成为主流话语时在赞颂拿破仑的主调中，偶然出现不协之音，仍可见《泰西新史揽要》的影响。如题为《杀人盈野》的短文说：“拿破仑在位时，战仗尤多，额兵三百万名，而十五年中，死者约一百万名。”见《清议报》，第43号（1900年5月）。另如《本馆论说·说败》曰：“法国之政府，即拿破伦之政府。其政务之专制独断，较路易十四殆将过之。”见《清议报》，第87号（1901年7月）。，梁启超也改变论调，转贬为褒，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拿破仑的热烈招魂，却纳入其重铸“国魂”的启蒙话语中，不无吊诡地与“民族主义”、“革命”的思想脉络错综在一起。如1901年9月刊出的《饮冰室自由书》：
十八世纪之末，法国大革命起，血腥模糊，哭声訇鞈，戳破欧洲之中心点。加以拿破仑旷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劳全欧之联军，仅制其焰，而自由之空气，遂偏播荡于欧洲。动力与反动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进，而卒有今日。读近百年来之西史，何其壮也，何其快也。
十九世纪之末，中国义和团起，血腥模糊，哭声訇鞈，戳破亚洲之中心点。亦既已劳全欧之联军，仅制其焰，而拿破仑果安在耶？而亚洲大陆自由之空气，何以沉沉曀曀，而至今无端倪耶？吾欲我国民一思其故。《饮冰室自由书·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清议报》，第93号（1901年9月）。
这段话似与上述衡南刦火仙为中国四万万群氓而召唤拿破仑不无关联，但在义和团事件之后“国耻”深重的背景中呼唤这位“旷代英雄”，更显得紧迫，且出自强烈的情感和修辞的渲染，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这里与其在单纯地呼唤英雄，毋宁指出拿破仑之所以“乘之而起”，因为“自由之空气”“偏播荡于欧洲”，遂能产生“壮快”之历史而造就其“旷代英雄”。换言之，像中国那样“沉沉曀曀”，即有拿破仑也无济于事。此处的拿氏形象反映了梁氏有关“时势造英雄”的独特视角，其焦点在于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在10月间梁氏又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在“民族主义”的框架里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