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治”的想象功效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公认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发轫的“宣言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耳熟能详。关于梁氏小说理论赖以形成所汲取的中外资源对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研究和诠释方面，如夏志清、林明德等深入探讨了梁氏的小说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本土传统、日本及西方小说理论的渊源和借鉴。见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页63—100。另见C.T.Hsia，“YenFuandLiangCh’ich’aoasAdvocatesofNewFiction，”inAdeleAustinRickett，ed.，Chin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ConfuciustoLiangCh’ich’ao（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pp.221257；林明德：《梁启超与〈新小说〉》，见胡晓真主编：《民族国家的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5），页69—85。最近陈俊启对于梁文中“理想派”一语所含的“移情”理论的来源及其义蕴，作了富有启发的解释。见《重估梁启超小说观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汉学研究》，20卷1期，页309—338；斋藤希史对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的日本思想文化脉络作了仔细梳理，见《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289—320。；关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宣称的历史性开创意义，及其所产生的“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盛况见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页103—106。；对于“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和晚清小说的成就等方面对于梁文的历史意义，赖芳伶作了一个较全面的评价，“它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唤起小说家提高国民的政冶认识，推动晚清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并引发小说理论的辩驳和建立，不论在质或量上，都上升到另一个新的阶段”。见《清末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1895—1911》（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页61。另如黄锦珠认为“小说界革命”是一场“包罗广泛、内涵复杂的改革运动”，在理论、创作两方面体现了“革新”“精神”。见《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页123。，学者们作了大量的探讨和评估，其间无论是褒是贬，都以读解这篇经典论文为前提。然而不难发现，在这些评价当中，存在一个不小的裂缝。一面认为“小说界革命”给晚清小说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带来了丰硕成果，另一面又觉得梁文在理论上的建树颇多缺憾。或认为他未能充分吸收明治日本的先进的文学理论，或认为那种强烈的政治和道德取向，不啻是传统“文以载道”理论的老调重弹，更觉得梁氏在把小说变成“大说”时，显然是夸大其词，有“空喊口号”之嫌。见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页107—108；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152。相反热烈称赞梁氏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的，见马春林：《中国晚清文学革命史》（长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页168—169。最明显的莫过于开头的常被引征的一段：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另见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册，页297—211。
批评都言之有据，虽然我觉得都落得太“实”些。本文重读《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集中诠释“群治”的含意，与其说是另辟蹊径，更不如说试图回到历史语境。这里所谓的“历史语境”，或许不无争议的，多半指的是“虚”的部分，即梁氏的“小说”概念以“群治”为核心，构画了一个作为未来中国蓝图的“想象共同体”，与“革命”、“进化”等话语层次相纠错，构成一种文化“整体”（totality）的“迷思”（myth）。“小说界革命”所以能激起热烈响应，蔚成风潮，固然因为它以救国为号召，再从深一层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它的“想象”的功效起了决定的作用。简言之，在帝国危亡、意识形态一度出现真空之际，小说骤登大宝，给深受创伤的民族心灵带来了某种解药之故。
因此，梁氏的夸大其词的修辞本身属于“想象”功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梁文开头一段话所示，在表达小说的重要性时，夸张修辞所运用的排比与重复，乃“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等一连串“新名词”，与“群治”的国族想象的内涵相一致，修辞的手段和目的已融为一体，而“小说”被赋予一种对于社会整体的职能。不无吊诡的是，“小说界革命”和早先时“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提法已引进西化的文学分类，而“政治”、“道德”、“学艺”等也有现代社会分工的含意，但这里修辞的运用却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这种“分工”的现代性，造成小说和国族命运密不可分的错觉。在整篇论文中，同样通过修辞的大量运用，使这一错觉不断得到加强。这种现代性的内在裂隙似乎反映了国情的需要和梁氏的自信，当“小说界革命”提出之时，他数年来大量使用的“新名词”已经营造了一个现代的知识架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通过报纸期刊和交通运输系统，倾动朝野，迅速地传播内地各个角落，事实上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使身居异地、素不谋面的国人迅速接受了梁氏的“新民”想象。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RevisedEdition），p.39.另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52。正是在这样的国族想象的语境里，梁氏为小说加冕，使之发挥号令诸侯的整体性效能。
在笔者另需较大的篇幅展开“小说界革命”和“想象”的问题之前，本文旨在释证“群治”一语在20世纪“群众时代”的广阔视域中，在“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到“小说界革命”的历史语境里，探讨其意蕴。虽然关于梁氏的“群治”，史家已有不少讨论，但它与“小说界革命”的关联，还鲜见注意。我想提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群治”？“新小说”与“群治”有什么关系？“群治”和梁氏所不断鼓吹的“革命”话语有何关系？如果说三年前梁氏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已作为晚清文学革命先声夺人，那么这番“小说界革命”特别凸现了“群治”，又意味着什么？“群治”在当时是怎样被理解的？通过“小说”和“群治”话语的形成及其特殊关联的历史化追索，本文想着重强调：“小说界革命”在国族危机更为紧迫的情势下被召唤到前台，在思想和心理的层面经过一番艰苦的调整，且预示着知识身份、启蒙话语及其沟通形式的巨大转型；小说既被要求成为“新民”、“开导中国文明进步”之具《〈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群治”话语则是为“新小说”设计的理想模型，也是给小说套上的“紧箍咒”。但“群治”本身不仅以其乌托邦式的未来中国的魅力，且因其“想象”的隐喻给精神上受重创的读者带来希望和解脱，也刺激了小说空前的活力和可能性。
二、“小说界革命”为何姗姗来迟
“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继之以“小说界革命”，从晚清文学革命及其掌舵者的思想脉络的内在连续与断裂来看，充满了戏剧性反讽，其中冲突的激烈程度，恰恰是外在冲突的影像的投射。自戊戌变法堕产之后，康梁等改良党流亡海外，眼见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联袂而至，神州危如悬卵，清廷愈难挽救，在另一边则是反清“革命”浪潮澎湃汹涌。所谓藉小说而达到“群治”，出色表现了梁氏的政治及艺术想象，由此传达出噩梦似的预言：当小说戴上文学冠冕时，文本外的政治现实里，却活跃着酝酿暴力的群众运动，正移向历史舞台的中心。
这一过程充满了中国社会及梁氏个人急遽而复杂的变化。尤其在1900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之后，朝野上下对政治体制变革的要求迫在眉睫，反清革命的激浪高涨，在这样的严峻氛围中，梁启超作为一个以拯救中国和重铸国民精神自命的精英代表，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经历了激烈的震荡。对他来说，实现诗文和小说之间尊卑位置的颠倒不仅标志着他的观察视点、思想结构以及自身精英身份的某种绝非简单的调整，同时也是以这期间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即一方面他初步完成了关于理想的中国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新民”品格的蓝图，这为开展“小说界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另一方面由于“诗界革命”的实践显示出利用杂志这一现代印刷媒体使文学成为民族启蒙之具的潜力，这为进行“小说界革命”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
这里涉及“群治”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之间具有某种张力。相关的问题是：甚至在戊戌期间（1897—1898），种种迹象表明——从改良派对“法国革命”的激烈诅咒，或从《时务报》对于“群”或“民权”的讨论中，已经惊惧地预感到“群众时代”的莅临。在这样的境遇里，也出现了小说将取代传统经史地位的暗示。一个颇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小说既如此重要，为什么梁启超率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而不是“小说界革命”？其实他早已提出“言文合一”之必要，也主张让小学生读小说。流亡日本后，他更身体力行，在《清议报》中提倡并连载日本“政治小说”，更何况在倡言“诗界革命”之后，“革命”、“破坏”之类的语词频频出现在他的言论中，为何对小说却偏偏显得吝啬，不给贴上“革命”的标签，而要等到1902年“小说界革命”才姗姗来迟？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追溯到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最初提出这一口号是在1899年底，然而比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更具象征性的是地理位置——东西两半球之交的太平洋。他当时接受康有为的派遣，从日本海行赴夏威夷，为保皇事业筹款。如他在当天的海上日记（《夏威夷游记》，原名《汗漫录》）里记录的，在途中，面对浩渺无垠的太平洋，诗兴突发。他忽然深感中国的旧诗传统缺乏生气和创造力，于是慨叹：“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因此豪壮地提出：“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并宣言：“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任公：《汗漫录》，《清议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影印本），第35册（1900年2月），页2263—2264。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进化”观念日益流行之前，使传统思想逐渐崩坏的首先是一种新的空间意识。当士大夫对“地球”、“世界”等概念的兴趣与日俱增，“天下”或“正朔”意识的神圣光晕开始褪色。从17世纪起，关于地球和世界地理的知识渐由西方传入中土，至19世纪中叶之后更出现大量世界地理、历史著作，对于世界意识的形成发生影响。参祝平一：《跨文化知识传播的个案研究：明清之际地圆说的争议，1600—180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9卷3期（1998），页589—670；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79；邹振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23—72，《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其余文献甚多，此不繁举。从外交使节到周游列国之士，写日记或游记成为一时风尚。在他们不断发现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在产生，且伴随着锥心的焦虑。廖平（1852—1932）声称孔子作《六经》时已知地球及天体，孜孜求证“地球”观念发源于中国古经典的“九州”，反映了那种失重的文化心理在虚构中获得平衡。廖平：《知圣续篇》，见李耀先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一册，页276—279；《六变记》，同书，页547—550。而像唐才常（1867—1900）那种“耳无闻，目无见知，漆室悲吟，奇忧无始”的情状也反映了在那种“尘尘地球，茫茫苦海”中难于为中国和自身获得定位的痛苦。《辨惑》，见《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70—171。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表明一种时空意识的历史性转换，或者说，在同时代的人当中，谁也没有像他那样用地理空间词汇将自我表达得如此生动。他叙述他的父祖辈一向栖居于山谷，是些不问世事的“桃源中人”，他自己最初也是一个“不带杂质之乡人”。后来他走出故乡，游历他省，又远离故国，游历世界，于是“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差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页2257—2258。如果说从“桃源中人”、“乡人”、“国人”一直到“世界人”的过程标志着某种探索空间观念的极限，那么同样在这篇游记里，他开始采用西元西历——在针对所谓“无爱国心”的责难作了一番自我辩白之后——则可视作向现代时间意识的过渡，即他自觉地置身于“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中，从寻找中国在世界空间的定位更落实到寻找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并服从历史“进化”的命令。在这样的语境中，他提出进行“诗界革命”的宗旨是传播“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则表达了中国文学融汇于世界文学潮流、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