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文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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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3)

诗人与哲人的和解,使人类艺术史变成一次“浪漫的长旅”。诗人与哲人,穿行在林中,飞越雪峰和草原,渡过河流与湖泊,游荡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之上,从而使人类精神充满审美的力量。从历史主义维度来看,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带有鲜明的文化印迹。正如爱默生所言:“能让我回返自身的事物总是最美好之物。”“那些神圣的吟游诗人是我美德的朋友,是我智慧的朋友,是我力量的朋友。”《爱默生集》,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93页。的确,世界上最美好之物与历史上最闪光之物,就是那些天才创造者的心灵智慧所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诗人与哲人给我们的历史留下了闪亮的光点,诗人与哲人以他们的心灵慧悟装点了我们的世界,诗人与哲人以他们的作品构造了这个世界的美。读那些美妙的诗篇,就会获得精神上的振奋;想像的翅膀,便会在精神的天堂自由飞翔;体悟那至理的箴言,便会领略生命的智慧,葆有生命的尊荣。因而,诗人与哲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思想时空,是最富于启示的天地,是最富于自由的天地。文艺美学的追寻或梦幻旅程,就是追随诗人与哲人的脚步,踏上历史生命的旅途,踏上浪漫的旅途。

从历史的体认中,可以发现,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时代不同,诗人与哲人的和解方式也有所不同。诗人与哲人总是面对时代,面对精神现实,作出自己独有的选择,进行深刻的内心对话,以此来救渡时代和人类。从一般历史原则看,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和交流方式,有三种基本形态:古典的凝重、近代的空灵与现代的虚妄。

“古典的凝重”,是指古典时期,诗人与哲人之间的思想方式的共同性,特别表现为对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的崇尚。古代诗人和哲人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把握世界,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断片性特点。思想断片本身就是抒情诗句,例如,赫拉克利特指出:“闪闪发光的是干燥的灵魂,它是最智慧、最优秀的。”这本身便具有诗的特点。“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争又是和平,是饱满又是饥饿,它像火一样变化着,当火和各种香料混合时,便按照那香料的气味而命名。”赫拉克利特:《论自然》残篇67,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三联书店,1957年。在古代诗人和哲人那里,他们不习惯详述和论证,也不习惯于申辩,像《荷马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长篇史诗,都是建立在口头传说之基础上。对于荷马的长篇叙述,赫拉克利特明显表示轻视,因为古代哲人更愿意以极其简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原初而且富有诗性,隐晦而又充满神秘。因此,古代诗人与哲人的文献作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创造,总是不断地激发着后人去破解其中之谜。《道德经》五千言,不知包孕多么深邃的精神;《周易》更是一部充满神秘象征意味的生命诗篇,是伟大君子的诗情理想,是宇宙之诗,是诗的宇宙。同样,《吠陀赞歌》充满了许多神秘的诗句。例如,“最初,爱欲出现于其上,它是心意的最初种子。智者以智慧在心中探索,有的联系在无中被发现”。这诗句本身,就是神秘的哲学体悟。不是聪慧的哲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不是高明的诗人达不到这种悟性。在印度的《歌者奥义书》中,诗哲写道:“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小于米粒或麦粒,小于芥子黍粒或黍粒核。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大于地,大于气,大于天,大于这些世界。”《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0—87页。古代诗人与哲人正是如此创造着神秘,创造着启示,创造着智慧;诗人与哲人有着本源的亲缘关系,他们共同创造着古代文化的奇迹。随着宗教的盛行和潜在的影响,古代质朴的诗与思也具有了宗教性体验之内涵。这种古典文艺美学精神,虽然显现了人类古典文明的丰富与美丽,但是,其中毕竟更多神的力量崇拜,更少对人的主体自由本质的关怀,因此,诗思谐和的古典审美精神在近代形成了根本性转换。

“近代的空灵”,是指近代时期,诗人与哲人在主体性精神的支配下,通过浪漫主义的缅怀方式对人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肯定。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思潮、儒道佛的合流,显示了中西文化的新品格,所以,宗教对于诗人和哲人的巨大影响是无法被漠视的。且不说陶渊明、李白对道家文化的深刻体悟,不说佛禅对于王维诗艺空灵境界形成的关键意义,也不必说“梵”的品格对于泰戈尔的决定性影响,单说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就能把握宗教体验对于现代诗人和哲人的关键意义。罗丹说:“在我看来,宗教不等于不清不楚地念些经文。宗教是对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释的,而且毫无疑问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感情。是维护宇宙法则,保存万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对自然中我们的官能不能感觉到的,我们的肉眼甚至灵眼无法得见的广泛事物的疑惑,又是我们心灵的飞跃,向着无限、永恒,向着知识与无尽的爱。”《罗丹艺术论》,沈琪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90页。罗丹的神秘体验,很能代表近代艺术家的审美体验精神。黑格尔也曾指出:“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但是,这种内在生活的还原,却不是回到抽象形式的普遍性,不是回到抽象思考的极端,而是停留在中途一个点上,在这个点上,纯然外在的因素与纯然内在的因素能互相调和。因此,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1页。这一论述,显然有其历史指代性,从浪漫派诗人的创作来看,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诗确实激荡着自由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希腊和希伯来意义上的宗教精神,宗教体验与人生体验的交融,使得诗人的诗篇显示出空灵的美感,显示了近代西方对神性恩典的泛自然主义式想像。在近代文化中,诗人与哲人之间,有着亲切的情感交流,他们在抒情和自由想像中体味着生命的欢欣和喜乐。如果把古代诗歌和哲学与近代诗歌和哲学作一比较,便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空灵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施莱格尔曾就近代神话与古典神话进行比较,以阐明近代浪漫主义自由精神,他认为,古代神话里到处是“青春想像绽放的花朵”,古代神话与感性世界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依照它们来塑造形象,而现代神话则相反,它必须产生于精神最内在的深处。“现代神话必须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人为的,因为它要包容其他一切艺术作品,它将成为载负诗的古老而永恒的源泉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那首揭示所有其他诗的起因的无限的诗。”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93页。施莱格尔的内在把握,的确穿透了近代艺术的根本精神。在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禅宗的体悟与道玄式证悟本身也极富诗性,所以,魏晋诗歌和唐宋诗歌,都深受宗教精神之影响。事实上,在宗教体悟中,天地境界、山川万物极具自由体验精神,最能契合诗思的自由与灵性追求。

“现代的虚妄”,是指在现代生活中,诗人与哲人对人的主体性与神的崇高性产生了双重的怀疑,从而对生命的存在形成虚妄和荒诞的认识。20世纪的到来,东西方诗人和哲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境,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神在人们心中动摇了,古典神话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打击下不再具有亲切的诗意,这双重的打击,使现代人不知所措。人们走上了“精神的荒原”,不仅面临着信仰危机,而且也面临全球生存危机。战争、疾病、灾难、核能全面威胁着人类,“法西斯主义”更使人感到深重的绝望与恐惧。所以,面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生存信仰的缺失,诗人试图寻找精神的圣杯、荒漠的甘泉,因此,艾略特的《荒原》颇具代表性。在诗人的心中,一切都充满无奈感、无聊感,男女间的性爱也成了例行公事,人们徒劳地在工作中挣扎。寻找圣杯者找不到目标,不仅有着肉身的苦熬,而且有着精神的煎逼。在肉身的苦熬中,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心身的疲惫中,体会不到生活自身所具有的乐趣。在精神的煎逼中,不仅经受着道德的折磨,同时经受着信仰的折磨。人们力图明了生活自身的含义,可是,在生命的潮湿氛围中挣扎,在生命的荒漠状态中挣扎,却怎么也破解不了生活自身的秘密。没有信仰,精神无据;背负信仰,精神又疲惫不堪;担当历史,却又无法改变它;正视存在,却无法忍受荒诞与烦忧;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筹莫展;在现实与未来之间,面对虚无。这种现代人独有的处境,使诗人与哲人之间形成激烈的对抗。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心灵的所有勇气,是对存在第一声呼唤的回声,存在的呼唤,将我们之思汇入世界的游戏”。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写诗的人愈少,运思的人也愈少,诗与哲学的精神联系,只能在荒诞与苦闷中暂时放逐,变成了审美的理想信念。刘小枫指出:“诗对虚无世界的意义填充有赖于诗人的活动。正是通过诗人的吟咏歌唱,才把信念、救恩和爱赋予世界。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意义和真实价值,不是世界的本然因素和自然构成,但它必须成为构成世界的要素。”“诗的活动由此而成为生存世界的扩展,这种扩展,表现为人的生活经验的诗意的扩展。诗重构人的世界经验,经过重构的经验就是诗的经验,它使人置身于世界之中却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因此,只要诗人与哲人在,这个世界就不会消亡。从诗人与哲人的和解中,可以充分体认到创造性的文艺美学精神所具有的根本价值。人类审美精神的艰难求索,也再次证明文艺美学价值形态重建的困难和希望。人类审美文化精神,充实在未来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中,预示着积极健康而自由的创造性品格,由此,展示出文艺美学的诗性力量。在诗与哲学的沟通中,生存的本质和存在的真理在向我们敞开,文艺美学价值形态建构的目标,也离我们不再遥远。

如何在诗思中享受思想的自由并展望生命的浪漫?这是摆在现代诗人与哲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只是诗歌与哲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立。从当前的格局来看,诗歌与哲学,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独立科学,诗人与哲人之间的思想沟通,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欣赏,这样,一个冷酷的自然世界和现实的生活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人类日益追求技术的现代化,不断挑战人类的智力与思想极限;另一方面,人类在日益异化与技术化依赖的生存环境中求活,从而使心灵发生畸变,不断背离诗性浪漫精神。或者说,诗性生活日益离我们远去,技术化生存又使我们的世界变得特别强横和危险。这是诗与思的分离,更是技术与理性向诗性与感性的挑战,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诗与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文艺美学解释,为什么必须既是诗的又是思的?因为仅有诗,文学美学就缺少科学与理性的品质,仅有哲学,文艺美学则缺少自由与感性的特质。诗歌与哲学,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它们具有自身的思想立法,人类思想的本原目的日趋迷茫,因而,需要重新反省思想与艺术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更自由地生活,当思想变成了工具,只能服务于一部分人的思想意志时,回到本源的思想目标,就显得极为重要。此时,诗人与哲人,构想人生的和谐就依然具有意义。诗歌展望最理想的生活与理想的世界,哲学理性地评判人性的本质,重新反省生活的意义,这就决定:哲学不能是过于现实的冷酷的,因为过于理性地评价生活,就会看到世界的绝望。为了让世界不至使人绝望,就必须走向诗,因而,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不仅是为了保护美,保护诗性之思,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美好理想,使我们的世界充满自由与希望。从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实践中,可以看出:诗思是可能的,也是充满魅力的,问题在于:诗思需要想像性体验,更需要存在式反思。无论是生命的自由想像,还是生命的深度反思,都需要以生命的自由意识为根本,即让我们更深入地沉醉到自然生命存在的诗境之中,更深入地体验自然生命的活跃美感与强力意志艺术的无限冲动。总之,在诗思综合性解释中,让生命放射出无限的光华,无数美学家的诗思,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既然诗与哲学的融通是文艺美学生命之思的前提,那么,坚守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就变得异常关键。

思之本质与美学解释的存在论意向

5.2.1.思想之方法:在惯性思维方式和可能性变革之间

文艺美学解释方法的寻求,从根本上说,不只是方法论问题,也是思想深度的触摸问题,即怎样才能更本质地回返到事物自身。我反复强调:诗思谐和的方法,即以诗性综合解释为中心的方法,能够比较好地保护思想的诗性,但是,只有纯粹哲学的方法,才能更好地把握审美活动的本质。诗可以激活人的生命想像,调动人的生命情感,唯有哲学才能使人充满理性与反思精神地去探索存在的秘密,因为哲学的反思,即对人生命存在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深入思索。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反思”,是在前之思,也是在后之思,前者是对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的预见性,后者则是对生命存在复杂性的理性归纳与总结,带有历史透视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人们还没有充分思考之前,哲学反思,使得思想本身具有存在的预见性,与此同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哲学能进行深入地反思,把握生命存在的本质。唯有哲学反思,才能“思向本源”,“思出”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秘密。思想者离不开“思”,思是放任自由的,但思出水平,思出智慧,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平常的思”是可能的,“异常的思”后面,跟随的都是平常的思。不过,有人认为,从事哲学研究要有“平常心,异常思”赵汀阳:《哲学操作》,《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平常心”保证了思想的朴素性,规定着思想的意义,促使人认同性地接受而缺乏反思判断力,“异常思”则是为了发现新意,从怀疑入手进入真理的澄明之境。要学会“平常心,异常思”,对于心智就是一大考验,因为异常思与人的个性、意志与心智水平紧密关联。哲学反思,即由平常思出发,寻找异常思,又由异常思,回到日常生活,使异常思在日常生活处获得意义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