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105学风上存在缺陷，有着各自不同的问题，都是自然的，是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因而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应该给予历史的同情的；问题在于自身对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正视的勇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樊骏的自我清醒，包括他对自己的永不满意，他的踌躇、紧张、苦恼、困惑、愧疚与自责，在今天都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我们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到樊骏对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意义，就是他以自己高瞻远瞩而又严格的要求，使我们的学术处于清醒自觉状态；现在，我们要补充说，樊骏又以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不断反思自省，促使后来的学者自身的清醒与自觉。而他对学术、对自己的严格，又缘于我们一再说到的他的无私，一切出于学术公心，除学术之外，全无个人地位与权力的任何考虑。无私即无畏，有公心即清醒与自觉：这或许是樊骏对我们的最大启示。
本文的基础是2006年在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出版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个发言。当时觉得所讨论的问题重大，没有说清楚，需要再作研究，就没有及时整理成文。不料一搁就是四年，我为此一直心怀不安。去年有一个在台湾讲学的机会，本以为可以清静一点，借此偿还文债，于是将发言稿和有关材料都带了去；却不料依旧忙碌，未写一字，把材料原封不动地带回。又拖了四个月，这才下定决心，集中一段时间，将樊骏先生的著作重读一遍。因为又有了四年时间的距离，所要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思绪也越加纷繁，还是说不清楚，甚至不知从何说起，又实在不能再拖，只能勉强成文，而留下许多遗憾。
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支克坚先生学术思想和贡献初议听到支克坚先生远行的消息，我在感到痛惜的同时，更感到内疚：我欠了支先生一笔文债。早在几年前，我就应解志熙之约，准备写一篇评论支先生的力作《周扬论》的文章，支先生也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似乎有所期待。我当然感到了这样的期待的分量，因此，总想把先生的全部论著都研究一遍再作文，这样反而把时间耽搁了，迟迟不能动笔，以至成了永远的遗憾。而且，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完先生的全部著作，只能根据手头有的几篇先生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谈谈我对他的学术思想与贡献的印象，以表示我的追怀之情。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更为从容和充分的学术的讨论：我坚信，支克坚先生的研究，是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
我之所以一直想作支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的研究，首先是支先生学品和人品对我的吸引，同时也是因为我把他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这是我这些年陆续在做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学术界对这第二代学者的关注和评价远远不够，这是会妨碍我们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和历史传统的认识和把握的。我在接受一位在学的博士生的访谈时，曾特地谈到“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我说：“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107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忱之为核心，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福建（以俞元桂为核心，福建师范大学为中心）。
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兰州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为核心，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江苏（以范伯群、曾华鹏为核心，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在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能够得到迅猛而健全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从这幅研究地图里，就不难看出包括支克坚先生在内的第二代学人的突出地位，他们或者自成研究核心，或者在第一代学者核心周围发挥独特作用，如北京文研所的樊骏、马良春、卓如、吴子敏，北大的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北师大的杨占升，南京大学的叶子铭、许志英、董健，河南大学的刘增杰等等，都以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以及对新一代学者的扶植、培养中的出色表现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较早谈到第二代学者的特点的，是王瑶先生。他在《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一文（收《润华集》，《王瑶全集》第8卷）中说：“现代文学这门课一向认为是政治性很强的课程，所以教员也多半是‘双肩挑’干部。他们既是政治干部，又是专业教师。他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参加者，埋头走‘白专’道路的人极少。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有政治敏感，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由于历史原因，知识面比较窄，业务基础尚欠深广，外语和古代文化知识较差。”当然，正如王瑶先生自己所说，“这是就一般情况说的”，具体到第二代学者中的个人，是有很大差异的，并不都如王瑶先生所言。
但王瑶先生的几点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并且和我们下面的讨论很有关系。一是第二代学者大都有“马列主义的修养”，这是他们的理论根底，是和以后几代学人相区别的。其次，他们都是革命传统培育出来的，而且是历史的参与者，革命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教训在他们身上都有深刻的印记，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可能成为他们的历史包袱，但如果转化得好，又会成为他们特有的精神财富。其三，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使他们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取新的思想资源，纠正、调整和发展自己；但他们中也会有些人因一味趋新而10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失去自己。事实上，对他们所经历、参与的革命，他们的革命经验，也包括对革命文化、文学的研究经验，是存在着三种态度的。一种是拒绝作任何反思，任何时候都以“政治正确”自居，并对提出质疑者大加讨伐，就成了旧的政治与文学权力和秩序的维护者。一种是全盘否定，趋从自己其实并不甚了然的最新思潮，或许会引人注目于一时，其实是无根底而难持久的。而另一种，就如支克坚先生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就是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打破由历史造成的局限的同时，也须认真总结其中的科学的、有益的东西，并使其有助于学科在今天，能够真正像樊骏所说，经过自己的途径，用自己的方式，‘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修养’”（《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读樊骏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值得注意的是，支克坚先生认为，“这项工作只能由第二代学者来做”，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这就说到了本文讨论的重心，这也是支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命题：“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应该说，时刻感受到“时代”对自己“这一代”的“要求”的压力，并积极予以“响应”，这本身就是第二代学者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历史、学术品格。它的本质，就是我近年不断谈到的“承担意识”，或者叫“使命感”，它包含了三个层面，即对自我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以及对时代、历史、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承担，而这样的承担，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绝不停留于口头的宣言，而是内化为日常学术工作，以至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成实践伦理与习惯的。这样的承担意识、使命感，是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的，它显然来自第一代，经过第二代的承传，又显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些第三代学人。但在今天，对新的研究者却越来越陌生。这也是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的，需要另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