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心实惠，作为生活肉身化信仰与道德伦理解构的最直接表达。观念的变革，使人不再斤斤计较于职业的高低贵贱。从事神圣的高科技事业，并不比日常的服务行业高贵，站在大学的讲坛上传播真理者，并不比小学文凭的新型商人光荣。一切工作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实惠的大旗高悬，友谊以实惠维持，创造以实惠回报，劳动以实惠支付，政绩以实惠衡定，这是新型的劳动价值观。金钱崇高论的魔影，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特别的力量，诗性价值体系与诗性生活方式，在现实欲望至上者看来，全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于是，人们只能沉醉在欲望之中和强力冲动之中。逃避牺牲、膜拜生命享受成了人们最实惠的追求，不想念牺牲的价值，只崇尚肉身享乐与金钱权力带来的荣耀与尊严。在当代审美文化中，一切新的观念，仿佛皆与牺牲观念相对立。在传统文化价值之中，牺牲必须以信念作为支撑，牺牲必须以未来作为承诺，牺牲必须以英雄作为典范。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名流即英雄”，“名流”不是因为牺牲成为英雄，而是因为财富而成为英雄，因为只有创造财富才能成为英雄。那种古典式牺牲观念，是受到极力抗拒的。
第三，隐蔽感情，作为现代人在工业化生活漩涡中无法自处的必然选择。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当代社会也不相信眼泪，“被人同情”，成了生命没落的象征或无能的象征，因而，在情感表现上，人们总是喜欢隐蔽。你无法真正透视他的心灵，每个人都学会了独立自主，大家都适应了放纵情感或压抑情感。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相信视觉快感的时代，也许正因为人们追求视觉刺激和感官快适，在情感体验上，人们尽量回避那种孤独式体验。在忙碌的视觉感受中享受生存的欢乐，在新异的视觉刺激中拒斥痛苦乃至绝望的反思，因而，在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心灵的信仰和存在的依据被挤到角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注重现象的描述而避免简单的判断，正是看到了当代人情感状态的复杂性。从生命的真理来看，切不可以简单化评判代替那种深度的复杂分析，正因为如此，在把握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外在表征时，我们切不可简单地做出断语。
人的情感状态，并不像物质景观那样直接可触，因而，视觉隐喻对人的情感状态的把握，必须选择强有力的艺术中介，当代文学、绘画、雕塑、电影、电视充当了这种观照当代人之情感状态的视觉文化屏障。正如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当代文化的视觉表征所做出的判断那样，当代文学艺术或审美创造在表现当代人的情感状态时，也显示了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对立。乐观主义者的艺术形式，以喜剧情调强化视觉隐喻，而悲观主义者的艺术形式，则以悲剧精神强化视觉隐喻。在诸多的艺术形式中，电影电视艺术最具这种视觉象征意义，在当代中国电影中，这种喜剧情调或喜剧变调的作品，展示了当代人的情感状态。王朔的小说和电视剧，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捕捉到了当代生活和当代人情感状态所具有的喜剧情调。他在平凡、忙碌而又无聊的生活中，看到了那种道德的闪光和甜蜜的烦恼以及新潮的潇洒。当代中国少有真正具有深度的批判性影片，即便是张艺谋，也不过是千方百计地制造这种喜剧性变调效果，以满足大众的世俗需要。无论是高粱地的“野合”，《菊豆》中的“偷窥”，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妒忌”，都充塞着争风吃醋而又无能为力的喜剧性变调。他以中国的原始、愚昧的成见作为电影视觉图像的基调，他以渲染中国文化原始、落后、愚昧作为图像的基调，迎合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原始、落后、愚昧的成见。以性渲染为本能，结果，既无真正的批判性，也无真正的喜剧性，他那种本质的喜剧性精神，在《秋菊打官司》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王朔风格、张艺谋风格，乃至各种各样的变异，烘托出当代中国的喜剧性变动，少有真正批判性意义的悲剧作品。
在以视觉享乐为极境的接受者那里，他们从根本意义上拒绝悲剧。当代中国对西方电影电视的译制中，一方面，很重视喜剧性的警匪片和家族财产纠纷娱乐片，译制的电视剧大部分以此为主调，中国观众在视觉享受中认同了西方文化的喜剧性。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批判性的生存状态片和人性异化片。译制的电影大都以此作为基调，尤其是以表现压抑性和悲剧性的题材为主导，实质上，这反映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创造者对当代人的情感状态所作的两种不同反映。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奥尔特曼以富于动感、转换流畅、衔接自然的剪辑，以不断变化的画面内部运动，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个疯狂的世界。“影片中的声带错位，汽车碰撞，飞机轰鸣，乐队边行进边演奏，电视新闻记者的聒噪不休，汇成一片嗡嗡声。”夸特：《当代美国电影》，杜淑英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其实，这种喧闹，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像《教父》、《E.T》、《金色池塘》、《克雷默夫妇》等影片，既表现了现代人的处境，又在商业社会取得巨大成功，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艺术在观照现实的同时，又屈从于现实，艺术家在憎恶冷漠荒诞人性关系的同时，又屈服于人性的异化，这是当代人所无法摆脱的困境，也是当代人无可奈何的情感状态。
当代审美文化的探索，不可能为传统美学体验再唱抒情的歌谣，必然试图为当前纷乱的生活现象做出某种回答，寻找某种合理的解释。萨特对现代艺术的评断，就很有启示性，他认为，贾科梅蒂的艺术和魔术师的技巧相似，人们既是他的受骗者又是他的同谋者。假若没有热情，没有情感的轻信，没有感官易于受骗的习性和知觉的矛盾特征，他就永远不能赋予他的人物图像以活泼的生命。“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了那种通常只有在现实人生面前出现的情感和态度。”巴斯金编：《萨特论艺术》，冯黎明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7页。当代人就隐于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感状态中，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分明表现出：“艺术的表现对象仍然是世界，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可见之物，因为颠倒了有限事物和无限事物的关系。”“富裕制造了人的愚蠢和脆弱。在今天，脆弱成了唯一财富，成了唯一的实在之物。”“无论是在生命体的外部还是在生命体的内部，无限都只是空虚，黑暗。”巴斯金编：《萨特论艺术》，冯黎明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3页。当代人的情感不确定性，当代审美文化的茫然感，都预示着人的问题远未终结。简单解释是无效的，必须认同复杂性，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状态下，传统美学的理论话语，是何等软弱无力，因为当代人根本就不信奉那种古典的静穆理想。
4.4.4.审美文化积淀与文明生活的世俗和神圣冲突
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和情感状态，总是多多少少地折射出当代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当代取向与传统美学的取向，必然有很大程度上的背离。自然与反自然，人性与反人性，扩张与束缚，自动化与机械化，无不可为与无所可为的矛盾对立，美与丑之经典界限的消失，真与假之既定界限的混淆，善与恶的情感尺度的模糊，已使当代审美文化取向变得杂乱无序、自由放任、散漫无度。在这种当代审美文化取向中，人们总是看到了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立，并预言未来形态的美学解决，必定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和解，在我看来，这是深刻的错觉。无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当下而言，审美文化取向，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表现为世俗主义与神圣主义的对立，恰好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同一。神圣主义，总是在世俗主义那里找到合适的据点，从西方文化史可以看到，原始宗教与原始人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自从《圣经》文化的传播，神圣主义更是与世俗主义融为一体。教堂筑居在市民中心，教堂的礼拜与信徒的施舍，正是以金钱来维持，建筑史上奇迹般的教堂穹窿结构，正好表达了世俗社会的神秘信念。东方文化也莫不如此，印度的辉煌建筑，正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合谋的产物。在中国文化中，佛殿或圣所，正是有钱人舍财消灾、超度魂灵、祈求护佑之地，似乎越富有越易受到神灵的庇护。不义、残暴和诈骗，正好可以在宗教忏悔和菩萨保佑中消灾免祸。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再次奇妙地融为一体，愈是富有愈是对宗教虔敬，对神明虔信，在神与人之间以信仰作为桥梁，而在人与人之间以强力作为桥梁，这本身就是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合一的产物。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真正与之相抗衡的力量，是理想主义，因为理想主义，既反神圣主义又反世俗主义的现实主义自由精神，也许只有在理想主义那里，才把美、自由、崇高看得无比重要。
在东西方美学史上，不乏这种理想主义的美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伦理快感，康德所阐明的认识、审美和道德的主体性统一，尼采所主张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合成的“超人”之境，都带有人类理想主义的气质，更不用说马克思所倡导的思想，即从劳动中获得自由解放，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这些思想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中国文化中，理想主义美学精神，一直与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相对抗，真正的儒家，正是不断践履着理想主义精神。儒家的克己复礼、修身养性、兼济天下、内圣外王，极具理想主义美学风范，只是由于“伪儒家”和“空谈家”的泛滥，才使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与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对抗中沉沦。中国审美文化的本质，体现在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审美取向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代审美文化，既可以视作古典审美文化的复活，又可以视作西方审美文化的畸形再生，带有中西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合流的性质。熊十力所弘扬的大生命精神、牟宗三所倡导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方东美所探究的东西方生命哲学，在当代审美文化处境中，仿佛是一曲理想主义审美取向的挽歌。正因为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合流，当代审美文化才呈现出如此复杂的视觉隐喻。
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合流，奠定了当代审美文化取向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美学中，宗教的至上地位以及人们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敬畏，使得神圣主义压倒了世俗主义。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超越对世俗生活的享受，现代审美文化，则强调世俗生活的享乐，消解了神圣主义的影响，宗教神秘信仰，不是人们的必然的生活法则，而是人们的随意选择。商业文化创造着巨大财富，财富支配着权力，权力反过来又追求财富，权力与财富，支配着艺术文化与娱乐文化，支配着日常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世俗生活，在现代与后现代文明的商业光照下，披上了别样的色彩。对象征性建筑的追求，对及时享乐原则的推崇，对虚无主义的信仰，在此，“美是生活”仿佛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生活享乐的辩护词。